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是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英、法两国在美、俄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其目的是英、法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在华侵略利益。因为英法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战争，所以被英国人称为“亚罗号战争”（The Arrow War）。又称“英法联军之役”（Anglo-French expedition to China）或“第二次中英战争”（Second Anglo-Chinese War）。同时因为这场战争可以看作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延续和扩大(两次战争的本质目的相同)，所以也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帝逃往承德，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并掠夺珠宝、将其焚毁。战争中沙俄出兵后以“调停有功”自居，并胁迫清政府割让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而成为最大的赢家。战争以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结束。
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和约，列强侵略更加深入。中国因此而丧失了东北及西北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得以集中力量镇压了太平天国，维持统治。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战争经过：
广州城战役：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可拆分为“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与“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是从1856年战争爆发到1858年联军抵达天津附近海域为止签订《天津条约》，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是从1858年爆发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到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为止。
1856年，英国借口广东水师在广州黄埔捕捉中国船“亚罗”号上的海盗，派兵进攻广州。法国借口法籍天主教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被杀，亦出兵入侵中国。
1857年12月，英法侵略军五千六百余人（其中法军一千人）在珠江口集结，准备大举进攻。美国公使列威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到达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12月12日，额尔金、葛罗分别对叶名琛发出以10日为限的通牒。此时，清政府正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加上“饷糈艰难”，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息兵为要”的方针。叶名琛忠实执行清政府的政策，不事战守。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并登陆攻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叶名琛被俘，后解往印度加尔各答 。侵略军占领广州期间，当地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广州附近义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御侮杀敌。香港、澳门等地区的爱国志士也纷纷罢工，以示抗议。
1858年3月，四国公使同往上海。两江总督何桂清要求他们返回广东。四国公使却决定集结军舰，北上天津。4月中旬抵达白河口。
第一次大沽口之战：
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六日内指派全权大臣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咸丰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所谓“调停”上。英、法侵略者并无谈判诚意，只是以此拖延，加紧军事准备。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弃守逃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孤立无援，大沽失陷。26日，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6月13日，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吓下，分别与俄、英、法、美签订《天津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共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共四十二款，附约六款。主要内容是：
①公使常驻北京；
②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
③外籍传教士得以入内地自由传教；
④外人得以入内地游历、通商；
⑤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
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⑦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
此外，俄、美公使还利用“调停人”身份，以狡诈手段，分别于13日、1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同年，沙皇俄国以武力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陆续南下。咸丰帝对条约内容感到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不容修改《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政府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大沽一带防务，自1858年英、法舰队撤走后，清政府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6月25日，英海军司令贺布亲率12艘军舰从拦江沙开往海口，下午3时贺布下令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清军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英勇抵抗，发炮反击，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由于清军火力充分，战术得当，击沉击伤敌舰10艘，毙伤敌军近500人，重伤英舰队司令何伯，英法联军惨遭失败，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唯一一次的胜利。
