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日瓦戈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探索真理、善于思考、爱好艺术的人。他一生从事的是广施仁爱、救死扶伤的医生职业。作家选择这样一位不带任何政治标记的人物来作小说的主人公是颇具深意的。他要以深沉的思考和真挚的笔触，通过这个人物的人生历程，抒写某些知识分子在
十月革命前后的命运、追求、爱情、苦难、迷惘……日瓦戈医生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他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沙皇专制统治带来的苦难，同情人民，渴望改变旧的生活秩序，希望周围的人们和自己都能得到自由与幸福，因为他认定“只有生活与周围的人相比不显得特殊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生活；而独享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之时，他真诚而欣喜地称颂它是“历史的奇迹”，宛如一次“了不起的手术”，“巧妙的一刀，便把多少年来发臭的烂疮一下子切除了”。他自愿留下来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为革命事业所体现的崇高理想与精神力量所鼓舞，怀着深情、执著的爱去建设新的生活。他曾把革命初期发生的破坏、混乱和苦难看作是国家获得新生必然要经过的“阵痛”。所以他对于一时的萧条、混乱、匮乏和窘迫的生活还能采取隐忍的态度。然而，他的内心世界是复杂的，一直专注于人的命运的思考。他认定革命是必然的历史潮流，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他欢迎革命，向往变革，但他觉得
无政府主义带来的暴力、混乱、流血、报复似乎太多了、太惨烈了。在热烈辉煌的另一面不免有着秩序的崩溃与理性的缺席。在无休止的厮杀中，人类文明的法则被兽性的本能所取代。某些游击队的盲目施暴、群众自发力量的肆意杀戮、对于传统文化的蔑视、视知识分子为异已以及在虚假的革命辞藻掩饰下的狂热与过激行为，这一切使他对革命产生种种疑虑与动摇。他曾随同妻子一家人离开
莫斯科，避居穷乡僻壤去过田园隐居的生活，以求自食其力。但事与愿违他被红军游击队虏去当了军医，过了18个月的野营生活，可依然处在被捕与处死的威胁之下。他渴望理解革命，景仰革命的理想与目标的崇高力量，但否定为达到这些理想与目标所采取的过激的暴力手段。因此，他陷入了十分矛盾的痛苦的心绪之中，终于心力交瘁，猝死在走走停停的电车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