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元九书
日月，居易问候，微之足下：
自您遭贬江陵到于今，赠予和酬答我的诗已近一百首了。每逢寄诗来，您还不惮劳烦，作序或写信置于卷首。都是用来阐述古今诗歌意义，并且说明了创作的因缘和年月的先后。我既然接受了足下的诗，又理解了足下此番用意，也常常想承意作答，大略地谈谈诗歌的核心要义，并陈述自己文学创作的意旨，归拢到一封信中，寄发给您。可是，数年来，俗务缠身，少有空闲，每当要写的时候，又寻思我所陈述也不会超出您的见识，好几次都是铺开信纸又作罢了，直到今天也未能遂愿。现在，我获罪谪居浔阳，饮食起居之外没有其他事情，就读了一下您调任通州时候留下的新旧文章二十六轴，批阅之下，有所会意，阁下恍如即在目前。心有所感，想一吐为快，又常常怀疑自己，不知所悟是否大谬千里。然而，欲一泄心中郁结不平之气，又结合此前的愿望，勉力写成此信。希望足下为我留心一读，荣幸之至。
所谓“文”是很伟大的，天、地、人三才各有其“文”：日、月、星三光为天“文”之首；金、木、水、火、土为地“文”之首；六经为人文之首。《诗》又是六经之首，这是为什么呢？圣人感化人心而天下太平。感化人心，以性情最为先决，以言语最为端起，以音声最为切至，以义理最为深透。诗歌，性情是其根须，语言是其苗叶，音声是其花朵，义理是其果实。上自圣贤，下至愚夫，微贱如豚鱼，幽隐如鬼神，种类有别而本质相同，形体各异而情性同一。音声刺激，都会有所反响，情感交合都会有所感应。
圣人懂得这个道理，就根据言语的状况，把它纳入六义，按照声音的形态，把它鎔入五音，五音有规律，六义有类属；韵律协调，言语就顺畅，语言顺畅，声音就容易动人；类属分明，情感就得以显现，情感显现则感应易成。此种声、言蕴含深博，连缀细微，洞察幽密，沟通上下，平和天地之气，使忧乐和同，人人意遂愿成。三皇五帝之所以能沿
中正之道而作为，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就在于能以六艺、五音经纬万物之言、声，以此为枢机，为不二法门 。
因此，听到“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就知道
虞舜时代治道昌明。听到五子洛汭之歌，就知夏太康的政事已经荒废。吟诵者没有罪过，听闻者可以作为戒鉴。二者各尽了自己的心力。
自宗周大衰
秦国兴起，采诗之官废弃不再，天子不以采诗观风的办法考察并补救政事的缺失，百姓也不以诗歌宣泄疏导自己的感情，乃至于颂扬谄媚之风兴起，补阙拾遗之道缺失。此时，六义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国风演变为
楚辞、五言诗开始于苏武、
李陵。苏武、李陵、
屈原，都未能得天子宠遇。他们都切合自己的情志，抒发感慨而写成诗文。因此，“携手上河梁”之类的诗句，仅止于表达离别的伤感，屈原行吟泽畔最终也只归于怨愤的思绪。诗中所表达的尽是些彷徨难舍，抑郁愁苦，没有顾及到其他。但与
《诗经》相去不远，《诗》之六义精髓尚存大概。因此，抒离别之情就以双凫一雁起兴，讽咏君子小人就用香草恶鸟打比方。虽然六义不能俱在，还是能得国风传统的十之二三。此时，六义就缺失不全了。
晋宋以来，能得《诗》之精髓的就罕见了。如谢康乐诗，深奥博大，但是多耽溺于山水。如
陶渊明诗，高远古淡，但又偏执于田园。江淹、鲍照之辈，又比这些诗还要偏狭。象梁鸿所写的
《五噫歌》那样的例子，连百分之一二也没有。这时候，六义就逐渐微弱，崩坍难立了。
到了梁、陈时候，诗人大都不过是玩弄风雪、花草而已。唉，风雪花草这类事物，
《三百篇》中难道就弃而不用吗？只是要看运用如何罢了。比如“北风其凉”，就是借风以讽刺作威作福、暴虐百姓，“雨雪霏霏”，就是借雪怜悯征人役夫，“棠棣之华”是有感于花而劝勉兄弟之道，“采采芣苢”，是赞美
