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屈原的优美语言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我觉得鲍鹏山先生的《屈原：面向风雨的歌者》写得很好，视角也选得不落俗套，原来读《中学生阅读(高中版）》的时候读到过，希望对你的问题有所帮助，现附录于下：
屈原是一本大书，可以让我们代代翻阅而不能尽其义；或者如胡适所说，是一个大“箭垛”，让我们人人都可以向他那里射上心中所想；或者，如我曾经比喻的，是一个大大的“滚雪球”，当他向时光的坡道上滚过一代又一代时，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可以在上面附着上自己的东西：既是对屈原的新发现，也是价值的增值。是的，物质存在的屈原在公元前278年即已死去，但精神的屈原却永在生长，且日益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荫庇着吾国吾民的精神家园，滋养着我们的精神家园。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若从其具体主张上讲，实际上并不见得有多高明，这话定会让很多人恼火，但我恳求他们让我诚实地说出我的看法。《离骚》的诉说有三个对象：对君，对自己，对小人。简单地说，对君是忠，标志着对士之朝秦暮楚式自由的否定，对士之“弃天下如弃敝履”的自由的否定，也标志着另一种观念的建立：“忠”。这与荀子是一致的，荀子比较起孔、孟，特别强调这个“忠”。 忠而见疑，便是怨。这怨之来处就是“忠”。由忠而见疑产生的“怨”，是很近于“妾妇之道”的，是颇为自卑而没出息的。更糟糕的是，《离骚》还把自己的受委屈、被疏远、被流放归罪于“小人”对自己光彩的遮蔽，对自己清白的污染。这“小人”很像是第三者，插足在自己与君王之间，导致自己的被弃。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失意官僚普遍存在的弃妇心态，就是从屈原开始的。 对外在权威的皈依和依恃，导致先秦士人自由精神的没落。屈原的选择标志着路只剩下一条：在绝对君权下放弃自己的主体选择，除了获得一个特定的君主的认可之外，不能有更多的自由空间。这几乎是一条绝路。贾谊、晁错式的悲剧早已在屈原那里发生，难怪贾谊独独心有戚戚于屈原。 好在《离骚》中还有对自我的充分肯定与赞扬，在很大程度上洗刷了“忠君”带来的污垢，而保持住了自己的皓皓之白。这可能是因为先秦士人主体精神的强大基础尚未坍塌，屈原尚有精神的支撑。令人稍感吃惊的是，正是在屈原这样一位向君权表忠的人那里，这种桀骜不驯的个性精神表现得尤其强烈和突出，除了孟子外，大约还没有人能和屈原相比：他那么强调自己、坚持自己、赞美自己（有不少人就据此认为《离骚》非屈原所作——他们的根据是：一个人怎能这样夸奖自己），而且一再表明，为了坚持自己，他可以九死不悔，体解不惩。正是这种矛盾现象，使得屈原几乎在所有时代都会得到一部分人的肯定，又得到另一部分人的否定。我想提醒的是，在我们大力宣扬屈原忠君爱国爱民的同时，一定不要忘了他张扬个性的一面。这后一点，也许是屈原最可贵的东西。谁能像他那样让自己的个性直面世界的碾压而决不屈服？谁能像他那样以自己的个性去挡世界的战车？谁能像他那么悲惨，谁能像他那么壮烈？谁能像他那样成为真正的战士？ 在中国古代，优美的抒情作品实在太多了，但像《离骚》这样华丽的交响乐则太少。单从篇幅上讲，它就是空前绝后的，全篇372句2490余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篇，几千年来没有人能打破这个纪录。而其结构的繁复、主题的丰富、情感的深厚，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作为抒情诗，能展开如此宏大的篇章，不能不令人叹服屈原本人思想和个性精神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它形式上的特点，正是由于他自设情节，使得一首抒情诗才能像叙事诗那样逐层打开，逐层深入，深入到精神的深处，游历到精神之原的开阔地带。抒情诗而有了“情节”，也就必然是象征的、隐喻的，所以，象征和隐喻也是《离骚》的主要艺术手法，比起《诗经》的比兴，屈原“香草美人”的系统性设喻，与上天入地、求女占卜等等自设情节的使用，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不管怎么说，屈原仍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第一位”，盖因他之前尚无称得上伟大的诗人，甚至连“诗人”也不易觅得。《诗经》中可考的作者也有多位，有几位还颇有几首诗保存在这被称之为“经”的集子中，但我总觉得，《诗经》之伟大，乃是整体之伟大，如果拆散开来，就每一首诗而言，可以说它们精致、艺术、有个性，但绝说不上“伟大”。“伟大的诗人”须有伟大的人格精神，可以滋溉后人；须有绝大的艺术创造，可以标新立异，自成格式，既垂范后人，又难以为继。应该说，在这两点上，屈原都当之无愧。