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著名的反腐案例1、北宋的高薪养廉,宋真宗赵恒,史上称之为“中国皇帝反腐倡廉第一人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其次,宋真宗建立了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
第三,在吏部建立了官员档案,完善官员休假制度。
第四,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设立御史台,行使相当于现在纪委监察部门的职责。
辉煌成绩:
1、尽管北宋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唐朝差得多,但北宋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经济总量占世界的80%。
2、画家张择端用流芳百世的《清明上河图》来描绘了北宋时期的清明盛世;
3、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赞誉: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国家。
结果
北宋的官员成了与秦、汉、唐、元、明、清的官员相比是最幸福的人。宋官是最好做的。北宋的皇帝是只讲意识形态建设,不讲军事实力的。大臣没有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传统。讲的是吃喝玩乐,带头骄奢淫逸,广置田产楼阁,多纳歌妾舞姬。北宋皇帝讲的是高薪养廉、从优待官。北宋因为贪腐丢官的人很少,因贪腐而遭杀头和灭族的官员几乎没有。北宋的政治生态不仅使北宋王朝毫无政治理想,反而为蒙古人奴役汉人,建立欧亚大帝国打下了一个优良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基础。
2、反腐自律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创建中国最强盛的时期―唐帝国的“贞观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有学者认为: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它主要表现在:
社会秩序空前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
贪污降到历史最低点。贞观王朝被称誉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高度发达的商业。中国传统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但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而且李世民高瞻远瞩,给予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
辉煌成绩:
1、称誉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
2、李世民统治下的唐帝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3、贞观时期在李世民的治理下,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632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
结果
李世民依靠个人的力量进行反腐,而且权力高度集中,就造成了一个重要缺陷,那就是个人的反复无常。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意识到大功告成之时,唐太宗便意骄志满起来。以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去世为界限,贞观君臣关系和政治风气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贞观之治”的上升期,后期是“贞观之治”的下降期。
而正是在后期,唐太宗把虚怀若谷的纳谏之风渐渐地抛弃了,很少听信正确的意见只相信他个人的权威和极少数心腹的话,以孤家寡人的独断专行代替兼听众意。于是,群体的合力遭到破坏,治世的生机被遏制,中断了富有活力的政策,君臣间的合作与信任遭到了严重损害,随着活力的丧失和惰性的增长,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就不可避免地呈衰颓之势。
贞观后期,整个智囊群体开始染上一种随和的、顺从的、与世无争的色彩,这与贞观前期智囊群体那种勤奋、进取、直言敢谏的风气已截然不同。朝中大臣都恪守中庸之道,为保全禄位而不敢多言。还有一部分高级官僚随着官职的升迁和权势的增大,意志却逐渐衰退,贪图安逸,追求享乐。有人迎合唐太宗所好,大献殷勤,进贡奢侈品,全然不顾朝政的衰落。
有人托病不朝,安度晚年,将国家大事置于脑后。大臣中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等行为经常发生。贞观后期臣僚们群体素质的蜕变,是唐太宗“渐不克终”的投影,臣僚的变化反过来也加速了唐太宗的衰败。
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在进入盛世后,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却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滋长,日积月累,变小患为大患,一发不可收拾。
创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也不例外,随着国家情况的迅速好转,他渐渐变得懈怠和荒疏,开始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淡漠了草创天下的艰难,走上了淫奢之路,他驱使兵丁,大征徭役,到处兴建宫殿、别馆,规模越来越大。
由于大兴土木,徭役不断增加,人民不堪役使,以至于砍掉自己的肢体以图逃脱。唐太宗因滋生自满之心,无法完全做到居安思危,无法真正坚持善始善终,一世英名不保,盛世基业不克善终。
3、大明王朝的严刑酷法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反腐惩贪手段最严厉的朝代。明朝的官场是人类最高危的行业。明朝的官员是一帮最没有人格、尊严、隐私和安全保障的群体。明朝吸取了宋亡的教训,在国家政治管理中强调:“治国必先治吏,治吏必须从严。”明朝对官吏的监管程度比对囚犯还严。手段包括:设置耳目、跟踪侦监、下属举报、随时抄查、亲邻连坐、朝堂棍打、刑讯逼供、诛杀九族、剥皮悬尸。也就是说,明朝是中国历朝在反腐问题上杀官最多最狠的朝代。然而明朝却是历代贪腐问题最严重的朝代。
在历史上,是朱元璋时代,反腐的“铁腕”甚至是“铁血”远超其他历史时期。《草木子》说,明太祖规定,地方官贪污受贿六十两以上,就要在土地庙前剥下皮来,里面填上草,放在官府大堂的公座边上,以提醒下任官员不要贪污:“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污者,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这岂止是触目惊心,准确地说是令人毛骨悚然。
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八年,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如洪武四年(1371)甄别天下官吏,八年(1375)的空印案,十八年(1385)的郭桓案,声势都极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一般估计,朱元璋在反腐过程中杀掉的官吏在十万到十五万名之间,数量不可谓不多。
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更是朱元璋严厉打击贪污腐化的特殊时期。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带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
朱元璋反腐不仅动用刑狱,严加惩处,而且还法外加刑。罪行严重的,处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为权、斩趾枷令、常号枷令、枭首、凌迟、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族诛等各种非刑。
因此,在洪武时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勾当。据说,皇帝每天上朝,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这一天杀的人就少一些;如果把玉带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这一天准得大杀一批,官员就吓得面如土色。在这种恐怖气氛中,不论大官小官,个个胆战心惊,不知什么时候就有大祸临头。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因此本来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们在这个时期也视仕途为畏途。他们“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多不乐仕进”。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所知,弄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至自残肢体。
不少人在时过境迁之后,回想起洪武朝的情景,还心有余悸。
结果:朱元璋反腐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与历史其他时期比较,朱元璋时代是贪腐现象较少的时期。但是按朱元璋自己的标准,他的反腐还远远没有达到目的。朱元璋多次表示,官员队伍的治理整顿成效并不显著:“奸顽之徒难治,扶此彼坏,扶彼此坏。观此奸顽,虽神明亦将何如!”我们看朱元璋从洪武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所颁布的多道榜文,可以看到让朱元璋不满的官场现象仍然比比皆是:“县州府行省官吏在职役者,往往倒持仁义,增词陷良”;“凌虐良善,贪图贿赂”;“奸顽小人,恃其富豪,欺压良善,强捉平民用为奴仆,虽尝累加惩戒,奸顽终化不省”;“无藉之徒,不务本等生理,往往犯奸做贼。若不律外处治,难以禁止??”