车前草而祝贺妇人有子。这都是以风雪花草兴发，而表现的意义则在于刺威虐、愍征役、讽兄弟、乐有子，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可行吗？这样，“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这类词句，确实辞藻华丽，但不知道它所讽谕的究竟是什么。因此，我说这些诗仅仅是玩弄风雪花草罢了。这时候，六义就磨灭殆尽了。
有唐二百年来，其间诗人不可胜数。可圈可点的，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还有诗中的豪杰，世称
李白和杜甫。李白的作品，天才横放，壮彩奇思，凡人难望其项背。但是，探求其中的风雅比兴精神，在十首之中没有一首能具备。杜甫的作品最多，可以流传的有一千多首。在融贯古今，细琢格律，极尽工巧精严方面，又超过了李白。但是要拈出
《新安吏》、《石壕吏》、
《潼关吏》、《塞芦子》、
《留花门》这样的篇章，“朱门酒肉，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也不过三四十首。杜甫尚且如此，何况不如杜甫的呢？
我常常为诗道崩坏感到痛心疾首，激愤之情时时勃发，甚至于食不甘味，夜不成寐。不揣鄙陋，我欲要将诗道振起。唉！世事难料，动辄乖舛，三言两语难尽其中曲折，但还是不能不向您粗略地陈述一番。
我出生六七个月的时候，乳母抱着我在书屏下边玩，有人指着“无、字”二字教给我。我虽然嘴上说不出来，但是心里已经默默地记住了。后来有人拿这两个字问我，即使试上十次百次，我都能准确地指出来。那么我是生来就与文字有缘了。五六岁时，就学习做诗，九岁通晓声韵，十五六岁开始有志于进士之业，发愤苦读。二十岁以来，白天学习做赋，夜里刻苦读书，间隙又学习做诗，连睡眠和休息都顾不上了。甚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茧。少壮之时，体态瘦削，还没有老，就早早的齿衰发白，看东西总是恍恍惚惚，瞳仁里好象有蝇乱飞、珠摇晃。这大概是刻苦学习、奋力创作造成的，自己也感到很悲哀。
我家庭贫困又多遇事故，二十七岁才参加地方上的乡试。考中以后，虽然专心于
科举考试，还是没有停止做诗。到了做校书郎的时候，诗作足有三四百首。有时拿出来让足下这样的朋友们看。大家一见都说写得工巧，其实我并没有达到真正诗人的境地。入朝为官以来，年龄渐长，经历的事情多了，每逢与人谈话，多询问时政，每逢读书、史，多探求治理国家的道理。这才知道文章应该为时事而著写，诗歌应该为现实而创作。这时候，皇帝刚刚继位，宰府中有中正之人主持，屡次下诏书，调查人民的疾苦。我正是在这时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又身兼左拾遗之职，亲自领取写谏章用纸，除了写奏章直接向皇帝陈述意见之外，把那些可以解救人民疾苦，弥补时政的缺失，而又难于直接说明的事项，写成了诗歌，想循序渐进、潜移默化地让皇帝知道。首先是使皇帝耳目广远，有助于其处理繁杂国事机务。其次是报答皇帝的恩遇，尽到谏官的职责。最后是实现个人平生振兴诗道的心愿。没有想到，心愿未遂而怨悔已生，诗歌没有达于上，而诽谤却已汹涌而来。
