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平】
袁枚少有才名，擅长写诗文。
乾隆四年（1739年），24岁参加朝廷科考，试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诗中有“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的妙句，然而总裁们以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幸得当时大司寇（刑部尚书）尹继善挺身而出，才免于落榜，得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乾隆七年（1742年），外调做官，曾任沭阳、江宁、上元等地知县，推行法制，不避权贵，颇有政绩，很得当时总督尹继善的赏识。
乾隆八至十年(1743年-1745年)，任沭阳知县。
乾隆十年，袁枚离任沭阳时，百姓夹道送行，攀车饯酒，洒泪话别。
乾隆十四年（1749年），三十三岁父亲亡故，辞官养母，在江宁（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世称随园先生。好友钱宝意作诗颂赞他：“过江不愧真名士，退院其如未老僧；领取十年卿相后，幅巾野服始相应。”袁枚亦作一副对联：“不作高官，非无福命祇缘懒；难成仙佛，爱读诗书又恋花。”自此，袁枚在随园过了近50年的闲适生活，他在给友人程晋芳的信中说：“我辈身逢盛世，非有大怪癖、大妄诞，当不受文人之厄。”袁枚晚年游历南方诸名山，与诗友交往。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袁枚由于为人正直，厌恶官场倾轧，40岁时便辞官不做，定居江宁(今南京市)，住小仓山下，建随园，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安于闲情逸致的生活中。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73岁的袁枚，受沭阳知名人士吕峄亭的邀请，又来沭阳作客，沭阳各界，一部分人曾趋前30里迎接。袁枚面对如此拥戴他的民众，写下了情意真挚的《重到沭阳图记》。袁枚在这篇短文中深有感受地说：“视民如家，官居而不能忘其地者，则其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官爱民，民爱官，此真不失为一方父母官的范例。
嘉庆二年（1797年），袁枚去世，享年82岁，葬在城中百步坡。
【主要作品】
袁枚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新齐谐》24卷及《续新齐谐》10卷、《随园食单》，散文 ，尺牍等30余种。
袁枚收录了许多鬼怪故事，以简洁明了的笔法，写成笔记小说《子不语》，与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齐名。
袁枚亦工文章，散文如《祭妹文》、《峡江寺飞泉亭记》等，骈文如《与蒋苕生书》、《重修于忠肃庙碑》等，传为名篇。
袁枚《致尤荫手札》
江苏古籍出版社已出版《袁枚全集》共八卷。其中《小仓山房集》中的《黄生借书说》收录到上教版初二语文第一学期（第22课）。
《致尤荫手札》是写给好友尤荫（字贡父）的手札，内容为谢尤赠画，并赞其画，记述朋友间切磋画艺及朋友间相互激赏、互赠礼物之韵事。
书法灵动清雅，不事雕琢，自然闲适，正合于袁枚“性灵”之主张。虽法度稍欠，然才情横溢，亦为佳构。
【主要成就】
袁枚是清代中叶最负盛名、最有影响的诗人，居“乾隆三大家”之首，执诗坛牛耳近50年。也是一位颇有贤名的县令。袁枚为文自成一家，与纪晓岚齐名，时称“南袁北纪”。袁枚还是一位美食家，写有著名的《随园食单》，是系统地论述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重要著作。
袁枚与赵翼、张问陶（船山）并称乾嘉性灵派三大家。袁枚生平喜称人善、奖掖士类，提倡妇女文学，广收女弟子，为当时诗坛所宗。
袁枚写诗主张抒写性情，反对儒家诗教。部分诗篇对汉儒和程朱理学进行了抨击，并宣称“六经尽糟粕”。袁枚文学思想还广涉文论及文学发展、文体作用等各个方面，在当时有进步意义。
袁枚在考据成风的乾嘉时期，在重经学、重学问的诗坛上，以充满创造精神、洋溢着天才之气的诗作，独树一帜，非同凡响。袁枚的古体诗长期以来更是受到重视。实际上，古体诗创作集中体现了袁枚诗歌的天才特色，激情澎湃，纵横恣肆，充满生命力和创造性，呈现出不同于近体诗创作的美学特征。
袁枚活跃诗坛40余年，有诗4000余首，基本上体现了他所主张的性灵说，有独特风格和一定成就。袁诗思想内容的主要特点是抒写性灵，表现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实感受、情趣和识见，往往不受束缚，时有唐突传统。在艺术上不拟古，不拘一格，以熟练的技巧和流畅的语言，表现思想感受和捕捉到的艺术形象。追求真率自然、清新灵巧的艺术风格。其中较突出的佳作主要有两类：即景抒情的旅游诗和叹古讽今的咏史诗。
袁枚把“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天分和学习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的追求。袁枚并不一概地反对诗歌形式的声律藻饰、骈丽用典等讲究，只要求从属于表现性灵。
袁枚的性灵说较公安派前进了一步，全面而完整，被认为是明、清性灵说的主要代表者。
【文学主张】
袁枚
袁枚为文自成一家，与纪晓岚齐名，时称“南袁北纪”。倡导“性灵说”。主张写诗要写出自己的个性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主张直抒胸臆，写出个人的“性情遭际”。主张“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天分和学历作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追求，这样才能将先天条件和后天努力相结合，创作出佳品，认为“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之发肤巧笑，先天也；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饰，后天也”。主张文学应该进化，应有时代特色，反对宗唐宗宋。
