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身份社会的发端可追溯至中华文明的“轴心期”——西周至西汉。周礼开宗法制度之先河，把个人的等级关系建基于宗法血缘等级关系之上，两者巧妙结合、互为表里。在此架构中，家国高度同质同构，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皇帝就是这个家庭的家长，拥有超验的、至上的权威。这种宗法制度在西汉得到了强化，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指引下，建立了新的统治制度，奠定了其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基本模式。人人身处“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教规范之密网中。个体来到世间就会获得特定社会身份，就被定格在此网的特定环节之上。这种制度有效地维护了贵族统治，维持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秩序。它们公开地或隐蔽地、合法地或不合法的支配着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毋庸置疑，它同时极大地压抑了人的生命本能、自由和创造性。扼杀、摧残了人性，造成了中国国民的依附性、保守性和奴性。这种社会是有秩序的，但它是一种封闭的、僵化的秩序。中国传统身份社会具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社会结构呈现“差序格局”。以人伦为基石，以己为中心，推出与自己产生社会关系的人群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关系，每个人在不同时间、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也是不同的。“差序格局”超越规则的束缚和一切制度化的秩序，成为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根本准则。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制度总是依人事更迭而突变，稳定持久的理性化制度始终无法建构的关键所在。这种格局使人与人之间自设樊篱，使社会分崩离析。正如马克思所言：“封建制度就其最广的意义来说，是精神的动物世界，是被分裂的人类世界”。处于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各自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的观点、感情、权利、习俗和生活方式，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思想、情感和追求。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经济、政治领域改革的深化和拓展，社会自治领域日益扩大，长期形成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一体化模式正趋于解体，国家与社会二元性分化的历史性变迁开始进行，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市民社会正在发育、成长和崛起。其建构已成为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议题。市民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轴的高度理性化的社会。就文化特质而论，中国传统社会以身份为根本特征，现代社会以契约为根本特征。中国市民社会的文化建构是从身份走向契约的历史进程。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身份社会。身份是一种先赋的、常驻不变的人格状态，是判定人们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的基准。它源于父权制家族的隶属关系，人们一旦获得了某种身份，就意味着他获得了与此相应的种种权利。人们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及整个社会的秩序都是依据身份关系来调节和整合的。在此社会格局之中，群体而不是个人，才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任何个体都不能凭自己的意志和后天的努力挣脱家庭和群体的既定网络，而为自己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传统中国是个讲究身份的国度,成员的生存资源主要依据身份及身份之间的关系而配置;中国古代社会可以说就是一个身份制社会. 直到19世纪下半叶及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康梁变法、"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开始解冻古老的中国身份制冰山;及至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身份制受到更强烈的震撼,身份的解放出现了一个大的跃迁。
身份是人们获取特权的主要途径。在身份社会，身份是决定人们地位尊卑、权利大小和义务多少的根本标尺。“人的肉体能使人成为某种特定社会职能的承担者。他的肉体成了他的社会权利。”人一出生就被分为三六九等，身份生存重于个体的生理生存。身份是权力配置的根本标准，身份不同，权力有别。身份等级越高，权力越大，身份的等级决定着权力的大小和有无，身份使权力分殊化和特权化。讲究身份其要旨就在于维护少数人的特权，因为身份是特权的渊源，是获取特权的合法性根据，要享有特权就不能没有身份依据。这必然促使人们崇拜身份、崇拜权力、惟上是尊、惟命是从。“身份不但成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要素，甚至也成为人生价值观的主导因素。长久浸润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为传统中国人强烈的身份价值取向和身份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