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为什么人们不尊法家而独尊儒家？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关于后世对“儒家”和“法家”的继承，颜小二认为有必要明确的是，后世虽有“独尊儒术”一说，但是自汉武帝的所谓“独尊儒术”，这里的儒家思想，早已和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有很大的差距，甚至有些理论已经走向“截然相反”的两个方面。

所以，中国后世王朝是不是“独尊儒家”？此儒家是不是完全就是先秦时期的儒家？依旧还是有待商榷的问题。

但抛开先秦前后儒家思想的不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后世社会的主流文化大抵是“儒释道”轮流坐交椅，而自先秦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虽然历史悠久，却也发生相当大的变化。

“变化”，是生机的具体表现形式。和人一样，文化也需要“变化”，以此获得生存土壤。

相较而言，理论特色有些极端的法家思想的“变化空间”太小，于此，我们后世从来不会听到“独尊法家”这一说法。有时候，看一种学派的发展，我们也能发现，“极致”可以是超乎寻常的专注，也可以自寻死路的极端，这也是世间之“道”的一种吧。

言归正传，那么是不是在封建王朝中没有“独尊法家”的说法，就意味着法家就消失了？不，它被吸收了。同时这也是后世儒家、道家与先秦时期的儒道有巨大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

至于后世为何不会“独尊法家”，看秦朝的辉煌与衰败就知道一半原因了。法家的“极端”，可以强国，但难治国。在颜小二看来，法家的“极致”是一把双刃剑，需要儒道去削减其锋芒。

1、“独尊儒术”里的“儒术”，是我们想的孔子的那个儒家吗？

“独尊儒术”，我们说得朗朗上口，而后世自王守仁“良知良能”的潇洒自得之后，便有些迂腐僵化意味了，这也造成了不少社会悲剧。于此，不少“公知”将自己对后世儒家的不满，统统算在孔子头上。

他们简单粗暴追根溯源，以孔子为儒家创始人为由，以后世披着儒家外衣之僵化歪曲的所谓“儒家思想”为据，肆意贬低“孔子”，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举个例子吧，孔子老先生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尊卑有序，为的是让人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之下，各司其职，做好自己的事。但是，孔子老先生这里有一个限定条件---“德需配位”。

于君之位，要有“君”的德行与能力，于“父”之位，要有“父”的的德行与能力，否则就会出现“名不正言不顺”的乱子。

也就是说，只有在“德能配位”之时，孔子心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尊卑有序、各司其职才能成立。

但可惜的是，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后世掌权者，或者说一些掌握话语权的人，或者说根本没有理解儒家孔子之思想内核的人，直接有意无意忽略“德需配位”的大前提，继而呈现了类似“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

同时，人再高瞻远瞩，他的视野也是有局限性的，孔子再厉害，他依然还是千年之前春秋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他的思想，能跨越千年延续至今，已然是奇迹，要说他的思想可以面面俱到，要求其思想必须契合历朝历代乃至如今的各具特色之社会环境的方方面面，未免太过苛责。

说了这么多，颜小二不过是想表达一个观点，后世之儒家，早已不是原原本本先秦时期孔子创始的儒家思想。所以在议论后世封建王朝之“独尊儒术”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将其与先秦孔子之儒家思想等同。议论“独尊儒术”，需要这种严谨。

2、某种意义上说，强调“尊卑有序”而忽略“德需配位”的，是法家

既然说到“尊卑有序”和“德需配位”，我们就以法家思想在这个观点上的态度，继续议论吧。

前面颜小二提到，后世王朝之所以无法出现“独尊法家”，不仅是因为后代君王总结了秦朝的失败经历，也因为法家思想确实“太极致”，极致到有时候“比较极端”。

这里就以法家响当当代表人物韩非子的一些思想，来讨论法家的“极端”吧。

韩非子是相当难得一见的人才了，千古一相李斯和他比起来也是相形见绌。

极致的另一面是“极端”。韩非的思想很“极致”，但也相对“极端”。

在他的思想观点里面，他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经济关系”，他将人的道德、情感、行为都归结于“利”。

也就是说，在韩非子的世界观中，所谓道德、情感的出现，源于“有利可图”。他认为人的行为皆是因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利”，或者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而这个目的，不论是实际利益上，还是精神层面上，势必会指向“自我满足”，“自我满足”就是人所求之“利”的存在。

于此，在韩非子眼里，“君臣”之间的关系，“父子”之间的关系，地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在维系：君主给予臣下高官俸禄，臣下为君主服务，中间是“利”；地主要雇工为自己干活，雇工则需地主给的报酬生活，中间是“利”；而父子之间，父养子和子供父相辅相成，其中也是“利”。

于是乎，将人与人的关系抽象成“利益交换”，韩非子反对用儒家一向提倡的“仁义”来治国，而是提倡“严刑重罚”，且强调“严刑重罚”的主导权一定要在“掌权者”手中。

因为人皆求利，就会避开“严刑重罚”下给自己带来的“不利”，于此，统治者就能很好地管理百姓。韩非的想法很直接，因果关系很明确。

而后韩非综合比较前期法家各派学说，总结出了“法术势”这样一套为君主集权服务的统治术。他认为君主只要牢牢把握“法术势”，即掌握法令的制定与发布、官吏的任免考察生杀大权，并占据权力主导地位，且懂得隐藏自己的心思，即“术不欲见”且懂得“藏之于胸中”，就能管理好国家。