虽然反腐力度如此之大,然而朱元璋期望的纯而又纯的状况终于没有出现。在朱元璋的政策下,想在官场全身而退几乎就不可能,所以有些人认为反正动辄得咎,不如趁早捞一把算了,反而加紧贪污搜刮的活动。他们“当未仕之时,则修身畏慎,动遵律法。一入于官,则以禁网严密,朝不谋夕,遂弃廉耻,或事掊克,以修屯田工役之资”,享受一天是一天,于是贪污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众多!”弄得朱元璋连声哀叹:“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连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民众监督也很快破产了。民众可以擒拿犯法吏员一举,负面作用也很快反映出来。群众运动的火候是最难掌握的。不久,就有许多地方的地方官为了政治利益,威胁利诱百姓们保举自己,打击他人,更有许多地方群众为了抗税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税收官员捉拿到京。这类事情远比真正捉到的贪官要多,弄得朱元璋一个劲地呜呼不已。
朱元璋晚年,对自己的暴力惩贪曾经有过困惑和动摇。洪武二十三年,他对刑部官员说:“愚民犯法,如啖饮食,嗜之不知止。设法防之,犯者益众,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
抛开朱元璋自己的苛刻标准不提,客观地说,朱元璋的铁血反腐短时期内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从长期历史效果看,朱元璋的反腐是失败了,而且是彻底的失败。虽然他在世时,贪污腐化现象得到了一时的抑制,然而却积蓄了巨大的反弹能量。在他死后,腐败又迅速发展起来,大明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被列入历史。
朱元璋的错不在于反腐,而在于情绪化反腐。近代法律家沈家本先生对《大诰》所载案例逐条进行考证,其结论是几乎所有大诰刑案都存在或法外用刑、处刑不当、枉施刑罚的问题。面对贪腐,朱元璋过于迷信暴力。他在反腐问题上几乎穷尽了各种手段,就是没有反思自己建立的低薪制。在惩贪问题上,“强盗”出身的他显得相当“一根筋”,他相信暴力恫吓可以取代一切其他努力,认为用刀剑可以造成一个绝无贪污的纯而又纯的世界。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合理的基本制度为基础,再强悍的政策措施,也只能收效于一时。
4、雍正反腐:对贪污官员抄没家产,实行“养廉银”
康熙年间,官员的贪污现象已相当严重,一些大权在握的大官僚肆无忌惮地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如满族大臣索额图、明珠,汉族大臣徐乾学兄弟、高士奇等。当时的民谣说:“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
雍正皇帝继位后,决心改革积弊,打击贪污,整顿吏治。他令各省在限期内补足国库的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严加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当时雍正对一些大臣的惩办显然还有政治上的复杂原因,但也确实起了打击贪污的作用。与此同时,雍正解决了官吏俸禄过低和地方政府开支没有保障的问题。具体办法就是实行“养廉银”。雍正期间,吏治有了明显改善。
结果
雍正离奇暴亡,乾隆接过权杖后,便一改其父严厉冷峻的处事行为,转为平和放任的风格。尤其乾隆晚期,贪污之风盛行,吏治废弛。乾隆皇帝照康熙之例六度南巡,而“供亿之侈,驿骚之繁,将十倍于康熙之时”。为了维持奢靡的生活,乾隆巧立名目,勒索官吏、商人和百姓的钱财。乾隆帝规定,官员犯有某些过失或不尽职责,可向皇帝交纳罚银或赎罪银,以换取宽恕或免罪。交纳的银两,收归皇帝私囊。乾隆帝的宠臣和?,任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执政20多年,深受乾隆帝倚重,嘉庆时被责令自杀,抄没家产。人谓其家财八万万,敌清朝当时岁入十年以上。与官僚们骄奢淫逸生活相伴随的,是贪污的风气盛行,贿赂公行,政以贿成。各级官吏层层贪污中饱,整个官场弥漫着贪赃枉法、惟利是图、阿谀奉迎的恶劣风气。各级官吏过着犬马声色、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置国计民生于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