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6-08-14
希特勒之所以要灭绝犹太人不是通常所说的仅作为其转移国内矛盾、欺骗舆论、搞乱人们的思想、掠夺犹太人财产、为其战争政策提供借口等的手段？甚或如有文认为的是希特勒心理变态的结果呢？我认为并非如此。特希勒在逼真反映他一以贯之的思想之作《我的奋斗》中明确宣布：“民族主义，确信种族的价值，十分明了人格的重要，并且使这二者成为国家的柱石。这即是民族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要素。”
若从这两个基本要素出发，我们或许能弄清希特勒为何要灭绝犹太人以及希特勒的本来面目。
一、 种族和宗教、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
希特勒全盘接受了英国学者、反犹狂人豪·斯·张伯伦在一八九九年写的《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中提出的雅利安——日耳曼人是最优秀种族的荒谬思想。张伯伦认为，必须保持雅利安人纯粹的血统，世界才有希望。他还胡诌耶稣不是犹太人，而是血统高贵的雅利安人，企图借以煽动主要信奉基督教的日尔曼人对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的宗教和种族主义的仇视情绪。而希特勒更进一步认为，劣等民族不应有其生存基础。按他的种族理论，雅利安人应是“主宰世界”的民族。属雅利安人后裔的，主要即是德意志民族。斯拉夫人，有色人，特别是犹太人应被消灭掉，他梦想应当由他建立起以德意志民族为核心的“千秋帝国”。
犹太人与日耳曼人既属不同的种族，又分属不同的宗教。长期以来，欧洲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普遍认为是犹太人杀了基督，是上帝的叛徒。在他们眼中，犹太人就成了集体犯罪的代表。排犹、反犹便一直是欧洲好多国家当在其本国出现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危机时采取的对付其“苦难”的借口。所谓没有祖国又言行傲慢而受其他教派、民族产生忌恨的犹太人便成了廉价的、不幸的替罪羊。一千多年以来，欧洲各国在不同程度上对该国的犹太人颁布了种种歧视性规定，使犹太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受到不公正待遇，成为拥有所在国国籍的二等公民。
总之，排犹、反犹是激烈的宗教和民族主义冲突的产物。在反犹主义者的深处，认为犹太人“非我属类”，是丧失家园的异邦人，而不是真正的德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或俄国人。有犹太人所居的国家，在有民族偏见的各阶层、各行业人的眼中，犹太人是唯利是图的商人，是民族的对手、宗教的敌人、竞争的同行、情感的仇人……他们以异样的眼光对待犹太人——遵行严格的律法，有着执着信仰，勤勉耐苦，多才多艺、团结互助，习俗、服装独特，一般从事金融、商业和手工业等职业，其中不乏世界著名学者，一个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民族。事实证明，犹太人在智力、才能等方面并不“劣等”。
希特勒上台前，德国境内约有五十万犹太人，占不到德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之所以在德国掀起反犹狂潮，除了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和社会心理基础外，更有带个人色彩的狂热反犹宣传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的惨败结束。希特勒即在此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曾怀着为德皇效忠的狂热心情，离开他所认为的老朽、没落的奥地利，到他所钦佩的朝气蓬勃的德国。一战爆发时，他便踊跃加入了德国军队。由于希特勒认定德国必胜，因而在作战中竭力表现，得过奖、负过伤，特别是获得过德国最高荣誉奖——铁十字勋章。
