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0-11-18
我国人口问题的实质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变化的。1 在执行计生政策之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口数量问题，具体表现在人口基数大，出生率高（更为确切的是生育率高），人口增长率高，人口增长速度快。
2 经过30年的政策调整，我国激增的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地控制，年均人口增长率保持在8‰左右，总和生育率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所以说人口数量已经不是我国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 现阶段超长期低生育水平下，各种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正逐渐显现出来如人口老龄化加速、性别比失衡、劳动力不足等等。
总的来说现阶段，我国人口问题的实质已经由人口数量向人口结构问题转化，具体表现为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长放缓（或者说人口抚养比变小）等。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口素质问题将会提上日程。
第2个回答 2020-11-18
的实质如下：
1、社会问题：
以中国为例，当前社会生活和发展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无一不直接地或间接地与巨大的人口压力相联系。
首先，人口压力使社会在提供现有人口生活条件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突出表现为就业困难，住房紧张，粮食、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短缺。
其次，人口压力造成消费与积累比例失调、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降低等。
2、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表现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严重。它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重大障碍。预测未来社会问题的主要矛盾将集中到生态环境上。如不及早解决，它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甚至是全球性的、毁灭性的破坏。劳动就业问题源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比例关系失调。这种失调在不同社会、不同地区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作为社会问题主要指人口过剩及经济发展缓慢或停滞，造成劳动人口失业或待业现象。
中国的劳动就业问题，首先表现为就业不充分；还存在现有从业人员冗员严重、劳动生产率低下、就业及待业人员素质低下等问题。就业问题的社会后果。
一方面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诱发社会动荡及社会犯罪；
另一方面，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而威胁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青少年犯罪指少年或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近30年来，世界各国青少年犯罪急剧增加，突出特点是：犯罪次数增多、犯罪年龄提前、蔓延广泛、手段残忍、团伙作案突出、反复性增强、改造难度加大。
3、老龄问题：
从人口年龄构成上看，中国将在20世纪末、下世纪初进入老年型社会。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中国老年人口总数都将居世界首位。人口老龄化给社会、政治、经济带来一系列影响和问题，它要求对社会生产、消费、分配、投资、社会保障及福利、城乡规划等都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中国面临十大“人口问题：
1、中国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
“0-14岁人口 2.22亿，占16.60%”，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这个数据，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较，下降了6.3%。“少子化程度超过老龄化”北大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说：“中国已经不可救药地掉进了‘少子老龄化陷阱’或者说‘超低生育率陷阱’。”“六普”数据彻底颠覆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总和生育率为1.8的说法。“现在从公布的数据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1.4-1.5之间。”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说，我国长期处于超低生育率的状况下，而且是发展中国家中最低的。
2、“空巢”现象冲击传统家庭模式：
由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生在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等背景下，因此又具有特殊的复杂性。穆光宗说，中国的老龄化伴随着独子高龄化、高龄病残化、老年空巢化、空巢孤独化的特点。来自民政部的数据则显示，目前中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
3、中国社会老化的包袱越来越沉重：
随着“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未富先老”等人口结构问题的涌现，中国社会老化的包袱也越来越沉重。8月26日，一家英国媒体撰文呼吁中国全面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以应对中国“多老”、“少子”的现状，认为“单独二胎”等微调政策不足以扭转人口结构严重老龄化趋势。
4、中国很多地方进入严重少子化时代：
在第22个“世界人口日”，有两条新闻形成鲜明对比：
一是常住人口达1.043亿的第一人口大省广东正在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二是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说，我国将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
5、“男女比例失调”埋下隐患：
在“六普”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18.06，（联合国标准，出生人口性别比一般在102～107之间）。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经测算，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而当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行，遭遇强烈的男孩偏好、B超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滥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风险大大增加，为中国未来10～20年的发展埋下了重大隐患。
6、人口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亟待提高：
根据“六普”数据，大陆31个省(区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同“五普”相比，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7%。目前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初中、高中、大学文化程度人均有所上升，其中大学文化程度一项人数上升最快，具有小学文化程度较大幅度下降，文盲率由6.72%下降为4.08%。“但是，当代世界的国家实力竞争早已与人口总量关系不大，人口素质的提升和人才的竞争才是一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人大教授翟振武说。
7、流动人口面临市民待遇和人口融合问题：
“十二五”期间，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带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2010年流动人口约2.2亿人，未来将超过3亿人。“六普”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超过2.6亿人。“其中40%都是年轻人，这是中国特有的”。南开大学教授李建民说。
8、“户籍捆绑福利”导致社会不公：
“六普”中各省人口总量的涨落，同样引起了专家关注。“六普”数据显示，按常住人口统计，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广东、山东、河南、四川和江苏。
广东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6.83%上升到7.79%，人口过亿。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均有大幅上升，可以看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三大人口聚集区的人口更为密集，表明中国人口流动和人口分布格局的不均衡在10年间没有缓解，反而得以强化。人口过度集中于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给流入地的资源、环境、住房、交通、劳动力成本等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交通拥堵”、“停车难”、“房价飞涨”、“入园入托难”、“垃圾围城”等“大城市病”日益严重；也给流出地带来了人才流失、空巢家庭、留守家庭等社会问题。
9、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被歧视：
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了诸多问题，而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中国的义务教育体制没有针对时代的变化，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传统模式。其结果导致了流动儿童的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两方在这一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大量的适龄儿童面临失学的窘境。公立学校高额的借读费让农民工望而却步，“打工子弟学校”的合理性、合法性的争论仍在继续。
10、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和社保体系滞后：
研究表明，最合理的社会结构是一个橄榄型，从人口年龄结构来说，老中青得有比较合理的比例，负担都不是太重，相对生活比较容易。中国现在16%这样一个年轻人口比重，不应当再低了。再低的话，未来会有很多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与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经济发展程度是不同步的，社会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文明程度、养老服务体系、社保水平还远远没有准备好，即“未富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