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运河和万里长城是我国历史上的两项伟大工程。京杭运河贯穿京、津、冀、鲁和江、浙6个省市，联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5大江河，巨龙般地绵亘于祖国的东部、世界的东方。在其全线贯通和全面通航的600余年里，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作出了极大贡献。
元明清三代的朝廷在运河的开凿、疏浚、管理和营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仅有来自京城的朝廷御旨是不够的，必定有一个如人们常说的“管理处”或“指挥部”之类的专门机构进行统一谋划和实施督理，还必须有沿运各地方官府的密切配合。
历史上沿运河的较大城镇有通县、天津、德州、临清、东昌、张秋、济宁、徐州、淮安、扬州、杭州等10余个。这些较大城镇及其官吏在运河的开凿、漕运和管理等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城镇的地位和作用也决不是平行和平等的。
随着运河文化研究活动的深入开展，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在上述沿运各城镇中，有没有一个对其他城镇存在着统属关系的都市呢？换句话说，如果把由北京至杭州的沿河地带看作一个多边行政区域的话，在这个多边行政区域里有没有一个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并且可直接称为运河之都。
一般来说，在旧中国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下，都市多是因时因地而自然形成的。特别在运河流经的多行政区划的狭长的带状地域里，都市的形成靠的更是自然的力量，或者说是因通水、通航的需要而自然形成。这个都市应形成在通水、通航的关键河段上。这个关键的河段就是济宁。
济宁地处京杭运河的中段，堪称全线的“老大难”。其原因：一是济宁段为运河全线的至高点，城北的南旺号称运河的“屋脊”，其海拔高度为39米，比北部的临清和南部的沛县高出30余米，通水十分困难；二是因地势高亢，水源严重不足，逢干旱之年则是有河无水；三是济宁段处于运河与黄河的交汇处，黄河泛滥，泥沙淤运，两河一直处在你死我活的纠葛中，其地位之险要。因此，济宁河段备受历代王朝的关注，作为治运的重点认真对待。
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丞相伯颜统军南征，议立水运驿站，即委派郭守敬勘察汶、泗、卫相邻地区之水道。漕运副使马之贞这时建议于济州城南汶、泗合流处至大清河开凿新河，引汶、泗诸水以通漕。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颜攻占南宋临安，以江南水运发达，主张广开漕运。他上书朝廷说：“江南城郭郊野，市井相属，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载，比之车乘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远方朝贡京师者，皆由此致达，诚国家永久之利。”正式向世祖忽必烈提出了开凿南北沟通的大运河，受到忽必烈的重视。
此后，元朝廷即筹备资金、征调夫役。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二月，世祖诏差奥鲁赤和刘都水及精算术之人往济州确定开河夫役，又令大名、卫州新附军赴济州助役。工程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正式施工，至次年八月竣工，开凿自济州至须城安民山长达200余里的运河河道，并筑坝遏汶、泗水入运河行运。济州河通航后，设都漕运司的管理机构。
济州河开通后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水源不足的问题。后来，朝廷采纳漕运副使马之贞的建议，于兖州立闸坝约束泗水西流，于堽城（位今山东宁阳境）立闸堰导汶水入洸河，使二水合于任城之会源闸，以闸堰调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楫。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将金口坝改为滚水坝，增建黑风口三孔引水闸，济水上建杏林闸、土娄闸、孙氏闸以节制水势。至元二十七年于河上建吴唯槐泰闸、官村闸，引水入济河。次年，再于引汶斗门上筑土坝，扩大引水量。此后又建济州上闸、安山闸、石佛闸等以调节水势，保证了运河畅通。
济州河凿通不久，又凿通了安山以北的运河，与济州河通称为会通河，并由元世祖亲自赐名。会通河的凿通，标志着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元中期以后，会通河诸闸多有毁坏，为此，至治元年（1321年）都水丞张仲仁奉朝廷之命疏浚整修由临清至彭城（今江苏徐州）的700里河道，修建小桥98座、大桥58座，以通纤道。又沿河修石涵洞排两岸积水入河，并于河岸两旁种马蔺草以固溃沙，河两侧还多植树木。这是对运河一次较大的维护浚修。但后来由于疏于管理，加上黄河溃决侵犯会通河道，遂使会通河陷入日渐加重的淤塞难通的境地，终患浅涩，不胜重载。故终元一代，若漕粮北运仍以海运为主。到元朝末年，会通河竟废弃不用。
明王朝为了实现南粮北运，决定重新启用京杭运河。为此，在元代运河的基础上，着重对重要河段大加整治，会通河便是重点整治河段之一。明代对济宁河段的整治，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为解决水源不足的问题，工部尚书宋礼采用白英老人之策，以“四水济运”，并创造了与都江堰工程相媲美的南旺水利枢纽工程，也是运河全线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同时还采取了导泉济运等措施；二是为解决水源丰枯不均和水位太低的问题，人们在河上层层建节制闸，随时调节水位，“以六闸樽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楫”。因此，济宁河段向被称为闸河。三是为避黄保运，人们开挖或利用马场、马踏等湖泊（又称水柜），涝时蓄积黄河之水并沉降泥沙，旱时放水济运。由于多种有效措施的实施，最终治好了济宁河段的“肠梗阻”，使之“南通江淮，北达幽燕”；“南引吴楚闽粤之饶，北壮畿辅咽喉之势。”至此，沟通南北地区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始贯通定型。
清王朝为实现南粮北运，继续启用京杭运河。它担负着每年数百万石漕粮运输任务，是清皇朝的一条名副其实的生命线。因而，备受统治者重视，不惜耗费巨资全力经营，对包括济宁河段在内的河道及水源等大加整治，使大运河和漕运进入一个全盛时期。
由上述史实可以看出，济宁河段在运河全线的位置与作用是何等的重要。史籍称济宁为“南控江淮，北接京”；“处漕渠之中，襟带四方”；“闭则为锁钥，启则为通关”。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济宁通则全河通，济宁不通全河停”。正是因为济宁独具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才使得济宁有了发展成为运河之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元明清三代的济宁，朝廷关注，重臣驻节，百官聚集，千军防守，万马奔腾，当然地成为运河全线的政治中心；一水关南北，百里万夫吼，千帆竞发，万民汇聚，人口和城市日益扩张，使济宁成为具有关键性的沿运重镇。如此之下，商贾云集，百业俱兴，极大地促进了济宁商贸业的兴盛和经济繁荣。
总之，正是在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为力量的作用下，济宁才得以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运河之都。对济宁河段的重点整治，是在元明清三朝的重视下进行的。正是由于济宁河段所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元明清三朝都把治运最高机构设在济宁，在重点整治济宁河段的同时，负责对运河全线进行整治和督理。据考，元代在济宁初设开浚大臣，后设都水监、行都水督和总治河防使，其官阶最高为正一品。明代在济宁设总理河道、总督河道、经理河漕、总漕兼河道、巡抚兼河道等，简称总河，均由朝廷钦命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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