就前一点而言，屈原已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虽然对他的精神价值，根据不同的时代需要，代代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有时我们理解为“忠君”，有时我们理解为“忠民”，有时我们又理解为“爱国”，总之，他已是我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精神力量的来源之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人格精神的诱导之一。就后一点来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在后半生人生绝境中的数量不多的艺术创造，已胜过楚国王族——也是他的祖先——几百年创下的世俗政权的勋业。他寄托在他诗歌创造中的志向与人格，“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是刘安和司马迁的共同评价。我们知道，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言九鼎的。而屈原的艺术创新，“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超经越义，自铸伟辞，“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这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文论家刘勰对他的评价。一个史界的司马迁，一个文论界的刘勰，两个在各自领域中顶尖的人物，对他的精神与艺术、人格与风格，做这样至高无上的推崇，屈原之影响人心、之折服人心，于斯可见。 其实，屈原作品的数量并不多。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出的数目为25篇，刘向的已散佚的《楚辞》及王逸的《楚辞章句》中列出了这25篇的篇名，它们是：《离骚》1，《九歌》11，《天问》1，《九章》9，《远游》《卜居》《渔父》各1。一篇被梁启超称为“全部楚辞中最酣恣最深刻之作”的《招魂》，不在此列，我颇为遗憾。近世有不少学者力主此作为屈原的作品，我虽拙于考据，但从情感上说，我很希望这篇作品的著作权归于屈原。多年以前，我支边去青海，一待17年之久，常起故乡之思（我本楚人）。每吟那“内崇楚国之美，外陈四方之恶”的《招魂》，尤其是那结尾三句，即不胜感慨之至：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 目极千里兮伤春心。 魂兮归来，哀江南。 我们知道这“哀江南”，后来被那羁留北方的江南人庾信敷衍成一赋《哀江南赋》，其赋其序，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 除此之外，即便在25篇之列的《远游》《卜居》《渔父》，也有不少人否认为屈原作品。作为学术研究，他们说什么自有他们的根据，但要让我来作这样的判断，我则没有心情——我不大喜欢他们的“根据”，因为那“根据”本身即不算稳固，我还是依我的“心情”，这三篇，仍为屈原作品。你看这样的句子多么好： 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 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 （《远游》） 这是何等的寂寞！一个人好像突坠一个深黑无底的宇宙黑洞，扪天叩地，寂无回音。近千年后，幽州台上的陈子昂，还在唱这样的调子。再看这样的句子： 谁可与玩斯遗芳兮，晨向风而舒情？ 谁？！谁与我一同赏玩芳草？！我只长向清风，舒展情怀！这样的句子，除了屈原，除了这个被命运的风雨拨弄得死去又活来的人儿，谁能写得出？ 《卜居》乃屈原卜自己以何居世，这样的大问题，似乎也只有屈原才发问。屈原向太卜郑詹尹一口气问了18个涉及人格、人品、人生策略与人生道德原则的大问题，把郑詹尹问得哑口无言。是的，这样深刻的问题，谁能回答得出？ 世溷浊而不清： 蝉翼为重，千钧为轻。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 如果说，《卜居》是写公共生活中人以何种面目面世，那么，《渔父》则是写在私人生活中，人如何背转身来，面对自己。渔父给出了一种随波逐流、与世推移的人生策略，但屈原则不能忍心于以自身的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尘埃。这确实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的伦理责任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我们自身的逍遥。但在屈原身上，我们却也看到了，正是这种伦理责任压力，使得屈原精神之流的压强增大，使他的人格不断向上，使他臻于伟大之境。 