袁枚讥讽神韵派是“贫贱骄人”，格调派是“木偶演戏”，肌理派是“开骨董店”，宗宋派是“乞儿搬家”。
袁枚反对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说，认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主张骈文和散文并重，认为骈文与散文正如自然界的偶与奇一样不可偏废，二者同源而异流，它们的关系是双峰并峙，两水分流。诗歌清新隽永，流转自如。写景诗飘逸玲。其中，和他的诗歌主张与风格相似的诗人还有郑燮、赵翼、张问陶和黄景仁。
袁枚的文学思想有发展的观点，对封建正统文学观点及形式主义思潮有冲击作用。另外，他强调骈文作为美文学的存在价值，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的诗多叙写身边琐事，多风花雪月的吟哦，缺少社会内容，有些诗趋向艳俗，不免浅薄甚至浮华。
袁枚提出“性灵说”，对儒家诗教提出异议。部分诗篇对汉儒和程朱理学发难，并宣称“《六经》尽糟粕”。
袁枚手铸铜洒金钵式炉
袁枚主张直抒胸臆，词贵自然，反对泥古不化，强调自创精神，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袁枚论诗主张抒写性情，继明公安派之后揭橥“性灵说”。这种文学论调与当时的吴敬梓、曹雪芹、郑燮、张问陶等人的进步文学思潮、哲学思潮、史学思潮相互对应着。
袁枚认为诗必须有诗人不失赤子之心的“真我”，反对儒家传统诗论，认为艳诗可作。袁枚的诗论为清代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对扫除拟古之作有积极作用。其诗多抒发个人的闲情逸致或叹古讽今，往往随性而发，富于情趣与意境，追求明白晓畅、清新灵巧的艺术风格。散文思想颖锐，部分作品直接揭露现实黑暗与官场腐败。抒情作品则情感真挚，富于感染力，具有清新自然，文笔生动的特点。
袁枚主张写诗要写出自己的个性，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肌理派是“玲。
袁枚又是乾、嘉时期主要诗论家之一。继明代公安派、竟陵派（钟谭派）而持性灵说。《随园诗话》及《补遗》、《续诗品》是他诗论的主要著作。《随园诗话》除阐述性灵说以外，对历代诗人作品、流派演变及清代诗坛多有评述。《续诗品》则是仿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作，立36目，用四言韵文简括诗歌创作过程、方法、修养、技巧等具体经验体会，即所谓创作“苦心”。
与公安派相比较，袁枚的性灵说更有反道学、反传统的特点，指出诗并非说教的手段，而要抒写性灵。
袁枚以文学为终身事业，是清代的文学家，性灵派创作理论的提倡者。性灵即性情也。他以为“诗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又说：“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他认为诗歌是内心的声音，是性情的真实流露。文章以骈体最为擅长，颇得六朝体格，享文章之盛名数十年。其为人亦如作文，坦白率真，讨厌矫情，却极重情义，其友沈凤司死后，因无后嗣，袁枚每年为他祭坟，三十年未曾间断，对友人的情义深重，令人感动。
【养生美食】
袁枚也是一位美食家，写有著名的《随园食单》，是清朝一部系统地论述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重要著作。该书出版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全书分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杂素菜单、点心单、饭粥单……茶酒单等十四个方面。在须知单中他开宗明义地说：“学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作须知单。”此篇可作为饮食通则，而戒单云：“为政者兴一利不如除一弊，能除饮食之弊，则思过半矣，作戒单。”此篇值得一提的是“茶酒单”一篇，此篇对于南北名茶均有所评述，此外还记载着不少茶制食品，颇有特色。
其中有一种“面茶”，即是将面用粗茶汁去熬煮后，再加上芝麻酱、牛乳等佐料，面中散发淡淡茶香，美味可口；而“茶腿”是经过茶叶熏过的火腿，肉色火红，肉质鲜美而茶香四溢。由此可以看出袁枚是一个对茶、对饮食有相当研究的人。
一戒耳餐，即图虚名也。二戒目食。所谓目食，指贪多。让客人不以口食，只从垛盘叠碗的热闹上感其诚。三戒穿凿。指为图新奇，乱出点子。四戒停顿。菜点好吃，全在一出锅便“极锋而试”，稍有停顿，就成了“霉过衣裳”，虽是锦绣绮罗，色泽也晦闷了，“旧气可憎矣”。五戒落套。袁才子以文喻之：“唐诗最佳，而五言八韵之试帖，名家不选，何也？以其落套故也。诗尚如此，食亦宜然。”当时官场宴客菜单，名号有十六碟、八簋(音guǐ古代盛食物器具，圆口，两耳)、四点心之称，有满汉席之称，有八小吃之称，有十大菜之称，“种种俗名皆恶厨陋习”。
【勤政爱民】
罗聘绘《袁枚像》
乾隆八至十年，正是所谓“乾隆盛世”，但在沭阳民间，却是万户萧疏、悍吏横行的现实。一个沭阳县，竟有“饥口三十万，饿死者不计其数”。
袁枚面对这“路有饿殍、哀鸿四野”的惨状，拿起蘸着血泪的笔抒发感慨：“百死犹可忍，饿死苦不速，野狗衔髅髑，骨瘦亦无肉，自恨作父母，不愿生耳目。”袁枚以犀利的笔尖，对那些“苛政猛于虎，悍吏虐于蝗”置人民生死于不顾的贪官污吏，进行无情的挞伐。他要“纾国更纾民，终为百姓福”。因此到任不久，就开仓赈灾，减免赋税，率民治水，筑有名的六塘子堰。采取多种抗灾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较快地取得了成效。
袁枚还严厉管束家属、下属、衙役，不准扰民害民。在讼狱处理上，据史载，袁枚“为政，终日坐堂”，凡“吏民百事，有小讼狱立判无稽留”，大案也从速结案，加上治理有方，社会秩序较前稳定。袁枚与耕夫、蚕妇、工匠、商贩、书生皆有交往，不但关心农事百业，还跻身市场，“关心米价问江东”，心系民生。在封建时代，由于阶级的局限性，袁枚能做到这样，已是难能可贵的了，百姓皆称他为“大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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