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是一个很复杂的人，自小袭信亲王，长期的呼奴喝婢使得他性情严急苛刻，刚愎自用；另一方面从小的孤独寂寞和危险处境让他敏感多疑，过分自负，但在紧要关头却又总拿不定主意。朱由检在位17年，有人统计过，他换了50位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杀死两个内阁首辅，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多达11人，杀死巡抚11人、逼死1人。这还都是直接死在他手上的，被他抓进监狱关押、殴打、间接逼死、战死、自杀、判刑的相当于现在省部一级的官员可能多达几十人。崇祯十四年，也就是亡国前三年，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具有大臣资格的官员就多达145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具有大臣资格官员的1/10。
袁崇焕受宠信之时，独得皇恩意气风发，夸下海口“五年复辽”，思宗对其言听计从，许将许兵许粮许银，袁与大将满桂不和时便将其调回关内，袁崇焕因此更加骄横，又于崇祯二年五月，擅杀东江镇主将毛文龙。同年十一月，皇太极率军数十万大举攻明，自龙井关、大安口至京师城下。
朱由检至此不再信任袁崇焕，既恨袁崇焕一时诳语，更恨袁崇焕多年沐达皇恩，百依百从，却仍然无力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一时龙颜大怒，待京师解围后便将袁崇焕下狱凌迟处死。朱由检对于此前信任的将领尚且如此，那些从来没被亲近过的将领就更没好日子过。
崇祯二年后金入侵，袁崇焕被杀，孙承宗历经多次沉浮后，重新主宰退敌复土之事。崇祯四年又被猜忌贬职，孙承宗一气之下辞官居于高阳城七年之久。崇祯十一年，后金再次入侵，孙承宗率领全家驻守高阳城，满门壮烈殉国。
卢象升
卢象升、孙传庭两人的情况则颇为相似，都是以剿灭农民军起家，最终结局也是兵败力战而死。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卢象升因朝廷议和与杨嗣昌不和，进驻巨鹿被清军主力包围，太监高启潜拥兵不救，虎大威、杨国柱总兵溃退，卢率军死战，力竭而死。
崇祯十二年，孙传庭上疏请见皇帝，被杨嗣昌百般阻挠未成。孙传庭以病辞官，朱由检大怒，将其贬为平民后禁囚三年有余。十五年二月又因李自成围困开封，从狱中提调孙传庭援助开封。孙传庭刚在潼关站稳脚跟，朱由检连番催促其进攻李自成，传庭无奈出兵，苦吞柿园之败。崇祯十六年十月初，李自成攻克潼关，孙传庭率军战死。
每每读史看到卢象升和孙传庭之死，常常感叹万千。战场时机转瞬即逝，作为统帅却无法主宰战事，常常被迫做出不利的决策。卢象升求战被朝廷阻隔，无人救援而死。孙传庭稳扎稳打被逼迫出击，最终天公不作美，兵败而死。更令人困惑的是为何明廷一军主帅一败便死，再无翻身之地，而李自成、张献忠屡战屡败却总能东山再起?
仔细思之，卢、孙两人的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崇祯逼死的。崇祯性格猜疑多端，薄情寡恩，喜杀无常，不能从始而终，常不顾前线战事实况越级指挥。信任袁崇焕时，恩宠有加，粮饷兵士一应并许，而当转变态度不再信任袁崇焕时，下狱凌迟毫不犹豫。其他主事大臣只要失败要么立即斩杀，要么贬斥永不录用，必定再无翻身机会。
杨镐因萨尔浒战败被下狱，崇祯二年被处决立威;蓟辽都御史刘策于崇祯三年，因辽东战事失利被杀;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熊文灿于崇祯十三年，因招降农民军失败被杀，同时被处决的还有部将多人;内阁首辅薛国观于崇祯十四年，因劝说皇亲国戚捐助军饷被杀;兵部尚书陈新甲于崇祯十五年，因泄漏与满清议和的消息被杀;而只知搬弄是非、误国误民的温体仁却得以善终。
因此，卢、孙二人兵败是不死也得死，作为一军主帅打了败仗，若逃回朝朱由检必定不会放过，若不跑被俘也是受辱。卢象升、孙传庭毕竟与洪承畴不同，败逃撤退是死，被俘名节受辱也不可，也就只剩死战赴国一条路了。稍有能耐有见识的官员根本不允许犯错，能臣良将又能从何而来呢?
更令人寒心的是，孙承宗七十六岁死命报国，仅仅只有官复原职并未有赠谥号，戏剧性的是最后由满清后人乾隆追谥孙承宗“忠定”;卢象升死后八十余天尸体才得以收敛，其妻子兄弟请恤不许;孙传庭死后崇祯竟然认为他是诈死，没有给予任何的赠荫。而皇上颇为信任、开坛祭奠的洪承畴最后却投降了后金。朱由检的薄情寡恩可见一斑。
读史至此才能真正体会到崇祯的失败并非天定，而是人为。君无能而恨臣误国，臣无能而怨君擅杀。倘若崇祯能够在战前真正放权给将领，在将领失败之时了解实情加以宽慰，卢象升、孙传庭等必会更加拼死报国，假以时日，消灭叛军决战后金也不是不可能。
纵观历代亡国之君，要么残暴不仁，要么不习朝政，要么暴殄民力，要么幼年傀儡，两千余年的皇帝史只有明思宗朱由检一生勤政爱民，最后却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但作为整个王朝的最高领导者，朱由检负有不可推脱的主要责任。
崇祯虽然不是亡国之君，但也并非救国之君，处于强敌环绕的环境中，自身能力不足却肩负天下兴亡的重担，一生勤勤勉勉但又弱点极多无法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