还是让我给您说个透吧。每每听到我的《贺雨诗》，众人就喧嚷起来，已经觉得不合时宜了；听到我的《哭孔戡》诗，众人则面带尴尬，都显得很不高兴；听到我的《秦中吟》，豪门权贵与骄矜近臣则面面相觑为之色变；听到我寄给您的《乐游园》诗，把持朝政之人都会扼腕愤怒；听到我的《宿紫阁村》诗，操纵军权的那些人就切齿痛恨。情况大体就是这样，不能够一一列举。与我没有交谊的人说我是沽名钓誉，是在诋毁攻击，诽谤侮辱。假使是与我有交谊的，就拿牛僧孺揭露时政而被斥逐的教训劝诫我，甚而我的骨肉至亲都认为我不该如此。认为我所行直正的，世上也不过二三个人。有一个邓鲂，看见我的诗就高兴，不久他就死了。还有一个唐衢，读了我的诗就哭泣，不久唐衢也死去了。另外就是足下了，而足下十年来又困顿到这步田地。唉！难道“六义、四始”的精义，是上天要让它败亡而不能支撑延续了吗？还是上天的意愿就是不让人民疾苦传达到天子那里呢？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有志于诗道的人会如此的乖舛不顺。
但是，我自己也思量过，我只不过是关东一个普通男子罢了。除去读书作文，其它事一无所知，甚至连书法、绘画、弈棋、博戏那样可以与众人一起娱乐的事情，也没有一样通晓，我的愚鲁拙笨就可想而知了。最初考进士的时候，朝中连个远亲都没有，达官显贵也一个都不认识，拖着笨拙的步子和善跑之人竞争于同一道路，赤手空拳在著文战场上打拼。十年之间，分别有三次中第登科，名声流传于外，官也升到了清高之职，在朝廷之外与贤俊之士相交结，在朝廷之中近辅天子。开始我是由文章而声名在外的，最后又由于文章获罪，也算是应该的吧！
前几天我又听亲戚朋友们私下里说，礼部、吏部选拨人才，多用我平日里做的那些赋、判文、传文为标准。其他诗句，也在人们口头上流传。我感到惭愧，也不大相信。到我第二次来长安的时候，听说有个军使高霞寓，要买一个歌妓，歌妓大夸其口说：“我能唱白学士的《长恨歌》，怎么能同别的歌妓一样呢？”因此，就抬高了身价。足下书信中还说过，到通州的时候，看见近江客舍柱子上题有我写的诗，那又是谁呢？以往我经过汉南的时候，恰好赶上主人集合一群歌妓，做乐娱宾。那些歌妓看我来了，就指着我互相使眼色说：“这就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从长安直到江西，一路三四千里，凡是地方学校、佛寺、客舍、行舟之中，经常能见到我的诗题写于其间，小民、僧人、寡妇、少女往往都会吟诵我的诗。这实在是雕虫小技，不值得多做，但是现在时俗所推崇的，却正在这方面。即使像王褒、扬雄那样的前代贤人，像李白、杜甫那样的前辈，也没能从其中超脱出来。
古人说：“声名是天下公器，不可以贪得无厌。”我是什么人，得享当世之名已经够多了，既享大名，又想得到当世富贵，假如我是造物主，能一并都给吗？现在的穷困潦倒，按理说也是应该的。况且诗人大都命途多舛，像陈子昂、杜甫，都仅仅官至拾遣，终生潦倒。李白、孟浩然之辈，未得一官，穷极潦落一生。近来，孟郊年已六十了，最后才做了个协律郎，张籍已经五十岁了，也没超过一个太常寺的太祝。他们都是什么人物呵！他们是什么人物呵！况且我的才能又不如他们。现在我虽说被降职调到偏远的州郡，做个佐贰之官，但是官阶还是五品，月俸四五万，寒天有衣穿，饥饿有饭吃，除去供给自身之外，还能养活家人，也算对得起白家的先辈了。微之微之呵，请不要为我担心。
几个月来，我从书箱中搜检出若干新诗、旧诗，以类相从，厘分成卷。做左拾遗以来，凡所遇所感，与美刺兴比有关的诗，还有自武德到元和年间即事立题而写的诗，题做《新乐府》，共一百五十首，叫做讽谕诗。又有公干之后居家自处，或病假闲居，安于逸乐、静养心性，随意地吟咏性情的诗一百首，叫做闲适诗。又有受外物的牵动，内心波澜兴起，随着感兴而付诸咏叹的诗一百首，叫做感伤诗，又有五言诗、七言诗、长篇诗、绝句，长自一百韵，短至二韵四百多首，叫做杂律诗。一共十五卷，大约八百首。将来我们相见的时候，一定尽数呈送 。
