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讲，一种哲学思想要想能够参与到历史的创造中去，它必须对这样一个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那就是：人是什么？因为如果不回答这个问题，一种思想就没法说服人，没法促发人们的行动，一种思想如果没有影响人们的行为，它就不能现实地改造历史。然而，人是什么？几千年来，人们给予这个问题各种答案，并且只要人类的未来是无限的，这个问题的回答方式就是无限的。所以，一种哲学思想必须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予以说明，或者至少是做出自己的假设。而从实际历史上看，以往所有的哲学思想所做的往往都是后者，那就是把人的某一方面抽象出来说成是“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的思维方式开始于本质主义方法论，本质主义方法论是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的思维方法，为了认识和把握世界，人们必须找到事物的“共相”，一种使事物具有某种共同性并使该类事物为其所是的要素。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为后来基督教关于“人的本质”的思考留下了线索，那里把人锁在山洞里的镣铐成了后来基督世界里的“原罪”，而那位挣脱镣铐，走出山洞，几乎被太阳的理性之光刺瞎眼睛的哲人，成了受苦受难的“救主”。起初的基督徒——“宗教人”在原罪与救赎之间寻得了生活的意义，能够妥善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教会对天堂美好生活的描述，使人产生企盼以平衡其苦难，给人以慰藉以缓和其伤悲，用虔诚的信仰来补偿平凡乏味的辛劳，借永恒的观念来消解人生短暂的感慨。但是随着“人的本质”——“宗教人”作为宗教哲学的出发点，以及僧侣阶层作为人与上帝的中介而出现，严格的宗教等级制度逐渐得以形成，原本为帮助人们获得救赎的宗教成了压在人们头上的枷锁。在西方，人们在宗教的教权压迫下的煎熬直到费尔巴哈在哲学领域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宗教统治的合法性才在理论上予以破除，但在实际生活中，宗教在人们心理上的而影响还将会延续很长时间。马克思哲学师承于黑格尔，这是公认的事实。在黑格尔那里，他把“自我意识”作为“人的本质”，并以此为前提，经过严密而复杂的辩证运动，进而构造了恢宏而博大的哲学体系。但是这个体系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它的宿命，体系中革命的因素败倒在保守势力面前，黑格尔本人最后也因此成了当时德国政府的“卫道士”。而在东方，确切说在中国，“人之初，性本善”作为对“人的本质”问题的回答，起初也是本着教化育民的精神，要求人们以善待人，和睦相处。但随着由它发展出来的三纲五常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为皇权的正当性辩护的时候，又成了禁锢人的思想，压迫人们的手段。
综上所述，我把“人的本质”问题归结为必要的恶。一方面是它的必要性，是说任何哲学体系中都应该有它的位置，我们不能把它完全清除出去，但是它的位置绝不应该在出发点和前提上。另一方面，任何以“人的本质”作为出发点和前提的哲学思考，不管其初衷怎样，最终都会发展成为意识形态，被统治集团借用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和既得利益。
参考资料：意识形态批判：游弋于“现实的个人”与“人的本质”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