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课留了一个写作练习：教科书的循环利用问题。这次课就讲评这次作业。这个话题本是切近同学们的自身经验的，但同学们的视野和思考却不局限于自己的经验。特别值得一提的有这样几点：
一是来自马来西亚、印尼两国的几位留学生陈琪雯、谢婉婷、卢秀玲、刘美萱都及时地交了作业，而且有的写得相当好。我一直担心留学生用中文表达观点的困难，现在感到很高兴，而且她们也提供了独特视角与认识。
二是同学们不仅在习作中观点不同，而且在课堂讨论中形成了激烈的论辩。我把这些论辩也看作是评论的实战练习，因为：它们往往就是提示对方较弱的论据和论证，而提出自己较强的论据和论证。
比如，围绕着潘佼佼的评论《教科书毕竟不是一次性筷子》就形成了正反两方激烈论辩。这篇评论是这样的：
教科书毕竟不是一次性筷子
梁从诫先生是个环保主义者，他无论去哪儿赴宴都随身带着筷子，拒绝以砍伐森林为代价的一次性筷子。而今，很多人将这笔森林帐算到了中小学教科书的头上——因为它们的正常寿命只有半年。
我国每年要砍伐900多万棵大树以生产文化纸，用于印刷17773.74万名中小学生的教科书（《黑龙江晚报》）。并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路雄调查得知，“在义务教育阶段，书本费在学生的负担重相对较重……是不争的事实。”
与之形成对此的事，多数孩子的教科书随着升学被遗忘在家中的角落。所以，支持教科书循环使用的人们这样说：“教科书循环使用在许多国家早已普遍实行,为什么在资源相对匮乏、经济相对落后的我国却千呼万唤不出来呢？”
支持者们情深意恳，但静下心来看，无论从意义还是功能方面看，教科书和一次性筷子有天壤之别。
教科书是维系中国教育体制参与各方的桥梁，教育部提出构想，教材编写者和出版社将其成书，经销商新华书店发行至全国，学校依据课本内容授课并检验学生的学习状况。
所以，以考试为中心的中国教育体制，其真正的核心是教科书。在实际中，教科书也并不是“一次性教材”，八小时的课堂时间围绕教科书转，八小时外的家庭作业和课后辅导也是基于教科书中的内容。一旦遇到大型考试，例如小学升初中等，从前的教科书都要拿出来做复习之用。
中小学生对教科书的依赖程度之强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据统计，围绕中小学教科书所出的教辅书图书市场份额就达数百亿元，类别超过了10万种，目前有500多家出版社介入教辅出版。
梁先生坚持自己的理念并身体力行之，但循环使用教科书并不如随身带着筷子这样简单的事，在实际在操作层面，恐有些困难。笔者略举一二于下。
每一届中小学生的人数都不同，若教科书循环使用，就必然会有一部分旧书，一部分新书。那么又按照什么标准决定哪些孩子用旧书，哪些用新书呢？日前，内蒙古一部分小学将旧书回收供家庭贫困的孩子使用。其用心是善意的，但试想一下，开学伊始，多数孩子兴高采烈拿着新书上课了，另一部分孩子只能用旧书。这种形式上的不平等许多成年人都不能接受，更何况心智发展尚未成熟的孩子呢？
而且，儿童生性活泼好动，随手乱涂乱画为常事，胡撕乱扯更常见。打开小孩儿的教科书，可以看到到处的乱抹乱涂，一学期没有结束很多孩子的书都被“折磨”得不像样了。这样的教科书，能够完成一学期的使命已属幸事，又何谈循环使用呢？若采取惩罚性措施强制孩子遵守规定，对处于那个发育阶段的孩子来说，便显得太高要求了。
家长还有别样的考虑，那就是别人用过的书是否卫生，在这个再穷也不穷孩子，再穷也不穷教育的国家，循环使用教材的提议恐怕得不到太多家长的响应。
国人提倡循环使用教科书的另一个原因是，垄断经营体制之下的教科书编辑出版发行各环节中有巨额利润。如若教科书循环使用，这些部门就不能狂捞家长们钱包里的钱到自己的腰包了。
体制内存在的问题交给法律规范和体制完善去解决。而教材循环再使用，在这个国度恐怕是行不通了。 （完）
黄荷同学说：佼佼的文采是学不来的，但是我注意到，她论证教材不宜循环利用的几个论据都是细节性的，比如考虑到学生和家长的情绪、心理，还有卫生，这是可以随着制度和方法进一步完善而解决的，因此是较弱的论据。
郑悦也说：同学之间的攀比这个论据比较弱，因为它是时间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自己理财，谁也不会为了面子而买新书，大家之间也不看这个。我认识一个人在香港，一家好几个孩子只买一套书，从哥哥姐姐到弟弟妹妹，轮着用。香港比我们经济发达很多，他们都能接受用旧书。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可能第一次用旧书感觉不太好，但慢慢就会习惯了。卫生的问题，也是一个操作层面的问题。可以集体回收，集中消毒。另外，从实际来看，学生毕业考试时要重新查阅几年前的课本的情况是较少出现的，因此是比较弱的论据。小升初的时候，不会去回头找小学一年级的课本；高考的时候，也不会去翻初一的课本。何况，教材循环利用的周期，也不一定就是一年，周期可以较长，直到学生不再需要以前的课本。我那届上高中是换了教材，我怕有什么变化，借了亲戚的教材看：其实只是次序变了而已——高一的内容换到高二，高二的内容换到高一，没有太大的变化。
