一、西汉对匈奴的政策变化
西汉和匈奴的关系可以用复杂多变来形容，一个是中原地区拥有统一政权的封建王朝，而另一个是少数民族政权中的霸主，当二者因为国家利益、领土问题发生争端后，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其实只有两点，要么直接付诸武力进行战争，要么就是吃力比较弱的一方向另一方低头。
在汉朝初年由于国家的综合实力并不强大，虽然在和匈奴交往的过程中也曾经发生过战争，但由于汉朝的整体实力远远不如匈奴，所以在汉朝初年汉匈战争基本上都已经
西汉王朝失败为主。
为了避免长期战争对国家政权以及人民生活造成更大的危害，西汉统治者不得不调整对待新人的政策。

“和亲”政策是西汉对待匈奴的主要外交政策，但这种政策其实是在武力无法达成的前提下才出现的。这种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西汉边疆安宁，但即使在“和亲”政策的绥靖之下，匈奴依然不断与汉朝发生小规模战争。
但是为了能够保证国家发展大计，所以西汉初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采取忍让策略。即使是在
汉武帝前期，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其实也在不断变化。
比如，汉武帝即位到发动汉匈战争之前，在对待匈奴时也是延续先祖留下的“和亲”政策。但随着汉武帝时期的国力不断强大，汉朝与匈奴的关系也正在逐渐发生着变化。

二、由“和亲”政策向“图制匈奴”转化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原地区的历代王朝都无法忍受统治权力受到任何威胁。尤其是对西汉时期的汉武帝来说，他深知开国皇帝
刘邦以及“文景二帝”对匈奴的憎恶，所以在他即位之后就发誓要厉兵秣马、发愤图强。
但由于汉武帝统治前期，西汉王朝的综合国力无法达到可以发动战争的水平，所以汉武帝为了能够稳住匈奴，并且在国家发展之际尽量与匈奴避免发生战争，在这个时期与匈奴依然采取“和亲”政策。
但此时的“和亲”政策可以说已经名存实亡了，无论从汉武帝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匈奴对汉朝的态度来看，单纯的依靠“和亲”根本无法解决两国的利益纠纷。

匈奴人由于无法忍受长期呆在漠北苦寒之地，所以为了民族发展和政权统治，不断向中原地带移动其中主要采取的方式就是
军事行动。匈奴人的这种做法与西汉王朝的利益产生了大矛盾。
虽然在汉朝建立初年并没有与匈奴人抗衡的综合国力，但是到了汉武帝中期的时候，由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人口都得到了质的飞跃，所以汉武帝绝定放弃“和亲”政策，用武力干事来解决汉朝与匈奴的争端以及多年的国仇家恨。
公元前129年即西汉武帝元光六年，汉武帝派遣卫青和
霍去病带领大军主动攻击匈奴，这场战争历时四十四年并取得了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河西之战三次大捷。通过这三次大战，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彻底扭转，由被动变为主动由受之于人变为统治于人。
汉武帝时期对匈奴发动了战争，不仅解决了匈奴经常南下侵犯汉朝边疆的问题，而且对当时西汉时代北方地区的经济和人口发展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汉匈战争后的“威震匈奴”政策
自公元前 129 年汉武帝主动出击匈奴并胜利之后，也从侧面完成了西汉 “图制匈奴”的目的。 汉匈之战不仅解除了匈奴对西汉王朝统治的威胁。
同时也迫使匈奴远离汉朝北方边境，并且在汉朝军队的穷追猛打之下不得不向更加深远的漠北地区逃窜，至此匈奴在“南漠无王庭”的局面彻底被确立。
相信对汉朝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汉武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君主，他在打败匈奴之后并没有就此收手。在民族利益以及国仇家恨面前，他又萌生了让匈奴向汉称臣的想法。这其实也是汉武帝“威震匈奴”政策的开端。
为了将“威震匈奴”逼其向汉称臣，公元前 110 年汉武帝颁布诏书：“南越、东越均已经臣服，但是匈奴等部未臣服，我将亲率大军巡边陲。”
这其中想表达的意思其实不言而喻，简单的说就是让匈奴王庭了解，南越、东越已经被汉朝通过武力制服并称臣，作为汉朝手下败将的匈奴也应该有自觉性，那就是赶紧向汉武帝低头称臣。
为了让匈奴人能够感受到大汗朝的国威，汉武帝在北河屯兵 18 万借此震慑匈奴。同时，在这个阶段汉武帝还曾派出使臣出使匈奴，并用警告的口吻告诉匈奴统治者，“如单于可以汉朝作战，我将亲自率军士奉承”。至此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已经足以震慑匈奴王庭。
公元前 107 年汉武帝再次遣使出使匈奴，并要求将匈奴单太子作为汉朝人质，同时还迫使匈奴答应与汉朝“和亲”。
匈奴在权衡利弊以及将自身实力与汉朝实力进行对比之后终于臣服于。这不仅实现了汉武帝“威震匈奴”并让匈奴称臣的目的，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时的汉武帝国仇家恨都以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