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28日黄昏，左肩扛着"血图"铁证的楼献（左2）与王选（左5）等人在日本东京银座游行。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新华网浙江频道7月19日电 (谭进 彭友) 西子湖畔，吴山北麓，楼献在他的律师事务所埋头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民间诉讼索赔案"。原本，这位一级律师可以悠闲地坐在自己事务所的落地窗前边品茶观景，边指挥同仁工作挣钱。
然而，他说："我是中国人，要有社会责任感。作为一名律师，我不能眼看着父老乡亲在历史耻辱中沉默下去，我希望自己为历史做点事。"
楼献就这样成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法律顾问。
"大嗓门"喊出中国律师最强音
楼献长得很"中国"，无论是身材或相貌；但嗓门之大，却有点不同于"中庸之道"。
2002年8月27日，包括楼献在内的浙江律师赴日声援团参加东京地方法院的细菌战受害诉讼一审判决。
进入法庭，楼献七弯八拐，竟从旁听席绕到了原告席--他自己也搞不大明白是怎么绕过去的。
楼献发现从原告席可以很方便地接近法官。他想如果这一次法院判原告败诉，就当庭向法官递交已写好的抗议书。果然，法官宣布原告败诉。楼献马上叫被栏杆拦在原告席外的律师声援团团长把抗议书递给自己，但团长早上出门时拿错了包--抗议书被忘在住所。
"多好的机会啊，当庭抗议！可惜错失了。"时隔近3年，楼献现在提起此事仍很惋惜。但他当时仍不甘心，马上叫人去取抗议书。
下午，原告团在东京律师会馆举行中外记者会，由原告团日本律师一濑主持。安排中，没有楼献发言。楼献却决意要发言。不懂日语，楼献就向一濑示意--指指抗议书，又指指自己，意思是：我要发言！于是，楼献在记者会上宣读抗议书。
"我嗓门很大，把麦克风震得'嗡嗡'响。"楼献说，自己当时太激动了。
宣读完后，这份代表4500多名浙江律师的抗议书通过一濑正式递交给东京地方法院。
次日，楼献在日本国会大声发表演说："这次诉讼是为了解决三个问题：日本军队到底在中国有没有进行过细菌战；细菌战与中国死伤者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如果有关系，日本政府要不要赔偿。现在，一审虽然败诉，但我们的要求还是部分达到了；法庭承认在中国浙江、湖南进行过细菌战，并且与当地死伤者有关系。法庭还认为日本政府应当承担战争责任，但不赔偿。"
楼献对一审判决的这番剖析，大大鼓舞了原告和日本律师的斗志。
楼献的大嗓门也由此出了名。
"血图"铁证让日本法官目瞪口呆
在楼献办公室的显眼位置，挂着一张大照片--2004年10月28日黄昏，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楼献与一些原告和
2002年11月4日，在义乌崇山村召开的"细菌战受害对日索赔二审诉讼声援大会"上，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法律顾问楼献指出："为迫使日本法院和日本政府一揽子解决中国民间受害者的赔偿问题，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诉讼--几百件、几千件！" (记者 谭进 摄)
日本律师在东京银座高举横幅游行，楼献肩上还背了一卷东西，仔细一看，是"衢县城区40-41年鼠疫死亡户主要分布图"。
楼献介绍，"8·27"一审败诉后，原告团和日本律师商量，让他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在二审出庭作证--证明侵华日军于1940年10月4日在浙江省衢县空投鼠疫菌，造成许多平民死亡的事实。
为此，他从2003年2月起多次前往衢州等地实地调查。2004年春节期间，楼献将他与邱明轩医生调查的细菌战受害情况写成了1.5万字的"侵华日军1940年10月4日衢县空投鼠疫菌造成平民死亡的鉴定书"。
楼献了解到日本法官喜欢简洁明了，最好是形象化的地图和表格。于是，他把日军衢县细菌战的受害情况制成地图8幅、表格6份、图片28张。为了制作其中一份足有2张桌面大的受害者分布图，楼献费了不少精力：他先找到浙江省测绘局政治处主任，请他帮忙，主任作为一项任务布置给测绘分院长和工程师。楼献与他们一起对照衢州地图，一点一点把衢县老街画出来，一共做了8幅。测绘局做不出大地图，楼献就挑了其中一张，自己花500元让一广告公司放大。
楼献把当年衢县各地因感染鼠疫而死的人，在地图上--标了出来，某地死几个人，就在某地标几个小红点。结果让他大吃一惊--衢县几乎被密布的小红点染成了一大片血色。
2004年10月22日，楼献扛着这幅大"血图"去日本法庭作证。没想到刚到浦东机场，安检一遍又一遍地要他把地图打开检查，害怕里面藏有违禁物；飞机上，空警把地图拿过去"保管"；他扛着"血图"走在日本的大街上，路过的日本人纷纷盯着"血图"上的繁体字侧目。
10月18日下午，楼献昂首挺胸出现在东京高等法院101法庭。楼献扯着嗓门在法庭上讲。
以前，中国证人往往默不做声，日本政府的辩护律师觉得楼献很"猖狂"，硬是给他找茬--指着楼献台前的资料对法官说，他是在看材料说话。日本法庭规矩，证人发言时不能看资料。其实楼献带着材料本来就是装样子，他"啪" 地把文件夹合上交过去，依然拉大嗓门发言，"日本政府的辩护律师只能干瞪眼"。
有同行提醒他：小声点。楼献却一鼓作气说完。"我好不容易找到机会，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话？我的声音响得很，连旁听席上的日本后援团都能听见，他们高兴地拼命地为我鼓掌。"