由此可见，韩非强调君主利用“人皆求利”的特点，以“严刑重罚”治理百姓官员，以此强行加固“尊卑之别”，并认为“德需配位”中所强调的“仁义”也不过是“利”罢了，于此，将“尊卑有序”之真正意义上的大前提“德需配位”抹除掉了。他的这种观点，更像是以外在相对“粗暴”而“十分直接”的胁迫，威胁性加固“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

于此，某种程度来说，强调“尊卑有序”而忽略“德需配位”的，可不就是法家吗？

3、为何不会出现“独尊法家”，而出现“独尊儒术”？

通过上文对法家思想之极致的展现，想必各位也多少可以理解为何后世不会出现“独尊法家”了吧。

“人皆自为”没错，肚子饿了要吃，口渴了要喝水，这有何错？人的自我满足，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也是万物的天性。但是，利用万物天性之“自我满足”这一点来强行逼迫他们“排队站好”，这才是真正的“违背天性”。“天性”不是用来利用的，而是“顺其自然”的。

儒家思想讲求的“顺”。

“顺”什么？通过“礼乐教化”，让人们自己从心底认同社会公德。儒家用“教化”，将社会公德及仁义礼智信刻入人们心中，成为不是“天性”而靠近“天性”一般的存在。于此，在儒家思想之教化发挥作用的理想状态下，人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下的遵纪守法，是自我由内而外的自然表现，而非外在强加。这便是儒家的“顺”。

而法家思想则近乎“胁迫”，直接说来就是：“你不这么干，我就要罚你，还是罚得很重的那一种。”

人生来爱自由，高压之下，势必会有猛烈的反击，这也是为何以法家富国强兵的秦朝衰败如此之快的原因了。

所以，为何后世不会“独尊法家”，往深了说，是因为法家太极端了，往浅了说，大抵就是“百姓不乐意”。

而后世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看到了秦王朝的兴起和衰败，便也从侧面看到了法家的好和法家的“危险”。于此，温和且“中庸”的儒家，便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法家”思想，于此，我们从秦汉之后的儒家思想中，可以看到太多“法家”思想。

参考资料：《论语》、《韩非子》、《中国哲学史》等。

注：本文为颜小二述哲文原创且独家发布，搬运、抄袭等任何侵权行为，发现必究，文中图片来自网络，部分素材来自网络，侵删（两周内）。

Answer 2

这要从先秦说起，春秋至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西周确立起来的那套礼仪制度已经不再有约束性，人们所尊崇的共主周天子在诸侯的心中没有了地位。各个诸侯国相互攻伐，谁的国力强谁就能生存，否则只能为他国所灭。因此诸侯国纷纷变法，采用各家学说，这也正是百家争鸣的一个原因，而各家学说中，法家的学说更能在这一乱世，使一国变强，因为它强调功利性。秦的逐渐强大并最终吞灭六国更能证明这一点。

大一统秦朝建立后，秦始皇看错了形式，将法家绝对化，崇尚法律到疯狂，想做到一切皆有法式，这恰恰是做不到的，虽然他曾将法律深入到社会各方面，制定了非常详细的法律。由于法律的苛刻，人们经常违背法律，因而人怨沸腾，致使强大一时的秦朝瞬间崩塌。

刘邦建汉后，陆贾一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使这为市井出身的小吏恍然大悟，他采“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来消除亡秦暴政的影响，然而他并没有放弃法律，法律在任何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的。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期。此时国力非常强盛，北边匈奴却还气势汹汹，这让这位有抱负的皇帝受不了，“无为而治”显然不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因此他必然会抛弃这一思想。儒家经过秦朝的沉寂后，在汉已经有所发展，它融入了法家、道家的内容，经董仲舒的推广，为武帝所采用，最关键的是它适应了社会的发展，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有利于封建统治。此后儒法合流继续发展，至唐朝时儒法合一，“出礼则入刑”，并有高度的律学水平。当一个王朝建立后，其制定的法律，必然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的。

近代西方社会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那一套咱春秋时期就玩过了，玩透了。 道家之“道法自然”，“自然”和“自由”差不多，甚至还高明些；

法家之“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云云，玩得还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一套； 墨家之“兼爱”，把“博爱”精神都快上升到共产主义高度了；

玩过了才知道，单练哪一样都不灵。三样整合起来就是儒家。儒家之中庸之道，可谓是人文世界的自然选择。

Answer 3

在中国，法家所倡导的是当人民只要错了就要严刑对待，而儒家的思想是比较温和的，对待人民的政策也是比较温和的，加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Answer 4

这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中国秦朝大力推崇法家，而最后因残酷的刑法，被人民推翻，后来汉朝推行独尊儒术形成了独有的儒家文化，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