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曹操《求贤令》出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求贤令》是东汉末年军事家、文学家曹操作的一篇散文。
文章第一段以开国中兴的历史经验，总括写出人才的重要，只要访求，不难发现，而当前正特别需要访求人才。
第二段引孔子的论断和齐桓公用管仲的史实，讲自己求贤的标准——光廉洁有德而缺乏干才是不行的。
第三段提出自已求贤才的目标在下层，重点在才干。文中连用史实和典故，使得求贤标准形象地表达出来，突出“唯才是举”。
这篇文章，写得起伏交幻，感情如层峦叠嶂，行文似游龙戏水。语言简明、洗练，要言不烦，颇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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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背景：
东汉是士人气势高涨的时代。由于自西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的影响，儒家在政府的政策性培植下得到极大的发展，在当时能通经的士人，不但在政治上、学术上享有优越的地位，在社会上也享有高度的评价。因此，士人也自视甚高，对自我的德行要求也甚高。
西汉亡后，经过战乱，光武终于中兴汉室，光武帝为鼓励在纷乱之时保持高风亮节、特立独行的节义之士，特别予以表扬，此举固无不当，但却造成一种为享大名于天下而刻意隐逸、或以借“道德良好”来达到引人注目、立异名高的目的。
于是，选举、群召等拔取政治人才的制度，一变而被扭曲为“道德比赛”的工具。道德是必要的，但它是一种发自内心，印证于日常生活的修养。
它固然可以评议、比较出一个人修养的高低，但却不适合拿来比赛，因为毕竟道德修养的目的，在于端正人的行为与社会风气，而不是与人一较高下来猎取官位或沽名钓誉。然而这种道德比赛却确已成为当时的风气。
再加上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宦官、外戚交互窃柄，更促使士人激愤，太学“清议”更应运而生。司马光曾说过：“三代以来，风俗以东汉最美。”这话不错，但仅止于个人的道德；亦即士人当时的关注、评议之焦点与判准，大多以私德为断，而缺乏对实际治事能力的考虑。
因此，风俗虽美，但士风虚矫，空谈道德，但事功全无，缺乏实事求是之精神；于是乎天下分崩，苍生饱受流离之苦。至曹操崛起之时，士人大都均与道德告别了。
其态度呈现一种两极化的发展：一是由清议转为“清谈”，超乎现实，在乱世中依然潇洒悠哉游哉，走向清虚空灵之路；另一就是由不齿做一个这种空言道德，百无一用的废物，而反动为循名责实，只讲求如何强力操作实际政治，而明白宣告道德破产。
这两条路线的发展，成为魏晋时期的历史主流。赤璧之战后，刘备占有了荆州和附近诸郡；孙权力量也日益壮大；三国鼎立局面己基本形成。
曹操要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阻力非常的大。于是他在建安十五年（210），以迫切的心情，写了这道求贤令，希望有更多的“贤人君子”和他一起“共治天下“。
三道求贤令
建安十五年令与十九年令出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二十二年令出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自《魏书》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冬，作铜雀台。
十九年令：
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旄头，宫殿设钟虡。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于是置理曹掾属。
二十二年：
注[一]魏书曰：初置韂尉官。秋八月，令曰：“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着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奏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这不是裴注内容，而是原文就有的。
只有在注文中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