同年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北京换约。
英法进犯京师：
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60年2月，英、法帝国主义当局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侵略军占大连湾，法侵略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华战争。清政府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帝国主义罢兵言和。当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帝还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则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伊格纳季耶夫为英、法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
火烧圆明园：
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18000人，由北塘登陆，进占天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14日，攻陷塘沽，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在直隶提督乐善指挥下，英勇抗击。但清政府本无抗战决心，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离营撤退。清军遂逃离大沽，经天津退至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1860年8月21日，大沽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清政府予以拒绝，谈判破裂。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
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南张家湾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并掳去英国派往负责洽谈停火之谈判代表巴夏礼和士兵等39人。
1860年9月18日，英法侵略军攻陷通州。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统帅僧格林沁等率先逃走，清军全军覆没。9月22日咸丰帝等则以北狩为名携皇后、懿贵妃等离京逃往热河避暑山庄。10月13日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联军发现清军将英法使节团多人虐待至死，遂决定报复中国之野蛮行为，及教训清朝皇室以后不得蔑视英国及法国。10月18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抢劫焚毁圆明园。英法联军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50天，京郊皇家园林如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畅春园等均被付之一炬。清廷派奕欣为全权大臣议和，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联军洗劫和烧毁了圆明园和静宜园。圆明园大火持续了三天三夜，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对此给予强烈谴责，称之为“两个强盗的胜利”。
10月24日、25日，英法联军以焚毁紫禁城作为威胁，迫使恭亲王奕欣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不平等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
沙俄侵略：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忙于对付外来殖民者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造成了北方边疆防备空虚。俄国乘虚而入，加紧蚕食和非法占领黑龙江流域和巴尔喀什湖以南的许多战略要地，而且，一直在寻找机会，想用条约的形式把所占领的中国领土固定下来。1856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派普提雅廷为公使，与清政府谈判边界问题。1858年5月，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用武力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割占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作两国共管。
俄国驻中国公使伊格纳切夫以“调停有功”为借口，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14日，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增开喀什噶尔为商埠，并在喀什噶尔、库伦设领事馆。同时，俄国还将由其提出的中俄西部边界走向强加给中国。1864年，俄国强迫清政府订立《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最大的获利者。
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毁（1860年10月）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谓半殖民地，从国家地位角度而言，中国国家的领土主权、司法主权、海关自主权等方面遭到了破坏，已经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了。但中国又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清政府依然存在，仍在行使着它的权力。所谓半封建，从经济角度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行条约，妄图将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原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将中国经济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链条之中，冲击着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旧有的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外，又加上了中华民族同殖民主义的矛盾。而后者，往往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上述这些重大的变化，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使其出现了鸦片战争前未曾有过的局面。
