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匡亚明倡导重开大学语文课以来，大学语文教学逐渐兴起，并出现了多种教材。其中，徐中玉、齐森华和王步高、丁帆主编的教材影响较大，1996年、2002年先后被推荐为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普通高校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比较这两种教材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一、徐中玉主编本一枝独秀
（一）15年精益求精，功勋卓著
徐中玉主编的教材有“五类九种”之多，1981年编写的《大学语文》，历经四版，是集体高智慧的结晶。“修订四版”按时间顺序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每阶段之后附有文学史概述。选材视野开阔，中国文学是主体，还有外国文学部分，有关“读书和写作”的课文专列一单元。最后有附录，包括：常用应用文写作要点，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写作要点等九篇。没有忽视语文的工具性，知识功能，足见编者的卓识。教材规范性强，每篇课文后附有“思考和练习”，比如陶渊明一节，引用龚自珍《舟中读陶》设计了一道习题，和选文《咏荆轲》互相映证，突出了陶诗的二重风格。在中学教材的基础上，拓宽了学生对陶诗风格的理解。可谓别具匠心。“修订四版”为大学语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分量虽然略嫌不足，但易于教学。这是早期通行、权威的教材。
（二）新在编排体例，旨在弘扬人文精神
1996年6月徐中玉编写的《大学语文》有几点值得注意：
1、选文虽然有“品评、论文”一个单元，但是删除了“修订四版”的部分附录：常用应用文写作要点，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写作要点等附录，由于编排体例的变化增加了中国文学史概述。对写作知识的忽视是这本教材的缺点。毛信德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新编大学语文》含文学卷和写作卷，编者将“习惯上的‘大学语文'与‘应用写作'两门课程的教材合为一个整体”。吴振清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大学语文》，“特别增加了应用文写作知识”。现在许多大学生对论文格式懵懂无知，表达能力亟待提高。写作等语文知识的安排是需要的。
2、没有外国文学部分。现在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大学生应当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大学生中喜欢外国文学的大有人在。这扇窗口应当开大而不是关闭。
3、为了弘扬人文精神，教材在整体上按潜在的专题——品格、爱国等分九个单元编写，“本书既不以文学史知识为线索，也不以写作知识为重点，”而以精美文章为实体，来达到提高学生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平的综合效应。主编也承认这种尝试“出版后反应不一”。这种编排方式值得商榷，因为每篇文章自有其内容主旨，但又未必只有一端的意义，必然会有交叉的现象。以时间顺序的编排体例符合人们普遍的接受心理，脱离接受的基础，不利于教师的授课和学生的学习。
该教材发行之前，大学语文版本不是很多。此后，新编教材象雨后春笋般涌现。有王步高1999年编写的《大学语文》，2001年出版了简编本；吴振清主编的《大学语文》；以及法律类、自学考试辅导、应试入门等各种教材，不下30种，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新编教材如此之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高校并不满意1996年的教材，我个人比较喜欢“修订四版”，1996年版教材损害了原来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的良好形象。2001年6月，徐中玉在1996版基础上修订出版增订本，容量明显增加，隐含的专题明朗化，许多问题得到了重视。增订本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五大问题，并加以克服。（一）选文增加了现当代文学的分量。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也了解到现当代文学是学生欢迎的部分。（二）增入了几篇外国名作。所选作品大都见于“修订四版”。有胜于无，但仍没有外国文学概述。（三）增选了爱因斯坦、邓拓等自然科学家或其他人文科学家的文章。这是新颖独到的增选。（四）编排体例仍然根据文章内容来归类。按“品格”、“胸怀”、“人生”、“世态”等分十个单元，外加中外小说两个单元。结尾增加了按时代顺序为主的“篇目索引”，和目录互相映照。这种编排先难后易，不利于学生吸收消化。如果两者互换，全书重新编排，肯定会是另外一种风貌。另外，附录中删去了简化字总表，有关写作等方面的附录仍没有增加。增订本明显改观，可惜事易时移，五年之内风光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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