说到关键处，楼献把"血图"当庭展开，对法官指着地图说，这个地方是日本飞机撒下鼠疫的重灾区，这一片红区表示衢县某某街死了多少人，这个范围又是某某隔离区……日本法官顿时听得目瞪口呆。
科学调查使细菌战诉讼更专业
楼献了解到，以前中国原告去日本法庭陈诉受害事实，缺少书面材料，情绪激动的受害者就在法庭上哭诉一通，可日本法官要听你当年是怎么受害的。不然，你的哭诉就难以成为有力的证据，也不能作为法庭档案保存下来。于是，楼献提出所有原告的二审陈述书都要由他理顺，比如什么叫细菌战，什么叫受害，以及什么是细菌战受害调查，这些定义都花了他很多时间。他自豪地说："浙江受害者二审的陈诉材料基本上都是我整理的，一人一篇，一共10多篇。"
楼献在整理陈诉书时发现，由于年代久远，有些细节连受害者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他们甚至连受害的时间、地点都说得不一致，如关于义乌崇山村鼠疫的来源就有三种说法：铁路员工带过来的；汉奸到村里撒的；日本飞机高空播撒的。当地的许多调查者也为此深感困惑--我们都调查10多年了，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能形成一个固定说法？
律师的直觉告诉楼献必须首先寻证侵华日军义乌细菌战的源头。他把有关资料全部收集起来研读消化；专程拜访一位担任省人民医院传染病医生的高中同学为自己释疑解惑；并拉着这个同学共赴崇山村实地调查，让村里的老人回忆，向他们复核已有的材料，如此往返，以事实为依据，最终确定日本飞机高空播撒鼠疫菌的说法。
楼献说："一位证人说受害者是在水塘洗澡时感染的，我就调查水塘离他家有多远；为什么是在这个水塘，而不是那个水塘？从田里回来洗澡，是离这个水塘近，还是离那个水塘近？又如，第一个人死在哪个地方？受害者的布点是否符合流行病学的规律？等等。"
他认为，一定要在受害者的姓名、性别、住址、原告与被害人关系等，以及受害地点和受害的因果关系方面查深做细。有时为确定一个受害地点，他要查找许多以前的县志、档案和报纸，从大量的史料中寻找蛛丝马迹。
凭着科技哲学硕士的功底和律师依法办案的专业精神，楼献终于整理、撰写出《义乌市崇山村细菌战受害概况》。对此，他再三强调："这个标准版本很重要，打官司一定要先把事实确定下来，宁愿后人考证了再来更正。"
楼献并不满足于崇山村这一个标准版本，他和王选等人又酝酿搞一个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调查的标准方法--他们认为，"细菌战受害调查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2003年春夏之交，楼献趁闹"非典"闭门谢客，先将自己半年来赴义乌、衢州、丽水等地调查细菌战的做法细细梳理头绪，再狠狠恶补了生物学、流行病学、预防病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便发扬20年前写硕士论文的"攻关精神"，一口气完成了5000多字的《细菌战受害调查纲要》初稿。从"如何确定何种烈性传染病"、"如何确定受害人"、"如何确定受害人的亲属"、"如何制作调查笔录"，到"如何公证"，都为细菌战受害调查者提供了标准化的方法。
采访手记：激情律师
新华社记者 谭进
"诉讼像是行驶在冰川中的航船，一面破冰一面前进。"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说过。
如果说王选是这艘承载着无数细菌战受害者冤魂的诉讼之船的船长，那么楼献就是确保这条船始终沿着法律航线破冰前行的舵手。
人们曾这样评价"南人北像"的楼献--最难得的是他游走于刻板法律条文的间隙还能显出真性情。
有了这份激情，他早在1987年就为"全国首例农民告县长"的浙江苍南县老农做代理律师；
有了这份激情，他在"8·27"一审败诉后立即与王选共勉："中国人的'血不曾冷'，我们将继续前进。"
有了这份激情，他从投身细菌战诉讼的第一天起就，就放下许多颇有经济效益的法律事务，为公道和正义履行律师的社会责任。
有了这份激情，他于2002年11月4日在义乌崇山村召开的"细菌战受害对日索赔二审诉讼声援大会"上直言："这次诉讼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赔几个钱吗？难道仅仅是要日本政府道一声歉吗？不是的！我们要的是中国人的尊严和平等。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两国人民才能世代友好下去。"
2004年9月18日，楼献在《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之现状和前景》中激动地说，细菌战受害诉讼应该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控告--"对人道犯下罪行的外国政府，应放弃主权豁免。任何时候，受害者在任何法院都可以向这个外国政府提起索赔。"同时，他也十分理性地提出："细菌战索赔应该与其他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诉讼形成合力，促使日本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一揽子解决中国战后民间赔偿问题。"
除了激情，还有使命感、价值观和锲而不舍的韧劲，这就是楼献，一个敢于为正义事业挺身而出的中国律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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