然而，德国的投降，使希特勒大失所望。他深受所谓犹太人“背后猛刺一刀”的反犹宣传的影响，形成这种看法：战争初期，德国人民团结一致，德国军队在前线所向披靡。而犹太人在后方捣乱，他们在日耳曼人中间制造分裂，使即将到手的胜利化为泡影。更有甚者，希特勒独具“慧眼”，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德国十一月革命都是犹太人操纵、组织和领导的结果。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都有犹太人，并且控制德国政治的也是贪婪的犹太资本家，所以才使德国遭到失败。希特勒通过这样错误的推理，便把德国的失败归咎是犹太人所为，进而认准犹太人不仅是德国，而且也是国际上最大的危险。
希特勒论证道，人类各种族中只有犹太人象寄生虫似地靠他国为生，犹太人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优势必将危及全人类。他说，民族杂居只能泯灭主要民族的特性，而“血统的混杂以及种族的堕落，这实在是旧文明湮没的唯一原因”。犹太民族虽作为它所在国的公民，但由于它特有的宗教、组织、习俗等，往往又独异于所在国主要民族，使所在国民族的精神、爱国心和凝聚力等受到消极的影响。因为犹太人没有所在国国籍的观念，所以“凡和犹太人有关的无一可看到具有真实的民族观念”。
希特勒虚构犹太人要消灭种族差别，分而治之是犹太人的座右铭,一再强调,“犹太人十分明白，在几千年以后，他们能够颠覆欧洲的民族，使血统混淆，纯粹的种族消灭”。在认定日耳曼人应是最优秀的纯粹种族的希特勒看来是必须坚决加以反对的。在他思想深处，根深蒂固地认为，“现在统治世界的，便是那些残酷而没有国籍的犹太人”。
针对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民族平等，民族大团结和融合等观点，希特勒牵强附会地将马克思主义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他反复声称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一致性。因为苏联是靠马列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尤不可忘了那些没有国籍而完全统治着苏联的犹太人。他们并不把德国看成朋友，而是把德国看成为一个应该遭受同样命运的国家”。⑥这就为以后入侵苏联埋下伏笔。随着希特勒上台，战争就成为必然。“犹太——布尔什维克阴谋”即是希特勒的著名公式。希特勒对苏联的仇恨，使他迫不及待地提前发动了侵苏战争。而在此之前对它国的入侵，只不过是为侵苏在政治、经济、军备等方面的准备而已。希特勒对侵苏德军发布的首先处死被俘苏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的特别命令，充分显示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仇视。他把这作为达到粉碎共产党政权的手段。因为在他看来，苏军的英勇顽强无疑在于苏联共产党员所起的模范带头作用上。
希特勒的政治使命便是消灭犹太人和反共产主义。从一九二零年二月二十四日纳粹党宣布的二十五点纲领开始,反犹目标一直就是希特勒政治报复的操纵杆。特别是在他上台后,对犹太人的迫害便成为他的正式国策。何况,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尖锐对立,希特勒自己说得非常清楚：“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毁灭的日子，便是加在德国身上的桎梏，也就粉碎无余。”⑦
希特勒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拟定的一份党建备忘录中还声明,这不是一个赢得大多数人或者所谓的政治问题,而是一场水火不相容的两种世界观之间的生死搏斗，两者撞击的结果必然非存即亡。