微之！古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虽不贤，也常常以这两句话为师。大丈夫所坚守的是圣贤的大道，所等待的是时机。时机到来，就是云中飞龙，抟风大鹏，轰然勃发，尽力而为。时机不来，则豹隐雾霾，鸿飞远空，孤寂自持，引身而退。仕进退隐，哪条路而不能怡然自乐呢？因此，我所欲所愿是在兼济天下，所做所行是在独善吾身。所奉行并贯彻始终的是圣贤的大道，以言词表达出来就是诗歌。所谓讽谕诗，表达济天下的志向；所谓闲适诗，表达修身养性的境况。因此，读了我的诗，就知道我所坚持的圣贤之道了。剩下的是杂律诗，有感于偶遇的外物、机缘，陶然怡然中吟咏而成诗章。虽不是我平生所看重的，但在亲朋好友聚散离合之际，可用来宣离别之恨，助相聚之欢。现在，将其保留未删，编入其中，以后不管谁为我编纂文集，径可删去无妨。
微之！以耳闻为珍贵，以眼见为轻贱，厚古薄今，乃是人之常情。且不用征引远古旧老，就看近世韦苏州的歌行，才气纵横，华词丽藻之外，颇能得比兴讽喻之旨。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高逸典雅、摇曳容与、冲和明净）自成一家。如今搦管为诗之辈，谁能比肩？但是韦苏州在世的时候，人们并不太看重，一定等到诗人死后，人们才宝爱其诗。现在我的诗，人们所喜爱的，不过是杂律诗和《长恨歌》之类的作品。时俗所看重的，正是我所轻视的。至于那些讽谕诗，命意激切而言语质直；闲适诗，情思寡淡，文词迂缓。由于质直并迂缓，人们不喜爱也是应该的了。
如今，知爱我诗的人，放眼当世，就只有足下而已。但是千百年后，怎知没有像你那样知爱我诗的人出现呢？因此八九年来，我与足下仕途稍顺时，就以诗歌相省戒；遭遇困顿时，就以诗歌相勉励；独居的时候，就以诗歌相告慰；同处时候，就以诗歌相娱乐。理解我的的和谴责我的，都是因诗而来吧。比如，今年春游长安城南的时候，我与足下在马上娱乐放松，就分别吟咏新颖艳丽的短律，不掺杂别的体裁，从皇子陂归昭国里，次第吟唱，一行二十馀里间，吟诵之声袅袅不绝。一旁的樊宗宪、李景信则默然无声，句无所发。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仙，不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魔。为什么呢？劳苦心灵，役累声气，日以继夜，而不知辛苦，这不是魔又是什么？知音相伴，美景在前，花开宴罢，月夜酒酣，如此情境下，相对吟咏，忘却时光飞逝、少年不再，即使驾鸾鹤，仙游蓬莱、瀛洲之乐，也不过如此吧。这不是仙又是什么？微之微之，这就是我与足下把形骸当外累，脱略凡俗踪迹，蔑视富贵，轻视人间的原因。
正在这个时候，足下兴致高昂，精力充沛，还把我与友人往来酬唱之诗全部索要去，选择其中最好的，譬如张籍的古乐府，李绅的新歌行，卢拱、杨巨源二秘书官的律诗，窦巩、元宗简的绝句，搜罗广博，精心编纂，称为《元白往还诗集》。诸位君子得知自己诗作被列入篇目计划中，无不欢欣鼓舞，把这当成一桩盛事。唉！计划没有实现，足下就遭遇贬谪，不几个月我也跟着降职远任。意兴阑珊，遥想无期，不知何日才成，实在可叹。
我曾经跟足下说，任何人做文章，都有自以为是之嫌，不忍心删削，有时缺点就在繁多上，其间优劣自己又辨别不清，一定得依靠精于鉴赏、持论公允，不虚美、不隐恶的朋友进行讨论删削，这样，繁简之度才能恰当。况且我与足下文章常有繁复之患，自己尚且认为是毛病，何况他人？现在我们暂且分别编辑诗文，粗略地分出卷次，等到我和足下相见的时候，各拿出成品，以达成过去的心愿。但是，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在何地，死期一到，该怎么办呵！微之微之，你是一定能体会到我的这种心境吧！
浔阳腊月，江上寒风，砭肌入骨；岁暮时节，寥落寡欢，长夜难眠。拿起笔，铺开纸，默坐灯下，心念闪过，援笔成书，言语大无章法，莫要因其繁杂而感到厌倦，聊以为一夕絮叨长谈吧。微之微之，知道我的心吗？乐天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