（一）“国中之国”——租界的出现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发生了重大变化。香港割让给英国后，人口很快由两千人发展到两万人，到19世纪50年代达到七八万人。香港成了英国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与武装侵略的基地。16世纪葡萄牙人留居澳门后，中国一直仍对澳门拥有领土与行政司法主权。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后，葡萄牙殖民者乘机赶走中国在澳门的官员，强迫居民向葡澳当局纳税，使澳门变成葡萄牙的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居留地。此后，澳门不仅继续充当了香港之外又一个鸦片贸易的大仓库，也成了西方掠卖华工的基地。与此同时，在中国的上海，出现了一个主权国家中少有的奇特的政治“景观”，即后来演变成“国中之国”的租界。
上海原为江苏省松江府属下的一个县。因其地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又有优越的地理环境，交通便利，战前已经是中国第一港。江苏省苏松太道，即驻上海。鸦片战争后，上海发展迅速，到同治初年，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正因如此，西方殖民者千方百计在上海攫取更大权益。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即将开埠，英国殖民者立即图谋在上海建立外国人的居留区，并初步选定居留区的地址。1843年，上海正式开放，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巴富尔（G．Bal－four）在上海县城东西大街租得一大院落为领事馆。巴富尔曲解《虎门条约》的有关条款向清方讹诈，要求划定一块纯粹供外国人占用的居留地。1845年11月29日，苏松太道道员官慕久以其个人名义颁布了一个与英领事“依约商妥”的《上海租地章程》。该文件表面看来没有什么公开直接损害中国主权的内容，但实际上许多条款都体现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意向。根据这个租地章程，在上海划出的“外人居住区”，尚属于居留地性质，还称不上“租界”，且当时也还没有“租界”一说。
1848年3月，接任巴富尔的英国驻沪领事借口青浦事件强迫新任道台麟柱答应了扩充居留地的要求，使居留地面积增加了两倍多（原面积大约830亩）。
1848年，以主教文惠廉（W．J．Boone）为首的美国传教士，擅自在虹口地区广置土地，建造房屋，其它美国人纷纷效法。当时道台吴健彰虽然答应了，但并无具体划定界址。待到1863年正式划定界址时，7856亩土地成为美国占领的地域，比英国居留地要大得多。
法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敏体尼（L．C．Montigny）1848年到任后，于次年要求吴健彰援英国例设立居留地，后胁迫新任道台麟柱于1849年4月6日发布告示，将986亩土地作为法国人的居留地。
必须指出，当初，在居留地内，中国政府在行政、司法等方面有干预权，且保有领土主权，这是有明文规定的。但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到了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保有的权利逐步沦丧。1854年，英、美、法三国领事与苏松太道订立《上海英美法租界租地章程》，规定外国侵略者在上海租界内享有行政、税收、财政、警政等权利及行使司法权。为行使上述职权，上海租界出现了一个被译为“工部局”的机关，下分设警务、税务、财务、学务等机构，且设有法院，俨然就是一个市政府，居留地也便完全变成了租界，成为“国中之国”。1863年9月，美、英两国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
罪恶的租界制度在上海建立后，逐渐推广到其它一些口岸。1859年起到1904年，外国侵略者先后在中国的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鼓浪屿与长沙等地设立租界。租界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桥头堡。当然，租界客观上也是一个介绍西方文明的窗口，但更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一个曾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上海“已经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外国人们的一个真正的黄金国。……其中许多人都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只要有利可图，那么走私犯禁，一切都不顾忌，就是行凶杀人，也在所不惜”。（《中国沿海贸易和外交》第一卷）
（二）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立即开始向中国倾销商品，并从中国大量掠夺原材料，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总值（不含鸦片），1837年为九十多万英镑，1843年便增加到一百四十五万六千多英镑，1845年又达到二百三十九万四千多英镑。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从中国掠夺走的生丝与茶叶等，也有大幅度的上升。1838年至1842年，中国向外输出的茶叶年均在四千多万担，到1846年便增加了一倍，达到八千多万担。同时期生丝出口，由三千余包增至一万八千余包，是原来的六倍。
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以棉纺织品为主，约占总值的70％。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工业品，棉布占80％以上。西方大量棉纺织品的倾销，对中国传统手工业最重要的部门棉纺织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东南沿海地区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出现了解体的征兆。
江苏松江、太仓一带，棉纺织业历来比较发达。但随着上海开埠西方机器棉纺织品的大量涌入，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大量洋纱充斥，不少以棉纺织为业的村庄，已经无纱可纺。外国的洋纱洋布成本本来就低，加之不少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价百分之二三十的价格倾销，严重冲击了棉布市场。福建漳州府及同安县的土布，曾经布贩子运销到宁波、上海、天津、辽东及台湾。厦门开市后，洋纺洋布充积于厦门。布贩弃土布而运销洋布，致使土布难以出口。广州附近的情况，也大体类似。