希特勒还认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于犹太人的胜利，苏联就成了犹太人威胁的国际权力中心和犹太人种的滋生地；既然以苏联为权力和生存中心的犹太人对全世界构成了特大危险，那么不仅应在德国境内，还应深入到苏联去铲除这一危险。哪国有犹太人，他就要征服该国。对此，希特勒另有一套替代词汇，“马克思主义”代表犹太人，“自由”代表征服。希特勒坚信，德国的前途即是雅利安人灭亡犹太人和消灭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消除他们对世界的一切影响，进而才能征服其他国家和民族，而只有征服世界，德国才能最后取胜。希特勒对第一个武力征服的波兰开始，在征服国内部便着重对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监禁。仅在波兰，犹太人就被屠杀了三百万。希特勒直到临死前签署的“政治遗嘱”中还坚持认为战争的煸动者是犹太血统。他给新任命的纳粹政府下达的最后一项命令即是，坚决抵抗世界各民族的毒化者——国际犹太主义和苏联的进攻。
二、人格因素和群体心理、领袖和群众
若说希特勒的种族理论和对犹太人的灭绝政策是他意识层的外在显示，那么在他心理深处，人格因素即是他产生这种思想的渊泉之一。
希特勒在他早年时期对他自已的出身、地位、能力的不满以及与他人难以相处和处处受人蔑视就形成一种抑郁悲愁和仇恨交织的心理。对他人、社会的报复心理随之与日俱增。当他情感的唯一依靠者母亲去逝后，他便独自离家出走，并发誓要混出个人样来。
从一九零八年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希特勒在浪游维也纳时期度过了他所说的“最悲惨的日子”，即时常受冻挨饿，遭人白眼。也正是在此期间，通过与社会的广泛接触和阅读大量书刊特别是反犹宣传的小册子和偏激反动的书刊；并受黑社会、反犹团体的影响，象他在《我的奋斗》中所写的，使他形成了一种世界观，一种人生哲学，日后成为他一切行动的巩固基础。
希特勒在目睹反犹活动和同下层犹太人的接触中产生了这种感觉，认为犹太人言行不一，卑鄙可憎，是一切邪恶的化身。他也知道他祖母曾在一犹太富人家当帮佣时生了他父亲——一个私生子。他母亲的不治而亡，他也归咎于犹太医生耽搁所致。从他无意识深处不时唤起他学生时代唯一有好感的一位具有狂热德国民族主义情绪的老师对他所施的影响的记忆。
因而，从所谓家庭不幸、个人遭遇、所受影响等汇成一股阴暗的仇恨潜流。在他的眼中，犹太人便成为他憎恨一切的替身。这就更使希特勒全盘接受了反犹宣传。在步入政途之前，希特勒的人格基本上也已定型，即他是一个满怀不适，感到郁郁寡欢，怀疑、谴责一切，时时受着焦虑、憎恶以及孤独感折磨的人。当处于压抑不得志时，他沉默、消极，但当有机会爆发时，他便是狂热的。而历史正好提供了机会。一战的爆发使他感到时来运转，成为他坎坷青年时代的转折点。象他描述的，他欣喜若狂地跪着感谢上苍的恩赐。然而德国的失败使希特勒不仅坚定了反犹的决心，也使他的民族主义信条为他发泄被压抑的情感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他审时度势，投机钻营，很快确定了奋斗目标。他自信来到德国是命定要成为一个不朽的希特勒，自以为有一种特殊的使命要完成，他被上帝选中一定会成为德国新的拯救者和世界新秩序的缔造者。
于是，希特勒便把过去一切的不快都解释为实现这一伟大“使命”的一部分。克服自卑、恐惧、消极被动，替以奋发图强、积极进取便成为他生活中的主旋律。从而使他以疯狂的热情使出浑身解数完成这一“使命”。
希特勒敏锐地观察到，当时的德国有反犹、排犹的浓郁气氛，特别是“巴黎和约”的签订使德国民众产生了一种沮丧、愤恨的心理。如希特勒所说的，“和约的条件，如果给某国一种痛苦的打击，那么，这和约常常是某一国将来复兴的先声”。 “觉醒吧，德国！”即是希特勒为纳粹党制定的战斗口号。在通向权力的征途中，他将全部力量集中在这样三个主题上：反犹太人；反马克思主义；惩办十一月罪犯。而反犹宣传是他宣传武器库中最强有力的武器。特别是他在竭斯底里的演讲中，能将听众中最隐秘的愿望和直觉、痛苦与个人的爱憎表达出来，这激发了德国民众的感情：对战败的愤恨不平，和约造成的忍辱负重感，压抑沮丧的情绪，复仇的心理，以及对生活的艰辛，对政府的软弱、政治的动荡不满等等。特别是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更为加重了德国的政治、经济、民族等方面的矛盾。经济困难和前景莫测使平民百姓担惊受怕，驱使他们寻找简单的答案和容易找到的替罪羊，以摆脱迷惘和发泄不满。希特勒鉴此而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
