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曹操《求贤令》出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求贤令》是东汉末年军事家、文学家曹操作的一篇散文。
文章第一段以开国中兴的历史经验,总括写出人才的重要,只要访求,不难发现,而当前正特别需要访求人才。
第二段引孔子的论断和齐桓公用管仲的史实,讲自己求贤的标准——光廉洁有德而缺乏干才是不行的。
第三段提出自已求贤才的目标在下层,重点在才干。文中连用史实和典故,使得求贤标准形象地表达出来,突出“唯才是举”。
这篇文章,写得起伏交幻,感情如层峦叠嶂,行文似游龙戏水。语言简明、洗练,要言不烦,颇具说服力。
写作背景:
东汉是士人气势高涨的时代。由于自西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的影响,儒家在政府的政策性培植下得到极大的发展,在当时能通经的士人,不但在政治上、学术上享有优越的地位,在社会上也享有高度的评价。因此,士人也自视甚高,对自我的德行要求也甚高。
西汉亡后,经过战乱,光武终于中兴汉室,光武帝为鼓励在纷乱之时保持高风亮节、特立独行的节义之士,特别予以表扬,此举固无不当,但却造成一种为享大名于天下而刻意隐逸、或以借“道德良好”来达到引人注目、立异名高的目的。
于是,选举、群召等拔取政治人才的制度,一变而被扭曲为“道德比赛”的工具。道德是必要的,但它是一种发自内心,印证于日常生活的修养。
它固然可以评议、比较出一个人修养的高低,但却不适合拿来比赛,因为毕竟道德修养的目的,在于端正人的行为与社会风气,而不是与人一较高下来猎取官位或沽名钓誉。然而这种道德比赛却确已成为当时的风气。
再加上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宦官、外戚交互窃柄,更促使士人激愤,太学“清议”更应运而生。司马光曾说过:“三代以来,风俗以东汉最美。”这话不错,但仅止于个人的道德;亦即士人当时的关注、评议之焦点与判准,大多以私德为断,而缺乏对实际治事能力的考虑。
因此,风俗虽美,但士风虚矫,空谈道德,但事功全无,缺乏实事求是之精神;于是乎天下分崩,苍生饱受流离之苦。至曹操崛起之时,士人大都均与道德告别了。
其态度呈现一种两极化的发展:一是由清议转为“清谈”,超乎现实,在乱世中依然潇洒悠哉游哉,走向清虚空灵之路;另一就是由不齿做一个这种空言道德,百无一用的废物,而反动为循名责实,只讲求如何强力操作实际政治,而明白宣告道德破产。
这两条路线的发展,成为魏晋时期的历史主流。赤璧之战后,刘备占有了荆州和附近诸郡;孙权力量也日益壮大;三国鼎立局面己基本形成。
曹操要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阻力非常的大。于是他在建安十五年(210),以迫切的心情,写了这道求贤令,希望有更多的“贤人君子”和他一起“共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