丝茶等产品的大量出口，刺激了这些产品的生产。生产者将这些产品出卖给商贩，商贩再将其卖给大商人或买办，转销到外国。丝茶的出口贸易几乎完全受外商控制，使中国的丝茶生产与交易不得不依赖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通商的五口地区出现了一批买办商人这些人为外国商人推销商品（甚至推销鸦片），收购丝、茶，收集情报，经办其它事务，这些人的命运逐渐与西方殖民者的命运联系得越来越紧密。著名的买办吴健彰，原为广州的行商，后到上海充当美国旗昌洋行的买办。他还花银子捐官，署理苏松太道并兼任江海关监督。这批买办后来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充当了中国封建势力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帮凶。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家为便于经济掠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兴办了一些企业。这类企业当时主要有印刷、船坞、船泊修理等业。在这些企业中，多少不一的雇用了中国人。这样，中国最早的近代产业工人出现了， 当然当时产业工人的人数还很少。
（三）“天朝”社会内部矛盾的加剧
英国殖民者的侵华战争，给中国广大人民带来无穷的痛苦。各种各样的赔款，外加清政府巨额军费开支，达一亿多两白银，无疑都要出自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同时，鸦片战争结束后，鸦片输入仍有增无减。1841年中英谈判开始时，英方即向耆英提出开放烟禁的备忘录。耆英不敢答应，但也不敢得罪侵略者，只是说禁内不禁外，外国商船夹带鸦片与否，“中国无须过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这种默许，使鸦片走私更加严重。1842年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为三万三千多箱，1850年激增到近五万三千箱。香港成为鸦片走私中心，澳门是香港之外的又一鸦片仓库。而上海与广州，则是两个鸦片输入的最大口岸。大量鸦片输入的结果，使“银贵钱贱”的老问题在这一时期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加剧。曾国藩在1852年的一个奏折中也说：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卖钱三千。昔日一两银子换钱一千文，一石米可得三两银子。如今一两银子换钱两千文，卖一石米只得一两五钱银子。过去卖米三斗可完纳一亩地的税赋，如今卖米六斗还不够交一亩地的税赋。（《备陈民间疾苦疏》）实际上，一些地方每两白银兑换制钱已高达两千三四百文了。
清政府征收田赋和漕粮时，历来有种种的勒索，如有所谓的浮收，即定额外多收，有供衙门吏胥分肥的所谓规费等，外加“折色”、“加耗”等多种名目的巧取豪夺。鸦片战争后，官府变本加厉，吏胥如狼似虎。江浙一带，漕赋一石，须纳米两石五六斗；折价纳钱，米价本每石两千文，竟折至七八千文以上。安徽征收赋税，浮收勒索超出正额数倍。江西浮收在二三石以上。湖北漕米每石浮收在三倍以上。湖南地丁正银一两，民间须纳数两；漕赋一石，民间要缴数石。缴纳时大户或设法逃匿，或设法将负担向小户转嫁，农民更加苦不堪言，少数人因交不起赋税弃田而走。更多的人即便丰收年景也不免挨饿受冻，一遇水旱灾荒，则相继流亡。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也日益加重。地租率越来越高，一般在50％以上，迫使不少农民破产，出卖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因而土地集中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据有人统计，直隶、江苏、浙江、山西、湖北、陕西、山东、河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及东北地区，40％－80％的土地集中在10％－30％的人手中，而60％－90％的人则没有土地。（《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
尖锐的社会矛盾，导致了社会风潮迭起。鸦片战争后，农民的抗粮抗租斗争，不断出现，且有规模越来越大的趋势。1842年，湖北崇阳钟人杰聚众抗粮举事，最多时达万人。义军曾攻占崇阳、通城两县，立“钟勤王”名号，设立帅台，竖立都督大元帅旗帜。斗争坚持一月有余被镇压。其后，浙江、湖南、福建、江苏、江西、河南、安徽、湖北、陕西、山东、广东等省，迭出大案。少数民族地区的反清斗争也此伏彼起，接连不断。民众或要求减少田赋，或拒不完粮。他们有的聚众请愿，有的拆毁征粮局，有的公开造反与前来镇压的官兵武力对抗。仅据官书记载，1842－1850年十年间，全国大小武装起义及农民暴动事件，即达九十余起。这是社会动荡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
（四）开眼看世界——地主阶级经世派维新先驱思想的萌发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大炮，敲开了闭锁的中国的大门，惊起人们重新认识世界。林则徐、魏源，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
林则徐鸦片战争前曾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河道总督等职。任职前后，他力主革除弊政，治河兴利，参与整顿改革盐政与漕政，显示出卓异的经世才 能和廉洁的作风，受到人们的关注。
闭关政策造成的士大夫阶层孤陋寡闻、虚骄自大，在林则徐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有所体现。在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的时候，他还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不过是“犬羊夷狄”，英国士兵“浑身裹缠”（指穿制服军装，扎武装带，打绑腿等），必然腰腿僵硬，打起仗来一仆而不能再起。这不是林则徐本人的过错，而是时代使然。可贵的是，林则徐经世致用的思想一但同西方势力相碰撞，便产生了以抵抗侵略为出发点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为了抵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林则徐到广州后，很快改变了盲目鄙弃西方的作法。他组织人翻译英文《广州周报》，以了解敌情。为通晓外国情况，他组织人将1836年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译成汉文，定名《四洲志》。另外，还选译了《各国律例》、《对华贸易罪过论》、以及《华事夷言》等书。和英军接触后，林则徐很快改变了当初的想法，看到英方“船坚”、“炮利”，非学习不可。为此，他组织搜集翻译了外国战船图式、大炮瞄准法等资料。这和当时清政府一些官僚认为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及机械、武器是什么“奇技淫巧”，研究了解外国情况是什么“矜奇眩异”等那种闭关自守、狂妄自大的思想、看法呈鲜明对比。
在反侵略战争中，林则徐非常重视武器装备，积极购置大炮，仿造快船，也非常重视军队素质的提高。鸦片战争后，他曾总结出克敌致胜的八字要言，即“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林则徐：《致姚春、王柏心》）他认识到“民心可用”，提出如果英国侵略军进入中国内河，允许人民“持刀痛杀”。
林则徐到广州后，看到了闭关政策造成的危害，因而他断然否定了一些人提出的“封关禁海”、断绝与一切国家通商贸易的荒谬主张，认为那样做的结果一是扩大了打击面，一是损害我国商民利益。他坚持“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正确贸易政策和策略，保护和鼓励正当通商贸易。林则徐上述种种主张，当然还都是站在维护清王朝的立场上的，但客观上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对以后的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魏源早期曾入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编辑《皇朝经世文编》。魏源留心经世致用之学，曾参与盐政等方面的改革。鸦片战争对他思想影响很大，1841年曾在裕谦幕下参与抗英斗争。战后魏源发愤著书，编成《圣武记》、《海国图志》等大书，激励国人发奋图强，学习西方，抵抗侵略。
