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著名的反腐案例1、北宋的高薪养廉，宋真宗赵恒，史上称之为“中国皇帝反腐倡廉第一人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其次，宋真宗建立了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
第三，在吏部建立了官员档案，完善官员休假制度。
第四，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设立御史台，行使相当于现在纪委监察部门的职责。
辉煌成绩：
1、尽管北宋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唐朝差得多，但北宋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经济总量占世界的80%。
2、画家张择端用流芳百世的《清明上河图》来描绘了北宋时期的清明盛世；
3、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赞誉：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国家。
结果
北宋的官员成了与秦、汉、唐、元、明、清的官员相比是最幸福的人。宋官是最好做的。北宋的皇帝是只讲意识形态建设，不讲军事实力的。大臣没有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传统。讲的是吃喝玩乐，带头骄奢淫逸，广置田产楼阁，多纳歌妾舞姬。北宋皇帝讲的是高薪养廉、从优待官。北宋因为贪腐丢官的人很少，因贪腐而遭杀头和灭族的官员几乎没有。北宋的政治生态不仅使北宋王朝毫无政治理想，反而为蒙古人奴役汉人，建立欧亚大帝国打下了一个优良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基础。
2、反腐自律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创建中国最强盛的时期―唐帝国的“贞观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有学者认为：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它主要表现在：
社会秩序空前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
贪污降到历史最低点。贞观王朝被称誉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高度发达的商业。中国传统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但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而且李世民高瞻远瞩，给予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
辉煌成绩：
1、称誉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
2、李世民统治下的唐帝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3、贞观时期在李世民的治理下，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632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
结果
李世民依靠个人的力量进行反腐，而且权力高度集中，就造成了一个重要缺陷，那就是个人的反复无常。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意识到大功告成之时，唐太宗便意骄志满起来。以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去世为界限，贞观君臣关系和政治风气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贞观之治”的上升期，后期是“贞观之治”的下降期。
而正是在后期，唐太宗把虚怀若谷的纳谏之风渐渐地抛弃了，很少听信正确的意见只相信他个人的权威和极少数心腹的话，以孤家寡人的独断专行代替兼听众意。于是，群体的合力遭到破坏，治世的生机被遏制，中断了富有活力的政策，君臣间的合作与信任遭到了严重损害，随着活力的丧失和惰性的增长，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就不可避免地呈衰颓之势。
贞观后期，整个智囊群体开始染上一种随和的、顺从的、与世无争的色彩，这与贞观前期智囊群体那种勤奋、进取、直言敢谏的风气已截然不同。朝中大臣都恪守中庸之道，为保全禄位而不敢多言。还有一部分高级官僚随着官职的升迁和权势的增大，意志却逐渐衰退，贪图安逸，追求享乐。有人迎合唐太宗所好，大献殷勤，进贡奢侈品，全然不顾朝政的衰落。
有人托病不朝，安度晚年，将国家大事置于脑后。大臣中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等行为经常发生。贞观后期臣僚们群体素质的蜕变，是唐太宗“渐不克终”的投影，臣僚的变化反过来也加速了唐太宗的衰败。
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在进入盛世后，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却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滋长，日积月累，变小患为大患，一发不可收拾。
创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也不例外，随着国家情况的迅速好转，他渐渐变得懈怠和荒疏，开始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淡漠了草创天下的艰难，走上了淫奢之路，他驱使兵丁，大征徭役，到处兴建宫殿、别馆，规模越来越大。
由于大兴土木，徭役不断增加，人民不堪役使，以至于砍掉自己的肢体以图逃脱。唐太宗因滋生自满之心，无法完全做到居安思危，无法真正坚持善始善终，一世英名不保，盛世基业不克善终。
3、大明王朝的严刑酷法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反腐惩贪手段最严厉的朝代。明朝的官场是人类最高危的行业。明朝的官员是一帮最没有人格、尊严、隐私和安全保障的群体。明朝吸取了宋亡的教训，在国家政治管理中强调：“治国必先治吏，治吏必须从严。”明朝对官吏的监管程度比对囚犯还严。手段包括：设置耳目、跟踪侦监、下属举报、随时抄查、亲邻连坐、朝堂棍打、刑讯逼供、诛杀九族、剥皮悬尸。也就是说，明朝是中国历朝在反腐问题上杀官最多最狠的朝代。然而明朝却是历代贪腐问题最严重的朝代。
在历史上，是朱元璋时代，反腐的“铁腕”甚至是“铁血”远超其他历史时期。《草木子》说，明太祖规定，地方官贪污受贿六十两以上，就要在土地庙前剥下皮来，里面填上草，放在官府大堂的公座边上，以提醒下任官员不要贪污：“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污者，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这岂止是触目惊心，准确地说是令人毛骨悚然。
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八年，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如洪武四年(1371)甄别天下官吏，八年(1375)的空印案，十八年(1385)的郭桓案，声势都极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一般估计，朱元璋在反腐过程中杀掉的官吏在十万到十五万名之间，数量不可谓不多。
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更是朱元璋严厉打击贪污腐化的特殊时期。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带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
朱元璋反腐不仅动用刑狱，严加惩处，而且还法外加刑。罪行严重的，处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为权、斩趾枷令、常号枷令、枭首、凌迟、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族诛等各种非刑。
因此，在洪武时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勾当。据说，皇帝每天上朝，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这一天杀的人就少一些；如果把玉带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这一天准得大杀一批，官员就吓得面如土色。在这种恐怖气氛中，不论大官小官，个个胆战心惊，不知什么时候就有大祸临头。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因此本来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们在这个时期也视仕途为畏途。他们“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多不乐仕进”。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所知，弄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至自残肢体。
不少人在时过境迁之后，回想起洪武朝的情景，还心有余悸。
结果：朱元璋反腐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与历史其他时期比较，朱元璋时代是贪腐现象较少的时期。但是按朱元璋自己的标准，他的反腐还远远没有达到目的。朱元璋多次表示，官员队伍的治理整顿成效并不显著：“奸顽之徒难治，扶此彼坏，扶彼此坏。观此奸顽，虽神明亦将何如!”我们看朱元璋从洪武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所颁布的多道榜文，可以看到让朱元璋不满的官场现象仍然比比皆是：“县州府行省官吏在职役者，往往倒持仁义，增词陷良”；“凌虐良善，贪图贿赂”；“奸顽小人，恃其富豪，欺压良善，强捉平民用为奴仆，虽尝累加惩戒，奸顽终化不省”；“无藉之徒，不务本等生理，往往犯奸做贼。若不律外处治，难以禁止??”
