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05年秋,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年冬天,郡的太守派出一名督邮,到彭泽县来督察。督邮,品位很低,却有些权势,在太守面前说话好歹就凭他那张嘴。这次派来的督邮,是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泽的旅舍,就差县吏去叫县令来见他。 陶渊明平时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不得不去见一见,于是他马上动身。
不料县吏拦住陶渊明说:“大人,参见督邮要穿官服,并且束上大带,不然有失体统,督邮要乘机大做文章,会对大人不利的!”
这一下,陶渊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长叹一声,道:“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
说罢,索性取出官印,把它封好,并且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随即离开只当了八十多天县令的彭泽。
这正就是所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来历.
造成陶渊明逐渐形成归隐思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时代政治的原因。陶渊明生逢乱世,他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十个皇帝,社会处于空前的大分裂、大动荡的黑暗时期。在这样的社会中,陶渊明的治世理想是难以实现的。晋宋时期,推行的是门阀世族制度,政治极端腐朽。门阀世族制度萌生于东汉末年,形成于魏晋,魏文帝曹丕为篡汉而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为门阀制奠定了基础。中正官“计资定品”只重门第,不重乡议。司马家族建晋之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逐渐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官位世袭局面。土族与庶族有着明显的界限,不仅政治、经济地位不同,甚至不通婚,不同乘共坐。士族的权势之大、气焰之盛,这皇权也不能完全控制。晋武帝司马炎时,土族王恺、石崇斗富,石崇对司马炎资助给王恺的一支二尺多高的珊瑚树不屑一顾,随手打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士族的奢侈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士族官僚的把持下,庶族寒门的人士很难有做官、晋升的机会。当时的名士、犍为李密就曾发出了“朝中无人,不如归田”的慨叹。陶渊明祖上虽做过高官,但仍属庶族,又加之家境清寒,所以在官场上始终受到歧视。从他29岁到41岁这13年的游宦生涯中,他曾五次出仕,五次辞官。第一次,太元十七年(公元393年),任江州祭酒;第二次,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在桓玄处当僚佐;第三次,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在刘裕手下任参军;第四次,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在建威将军刘敬宣部下任参军。同年秋天,他第五次出仕,任彭泽令。不久,他就脱袍归隐,再未出仕。这五次出仕,他在职的时间前后累加也不过四、五年,所任官职都是些参军、县令之类的小官,根本不可能实现他那“大济苍生”的远大抱负。但他又心存希冀,雄心不死,所以才这样仕而退、退而仕,反复不已。这时期陶渊明的思想在“用世”问题上发生的反复曲折的变化、直到最后政治理想的彻底破灭的思想状况,在他的咏怀诗中都有所表现。
其次,陶渊明所受的教育和他个人的性格,也是促成他退隐的重要因素。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以清正廉明而名扬四海的贤臣,陶渊明的祖父陶茂、父亲陶逸,也都是冲和温雅、淡泊名利的人。陶渊明多次写诗文赞美他们的清高品行:“功遂辞归,临宠不忒”,“行不苟且、言无夸矜……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这些都显示了他对祖先的高旷人格的由衷赞诩。家庭的熏陶,对他养成清高淡远的性格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陶渊明个人的气质禀赋而言,他那狂狷不阿和缺乏耐心的性格,以及较为脆弱的心理素质,也是造成他在仕隐之间反复不已的原因之一。比如,在桓玄和刘裕当政之初,他都曾雄心顿起,于是便满怀期冀地出仕,但又都很快地失望而辞官,显示了他那书生式的冲动性格。而最后他在做了80天的彭泽令之后,因为不能忍辱纳垢,愤然辞官而归,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心理的脆弱。他那句“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话,缩编为“不为五斗米折腰”当做追求个人尊严的名言普遍采用,成为一种类似于“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傲人气节,这思想当然是可贵的。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他的原话,恐怕还会发现其中另有歧义,至少说明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完全是艺术家型的。这种性格决定了他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诗人,但却难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官员。陶渊明对自己的这种性格也有所认识。在许多诗中,他多次提到“无适俗之韵”,这个“韵”除了政治思想内涵外,当然也包括性格因素。在《与子俨等疏》中,他更明确地承认了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的性格。
此外,在晋宋时期,知识分子们由于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道家思想勃然兴起,引导文人们转向大自然中寻求生命的依托和真谛,形成了崭新的审美意趣,回归自然,与自然交融,成为高雅之士的时髦风尚。陶渊明也不可能不受到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
尽管陶渊明的退隐有些无奈的成份,但这无奈也是壮志难伸的无奈,单凭他放着现成的县令不做的举动,就已够惊世骇俗的了。诗人那份高雅的气节,已足以令人击节叹赏,浮白喝彩。
纵观陶渊明的一生,41岁以前主要在仕隐之间徘徊。仕是自愿,隐也是自愿;仕是不得已,隐也是不得已;仕得积极热烈,隐得恬淡自然。这种矛盾纠葛,既来自于社会的深刻矛盾,也来自于诗人本身儒道思想的冲撞。后半生以隐为主,思想倾向于道家的顺应自然的主张,成为隐逸诗人。但即使在这时期,我们也不能忽视他那“金刚怒目视”的—面。他的隐逸,是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与否定,体现着他追求人生价值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他以隐逸的手段来保全自身的品格,即所谓儒家“独善其身”、“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观念的具体表现,是他情操高洁的宣言。在退隐之后,他矢志不渝,与大自然取得了高度的和谐,并且他还亲自参加了劳动,真切地体验到了“重返自然”的乐趣,隐得真诚、坦白、彻底。这与某些文人们借隐居来标榜清高,沽名钓誉,借以抬高自己身价,把隐居当成飞黄腾达的“终南捷径”的行径迥然不同。而且,陶渊明的隐也不是逃避,他始终观照着现实社会,因而他的诗文既充盈着隐士的高逸,又不乏社会的意义和历史的沉重。这正是陶渊明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的理由,也是陶渊明伟大人格的价值所在。
参考资料: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098241.html?si=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