《海国图志》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一部著作。1841年，魏源在镇江受林则徐嘱托编此书。魏根据《四洲志》译稿及中外文献资料，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书。该书叙述世界各国的地理分布及历史政情，分析鸦片战争经验教训，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内容宏富。
魏源书中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不仅仅是因为船炮不如人，更主要是指挥的错误与军队的腐败所致。许多清朝的将帅“非苟且即虚骄”，军队缺乏训练，纪律不整，“以此无律无谋之兵，即尽得夷炮夷艘，遽可大洋角逐乎？”在战略战术上，魏源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主张。他认为，英军孤军远来，所长在海上，所短在陆地。因而与英军作战，“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又鉴于清军的腐败、当地人民的英勇抵抗，他提出“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魏源还主张“纵其（指英军）深入，截其出口”，“坚壁清野……出奇设伏，多方误敌，使不可测”。他说，敌为客，我为主，“客兵利速战，主兵利持重，不与相战而惟与相持，行与同行，止与同止，（使敌人）无淡水可汲，无牛羊可掠，无硝药可配，无铁物可购，无篷缆可补，烟土货物无处可售，舵桅无处可修，又有水勇潜攻暗袭，不能安泊，放一弹即少一弹，杀一夷即少一夷，破一船即少一船……（我则）逸待劳，饱待 饥，众待寡”，最后必能取胜。（《海国图志》卷一）
《海国图志》一书的中心思想，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批判了清政府的闭关政策，指出，清政府多年来不去了解世界，不准翻译西书，不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长技，更不知利用西方各国及其殖民地的复杂矛盾，以致造成战不能战、守不能守的败局。他明确指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只有了解熟悉“夷情”，才能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卷二）
魏源认为，西方的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对此，中国应该认真向西方学习，为我所用。他主张在广东建设造船厂、火器局，聘请法国、美国的技师传授技术，选送中国工匠学习制造。另编精锐水师三万人，延请西洋人教练驾驶、演炮、作战之法。“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同上）
鸦片战争后，魏源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流露出不满，对西方资本主义某些制度表示欣羡。当然，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了解极为有限，处于一知半解状态。魏源认为西方国家“政治纷繁，各从其度”。英国有“巴厘满”（即英文议会parliament的音译，后又译巴力门），有五爵会议（即上议院）和乡绅会议（即下议院）。他说西方的议会和中国的军机处相似。对于美国总统四年一选举，他表示称赞，认为其“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对于议会选举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他感叹到：“可不谓周乎”！魏源还称赞美国联邦制度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对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国无苟政，风俗俭仆，数百年不见兵举”，颇为赞赏，曰：“诚西土桃花源也”！（《海国图志后叙》）
尽管魏源这些议论，其出发点仍在于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但他这一介绍非同小可，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魏源的《海国图志》，对中国近代史上维新思想的产生，起了重大作用。该书传到日本国后，很快译成几十个版本的节译本。日本不少史学家认为，《海国图志》在日本的传播，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
（五）传统学术文化的变迁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引起强烈的社会震荡。与此相对应，思想领域从经世致用发展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外，忧患意识也使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
传统的经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宋学（即程朱理学）与清代的汉学（即考据学，属古文经学）虽被清朝统治者定为官学、正学，二者又互争正统，终因远远脱离社会实际而衰落，毫无生命力。乾嘉时期已重新兴起的今文经学，鸦片战争前后形成气候。相对而言，今文经学的形式比较能容纳一些新的思想。预感到清王朝已经没落的龚自珍，倾心今文经学，抒发其社会批判思想。但他仍然是汉宋兼采，今古文兼容。到了魏源，则闹到壁垒森严的地步，他的《诗古微》、《书古微》等著作，必欲全面推翻古文经学而后快。
史学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便是一改乾嘉以来埋头考证古史之风，当代史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并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作品。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猖狂，大大刺激了魏源。他于1842年便以纪事本末体撰写了《圣武记》一书。该书详述清朝前期军事上的成就，意在激励国人树立打败西方侵略者的勇气与信心。而魏源的另一部史书《道光洋艘征抚记》，则是第一次英国侵华战争结束后撰写出来的一部鸦片战争史。该书在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过程中，揭露英国从走私鸦片到发动侵华战争的种种罪行。对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及三元里等地人民的抗英斗争予以赞扬，对清廷昏愦、官军腐败特别是琦善、奕山等人的卑怯求和，秉笔直书。书中还就鸦片战争中中国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挽救的办法 。