希特勒既已觉察到了德国普通民众内心深处的情感和需要，又用虚假的承诺和狂热的语言加以表述。他善于利用民众的传统意识，并通过引经据典唤起听众的无意识欲望和最理想化的意愿以及本能里最根本的情感，尤其是人格中的消极因素：嫉妒心、排外、保守、偏激等心理。并且，他为这些内容标上冠冕堂皇的字眼，诸如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等，即一切为着一个“伟大的”目标。
于是，希特勒通过竭力宣传民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赢得了垄断财阀的支持，蒙蔽了一般民众。希特勒之所以能够掌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当时的德国舆论普遍认为，只有让民族运动的最大集团参与政府，并在其中占居主导地位，才能促使人们心甘情愿地去做出牺牲，而且还可以把更多的人吸引进来。希特勒当政后，也标榜他的政府是一个“民族集中的政府”。
希特勒由于对国际形势的敏锐判断，巧妙地利用了列强间的矛盾，通过种种冒险措施，取得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的成功。这就暂时掩盖了国内的种种怀疑和分歧，避免了国内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严重危机，再加上对国内反对派的残酷镇压，便轻而易举地树立起他的“权威”。退出“国联”，重建常备军，拖欠赔款，进驻不设防区等凡是打碎凡尔赛条约这条锁链的任何措施都深得民心，人们因而很少注意到希特勒统治的阴暗面，使素来享有崇尚理性之誉的德国民族失去了自己清醒的判断力。德国国力的重振，民族自尊情绪的增温以及民众的自强不息精神更加助长了德国民族伟大的信心，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也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希特勒深知，如果没有人的情感的深深介入，就不会产生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而法西斯运动恰恰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特点)。希特勒通过无意识重复一战德国的灾难性结果，而把他和德国民众结合到一起；渡过一切新的灾难，使个人情感和民族情感发生了共鸣。希特勒用他的自信增强了追随者的信心。在许多关键时刻，他都侥幸取得了成功。
于是，希特勒猎取了民众的崇敬之心，并为自己树立起一个绝对正确的形象。他声称自己担负着人民的事业与未来，同人民休戚相关，以求并骗取了民众的盲目同情和支持。
结果，希特勒将他人格中所有阴暗面全都转移到外部对象身上。他塑造了巨大的敌人——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以便毫不留情、残酷地消灭他们。因为后来也是前者创造的，所以攻击后者也即攻击其来源——犹太人。通过把犹太人当做替罪羊，希特勒发泄着自己对全世界的仇恨和蔑视。憎恨、憎恨，再一次地憎恨，像他如实所说的，只有当日尔曼民族再也不被负罪感蒙上阴影的时刻到来之时，他才会找到内在的安宁和外在的力量来毫无顾忌地，毫不留情地把“敌人”斩草除根。他所标榜的世界新秩序、世界大同，只有通过残酷的战争来解决。把战争作为他灭绝犹太人，保持雅利安人至上，维护雅利安人纯粹血统的最佳手段。“心要恨！手要辣！谁强谁就对。世界的道理和意义就在于优胜劣败、弱肉强食”。 “所以战斗实在先于和平”。 “温柔的和平女神如果没有战神作伴必定寸步难行”。(11) 希特勒竭力使德国民众相信，以战争求民族生存的进攻是最好的防卫。扩张、征服是强者天然的权利。希特勒憎恶道德和良心，认为这就是犹太人的创造。所以，除非准备对其他民族毫不同情，否则将一事无成。屠杀其他民族、灭绝犹太人，战争尽可能地残酷无情，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只有这样，希特勒才可以向全世界和自己证明，他并不软弱无能，而是一个强者、胜利者。
因此，希特勒通过反犹宣传，不断在民众中煽动民族主义、复仇主义和种族主义，鼓吹德意志“优等民族有权统治世界”，高喊争取“生存空间”的同时，也表达了德意志民族某种倾向，很快地便在全国范围内以及奥地利、苏台德、但泽等有德意志民族较为集中的地区，聚集了一大批追随者，使纳粹主义超越了德国国界，形成泛日尔曼主义之势。