虽然反腐力度如此之大，然而朱元璋期望的纯而又纯的状况终于没有出现。在朱元璋的政策下，想在官场全身而退几乎就不可能，所以有些人认为反正动辄得咎，不如趁早捞一把算了，反而加紧贪污搜刮的活动。他们“当未仕之时，则修身畏慎，动遵律法。一入于官，则以禁网严密，朝不谋夕，遂弃廉耻，或事掊克，以修屯田工役之资”，享受一天是一天，于是贪污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众多！”弄得朱元璋连声哀叹：“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连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民众监督也很快破产了。民众可以擒拿犯法吏员一举，负面作用也很快反映出来。群众运动的火候是最难掌握的。不久，就有许多地方的地方官为了政治利益，威胁利诱百姓们保举自己，打击他人，更有许多地方群众为了抗税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税收官员捉拿到京。这类事情远比真正捉到的贪官要多，弄得朱元璋一个劲地呜呼不已。
朱元璋晚年，对自己的暴力惩贪曾经有过困惑和动摇。洪武二十三年，他对刑部官员说：“愚民犯法，如啖饮食，嗜之不知止。设法防之，犯者益众，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
抛开朱元璋自己的苛刻标准不提，客观地说，朱元璋的铁血反腐短时期内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从长期历史效果看，朱元璋的反腐是失败了，而且是彻底的失败。虽然他在世时，贪污腐化现象得到了一时的抑制，然而却积蓄了巨大的反弹能量。在他死后，腐败又迅速发展起来，大明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被列入历史。
朱元璋的错不在于反腐，而在于情绪化反腐。近代法律家沈家本先生对《大诰》所载案例逐条进行考证，其结论是几乎所有大诰刑案都存在或法外用刑、处刑不当、枉施刑罚的问题。面对贪腐，朱元璋过于迷信暴力。他在反腐问题上几乎穷尽了各种手段，就是没有反思自己建立的低薪制。在惩贪问题上，“强盗”出身的他显得相当“一根筋”，他相信暴力恫吓可以取代一切其他努力，认为用刀剑可以造成一个绝无贪污的纯而又纯的世界。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合理的基本制度为基础，再强悍的政策措施，也只能收效于一时。
4、雍正反腐：对贪污官员抄没家产，实行“养廉银”
康熙年间，官员的贪污现象已相当严重，一些大权在握的大官僚肆无忌惮地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如满族大臣索额图、明珠，汉族大臣徐乾学兄弟、高士奇等。当时的民谣说：“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
雍正皇帝继位后，决心改革积弊，打击贪污，整顿吏治。他令各省在限期内补足国库的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严加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当时雍正对一些大臣的惩办显然还有政治上的复杂原因，但也确实起了打击贪污的作用。与此同时，雍正解决了官吏俸禄过低和地方政府开支没有保障的问题。具体办法就是实行“养廉银”。雍正期间，吏治有了明显改善。
结果
雍正离奇暴亡，乾隆接过权杖后，便一改其父严厉冷峻的处事行为，转为平和放任的风格。尤其乾隆晚期，贪污之风盛行，吏治废弛。乾隆皇帝照康熙之例六度南巡，而“供亿之侈，驿骚之繁，将十倍于康熙之时”。为了维持奢靡的生活，乾隆巧立名目，勒索官吏、商人和百姓的钱财。乾隆帝规定，官员犯有某些过失或不尽职责，可向皇帝交纳罚银或赎罪银，以换取宽恕或免罪。交纳的银两，收归皇帝私囊。乾隆帝的宠臣和?，任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执政20多年，深受乾隆帝倚重，嘉庆时被责令自杀，抄没家产。人谓其家财八万万，敌清朝当时岁入十年以上。与官僚们骄奢淫逸生活相伴随的，是贪污的风气盛行，贿赂公行，政以贿成。各级官吏层层贪污中饱，整个官场弥漫着贪赃枉法、惟利是图、阿谀奉迎的恶劣风气。各级官吏过着犬马声色、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置国计民生于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