梁廷枬撰写的《夷氛闻记》，从道光初年禁烟写起，迄于1849年人民反入城斗争，追述鸦片战争全过程。书中赞扬林则徐等人的抗英业绩，揭露琦善、奕山、奕经等的丑恶行径，较详细地记载了广州人民几次大的反侵略斗争。因该书叙事质直，多有触犯时讳之处，刻本未署作者姓名。
面临西方殖民者侵华这一严酷现实，有识之士开始重视对西方地理、历史的探究。上文已经提到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之外，这方面的著作还有《瀛环志略》、《海国四说》等。徐继畲编著的《瀛环志略》一书，对世界近八十个国家的风土人情、舆地沿革及社会变迁，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其中各卷篇的开头，附有粗略的地图。该书传入日本后，影响很大。
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边疆会出现危机，开始重视对边疆地理的研究。姚莹的《康輶纪行》系考察西藏后而著。他提出要警惕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加强沿海及边疆的防务。他认为，英、法、美等国远离中国数万里，他们多年来研究中国，对中国的地理人事很熟悉，而我国对他们却没人了解，这是中国失败的原因。有感于此，姚莹在书中记载了不少有关英国、法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历史地理知识。张穆撰写的《蒙古游牧记》（由何秋涛辑补校印），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及前代在这一地区的设施。何秋涛注重边疆地理的研究，认为中国北部与沙俄接境，应该有专门著作加以考究。于是他博采中外有关资料，并经鉴别考证，写成《北徼汇编》。该书记述上自汉晋，下迄清道光年间的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并注意了中俄关系问题。咸丰皇帝阅读后为该书赐名《朔方备乘》。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文学领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龚自珍才华横溢、大胆创新的新文风，不仅对当时，对以后的文坛也发生了重要影响。反映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爱国主义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是这一时期文坛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情。这类作品热情反映、讴歌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对英国侵略者的暴行及清政府的妥协投降予以鞭笞。反侵略斗争中，广东民间出现了不少揭贴和檄文，如《全粤义士义民公檄》、《三元里居民示谕英夷》等。这些文字语言朴实、短小犀利、生动鲜明，当时即起了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也给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留下了活生生的资料。一些爱国主义诗歌，广为流传。进士张维屏的长诗《三元里》，歌颂抗英志士，斥责奕山等媚敌乞和。“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催”。这些诗句使读者不难感受到群众高昂的爱国热情和雄伟的气势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1856年至1860年间发生于中国本土，英国与法国联手进攻清朝的战争，又名“亚罗号战争”、“英法联军之役”。
2.0 背景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但是，它们不满足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蓄意加紧侵犯中国主权，进行经济掠夺。为扩大掠夺利益，列强多次提出全面修改多项条约的要求，但被清政府拒绝。于是列强再次发动战争
3.0 经过
1856-1860年， 在美俄支持下英国与法国联手进攻中国，并于1860年10月攻陷北京，烧杀抢掠，火烧圆明园。咸丰帝等逃奔热河避暑山庄。
4.0 结果
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条约，列强侵略更加深入中国。
5.0 影响
1、政治上，它使中国损失了更多的主权和领土，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清朝统治者投靠外国侵略者，开始成为他们的附庸与工具，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2、经济上，外国侵略势力扩张到沿海各省，并伸向内地，方便了他们倾销商品，掠夺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使中国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性冲击。
3、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对满清王朝刺激较大，开始痛定思痛，进行“洋务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京城，火烧圆明园，对中国文化和心理都造成了沉重打击，满清王朝痛定思痛，决定“师夷长技以制夷”，从而开始了“洋务运动”，迎来了回光返照的同治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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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回答被网友采纳英法联军18000人，由北塘登陆，进占天津。9月，清军在北京通州八里桥迎战英法联军失利。清咸丰帝携皇后、懿贵妃等离京逃往承德。10月13日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联军发现清军将英法使节团多人虐待至死，遂决定报复中国之野蛮行为，及教训中国皇室以后不得蔑视英国及法国。10月18日，英法联军 占领北京，抢劫焚毁圆明园(见火烧圆明园)。英法联军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50天，京郊皇家园林如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畅春园等均被 圆明园1860年
付之一炬。清廷派奕欣为全权大臣议和，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联军洗劫和烧毁了圆明园和静宜园。圆明园大火持续了两天，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对此给予强烈谴责，称之为“两个强盗的胜利”。 11月，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中国赔偿巨额赔款，丧失大片领土主权。 1856～1860年（咸丰六年至十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因其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而得名，亦称英法联军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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