总括希特勒的人格特性，如果以他的狂热从事于他曾爱好的艺术，他或许会成为一个“象样”的画家或建筑家，而一旦从事政治，并掌握了政权，将必定给人类带来灾难。正是这位“民族英雄”使德国复兴之时，也是使它走向毁灭之始。在二战后期，面对德国的惨败，希特勒对战胜的希望破灭，便转而以“焦土”政策彻底毁灭德国以示他的绝望。因为他用极原始的达尔文主义为依据，认为这场战争即是优胜劣败，德意志民族证明自己是劣者，因此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应失去其存在的地位。他因为一直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品评人类，认为劣等民族不应有其生存的基础，他作为其中的一员，也只好以自杀的枪声示以绝望的哀鸣。
三、结论和启发
希特勒在为纳粹党制定其标志，红地白圈心，中间嵌个黑色“ ”时，解释说，红色象征纳粹运动的社会主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 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的斗争使命。所谓象征社会主义是幌子外， 这个标志倒实实在在是蹂躏欧洲，灭绝犹太人的恐怖符号。
希特勒以他自己的经历认同于德国一战战败后的经历，以其偏狭的人格，集中体现了阴暗的、妒忌的、自尊感受到伤害后渴望报复的心理。他认定所谓邪恶的化身犹太人和蓬勃的共产主义为最大的敌人，进而确立他的“使命”——在精神上消除共产主义，在肉体上消灭犹太人。他对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迫害，在国内国外未遭到强有力的抗议、反对，这是与他巧妙地利用了国际形势和德国民族的复强心理，操纵了普通民众的情感，驾驭了人们人格中消极的因素等分不开的。于是，希特勒逐步通过冠冕堂皇地高扬民族主义、反犹宣传，从迫害(自“水晶之夜”始)到灭绝犹太人、侵略扩张，以至人类遭受了一次浩劫。
以上论述可得出，希特勒灭绝犹太人并不是手段，而是他的重要“使命”(目的)之一。因为自他从事政治之始到自杀至，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是与日俱增的，迫害也是愈演愈烈的。对犹太人有计划地迫害，在他上台后，就一直是他施政的主要内容。而他施政的重要特点即是对国内、国外“敌人”一系列残酷的报复过程。这即是他取信于民的手段，最终又是以反犹和反共为目的的。随着战事的变化，越是局势危机，希特勒便愈是加紧反犹活动，对犹太人的屠杀也愈加紧进行；越是战事不顺利，希特勒便愈是发表越来越激烈的反犹言论，才有所谓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由此可见，反犹一直就是希特勒政治报负的主线之一。而反犹的结果，必然导致反共，侵苏和战争。
所以，那种认为反犹是希特勒利用之手段(如本文开头列举)之说是片面之词。因为那些现象，只不过是反犹造成的结果而已。
如今，法西斯思想仍在欧洲某些国家蔓延。特别是在整个东欧变革期间，应对民族、移民、侨民、外籍工人等问题予以关注。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反犹太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目前已混成一体。新的反犹太分子认为，是犹太人造成了共产主义的兴起和衰落。在东欧，面对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失业威胁，近年已出现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希特勒为例，虽然时代造就了“英雄”，不过，在各民族中的“英雄”也会塑造时代的。
综上所述，之所以在德国发生反犹狂潮和灭绝犹太人的暴行，是因为明显地打上了希特勒个人的烙印。所以，没有希特勒的执政，也就没有六百万犹太人的被害。因此，认识任何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就很有必要对其时代的重要人物的人格因素予以充分重视。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