潘佼佼回应说：现有支持循环利用的观点往往引用国外的例子。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国外教育体制的不同。我着重强调的其实是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中教材的重要地位和这个体制对教材的依赖程度。在国外不是这样的，国外学生对课本的依赖也就轻得多。我之所以没有提国外的情况，因为我没有找到特别详细的资料，我不能用国外详细的资料来支持我的观点。
黄荷承认佼佼的这一条还是比较硬的论据，教学体制的问题不是细节问题，在细节上就无法驳倒。
戴世恒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他反对循环利用的观点。他说：在大学中实现教材的循环利用是没有多大问题的。问题在于，在中小学，特别是小学低年级学生，我们面对的是未成年人，有很多非理性的心理，我们怎么知道一本被人使用过的旧书，会对他的成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是无法估计的。环保，经济，有多大的利益能够平衡掉这些可能在幼小的心灵中产生的负面影响呢？政府部门应该采用最安全、保险的方法来保证教育质量。
蒋丽娟反对这个观点。她说：小孩子们本来就没有新书、旧书的观念。也没有把新书、旧书和荣辱感连结在一起的观点。如果在一堆小孩子中有一个站起来说：“我不用旧书，旧书丢脸！”那一定是大人告诉他的。因此，教材循环利用的障碍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大人的问题。
焦霖、黄荷等同学也认为：就是应该从小孩子起培养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
黄荷还说：为什么国外能够比较好地实现教材的循环利用？是因为义务教育阶段完全公费，教材是国家出钱买的，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国家当然会从更有效率地使用纳税人的钱的角度考虑晚充分地利用教材，国家的财政无法担负你每年都用新的。我们国家课本是学生自己买的，所以才会有对课本喜新厌旧的心理障碍。现在国家对西部贫困地位免除课本费用，实行政府集中采购课本，课本的所有权就是国家的了，因此就有了教材循环利用的制度性基础。
不想，这句话让佼佼抓住了：她说：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猜测，教材循环使用的呼声正与这个制度相关——国家就是为了省钱，又不好意思只在西部免费学生身上省，所以提倡大家都来循环利用。
焦霖说：说到心理问题，因为心理问题，所以你就不能你以为孩子这么想他就这么想。心理上的东西是可以通过一定的输导和观念的强化来解决的，使孩子觉得我就应该使用旧书。为什么外国的孩子认为用旧书无所谓呢？因为他知道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样环保。小孩子还是比较容易在这方面受到影响的。
我说：是呀，对孩子使用新书的虚荣心，国家可以用另外的荣誉感和价值感来给予补偿。
戴世恒反驳：老师，如果国家连一本新书都不能给孩子，怎么能够保证它会保证给孩子以心理上的输导呢？对于未成年的孩子，国家难道不应该怀着一颗与父母一样的心吗？对于一代人的成长，国家什么不能付出，难道应该计较省下一点书本费吗？
潘佼佼说：老师，这是一个值得不值得的事，就像你过年，穿旧衣服其实也能过。但是为什么家长要给孩子买新衣服呢？家长认为省这个钱不值。
争议到了这里，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价值对抗”的层面了——也就是“应该不应该”，“值不值”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不同的价值都很有充分的理由，往往很难取舍。于是我说：这是评论或争议的一种状态，即：你恐怕只能影响那些在价值的观念上与你接近的人。哪一种观点更有说服力，实际上也取决于社会中有哪一种价值观的人更多，最终是这些有着不同价值倾向的人的表达（或者投票）来影响公共决策。
当中国同学不知不觉地把这个议题看作是公共选择问题而争议不休的时候，几位马来西亚的女生则认为这完全是个人的选择问题。陈琪雯同学作品的标题就是《购买新教材可自由选择》。课后这几位留学生也围在讲台边说，她们对中国同学争议中提供的社会信息感到新鲜。因为，以她们从小学到中学的经验，孩子们使用师哥师姐的课本，一家几个孩子只买一套课本，是非常正常的事。有人买了新书，别人还觉得怪怪的。她们自己就有买了新书与别人换旧书的经历。上课时回答教师的问题，手持新书的同学不得不看旁边同学手里的旧书——因为上面有以往学生记下的笔记。啊——原来循环使用的教材还有“知识传递”的价值呢！
这堂课的开始，蒋丽娟同学还针对上次高欣艺同学关于新闻评论中“叙事的偏见”的演讲，发表了不同观点的演讲。她认为：新闻评论中的叙事与新闻报道中的叙事的功能不同，它作为倾向鲜明的意见性文本的一个部门，不可能是完全平衡的，也不必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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