屈原的25篇作品，可以分成三类：《离骚》《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为一类，是屈原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记录，是他公共生活形象的写真，是他的心灵史、受难史、流浪史，是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见证。《九歌》11篇为第二类，这是一组深情绵绵的情爱类作品，取之于楚国巫风中的娱神歌曲，屈原把它们改造了，变成了他自己的独创，因为他把自己那一往情深的心灵寄托在了里面。第三类只有一篇：《天问》。这是一篇独特的作品：不仅在屈原作品中是独特的，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都是独特的、怪异的，又是令人震惊的。全诗1500多字，370多句，诘问170多个问题。关键还不是这170多个问题，而是这种疑问的精神与勇气。这种精神与勇气实际上是人类精神的象征。人类精神总是通过人类最杰出的分子——人之子，来做最集中的体现。 在他的第一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痛：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 这是《离骚》中的句子，充斥着“恐”“太息”“哀”“怨”“忳”（忧愁）……骚者，哭也！为时光哭，为生命短暂哭，为短暂的生命里不尽的痛苦、失意哭。注意，他诗中的“民”，也就是“人”，“民生”即“人生”，“民心”即“人心”。他开始从“人”的角度、“人”的立场来表达愤怒，提出诉求。我们知道，《诗经》中的愤怒，往往是道德愤怒，是集体的愤怒；而屈原的愤怒，虽然也有道德的支撑，但却是个人的愤怒。屈原很执著地向我们诉说他受到的具体的委屈：他政治理想的破灭，楚怀王如何背叛了他，顷襄王如何侮辱他，令尹子兰与靳尚如何谗毁他……他起诉的是这些人对他个人的伤害与不公。他指责他们的不道德，指责他们没有责任心，指责他们道德上与智力上的双重昏聩，但这都出自他很自我的判断。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他的诗中读出了人生的感慨，读出了人的命运，读出了一个不愿屈服的个人所感受到的人生困窘，一个保持个性独立意志的个人在集体中受到的压迫甚至迫害。如果说，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诗经》，其人生感受的尖锐性大有折挫而略显迟钝的话，那么，怒形于色，被班固批评为“露才扬己”的屈原，则以其“发愤以抒情”（《惜诵》），“自怨生”（司马迁）的诗歌，向我们展示了当个性在面对不公与伤害时，是何等的锋利而深入。这种锋利，一方面当然是对社会的切割，而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内心的血淋淋的开剥。伟大的个性，就从这血泊中挺身立起。 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 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 我们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看到了一个泪流满面的诗人；看到了一个时时在掩面痛哭的诗人；看到了一个面向风雨“发愤以抒情”，又对人间的邪恶不停地诅咒的诗人；一个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行吟泽畔，长歌当哭，以泪作诗的诗人。可他并不脆弱，并不告饶，并不退却——不，决不。他已从人群中上前一步，成为孤独而傲慢的个体，与全体对立，他决不再退却：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诗经》的俗世精神很了不起，但从另一方面讲，这种俗世精神恰恰消解了个人的意义，消解了个性与社会的对立，从而阻碍了个性的张扬。它入世的深度恰恰减少了个性的深度。而屈原，由于他已被主流社会抛弃——他的被流放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而他的《远游》，则正是他精神的自我流放——他有深刻的孤独。在以不堪一击的个体面对命运时，个性在绝望中显示了它的高度、深度与完美。 刘勰说楚辞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鲁迅说楚辞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并且较之《诗经》，说它“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屈原是被人群抛弃的，有人会说抛弃他的只是楚怀王、顷襄王父子，但从对体制高度认同的屈原来说，被这一对父子抛弃，就足以使他有“国无人莫我知兮”（一国中没人知道我）的孤独感。假如屈原是一个脆弱的人，或者说，他的个性还不够坚定，他可能会试图改变自己，再回到人群中去，但偏偏他是一个倔强而不肯一丝迁就的人，纯洁而不受一丝污浊的人，一个九死不悔的人，于是，便出现了这样惊心动魄的对峙：一边是世俗的强大权力及权力控御下的人群及其思想，一边是孤独无依却一意孤行决不屈服的个人。屈原的伟大，即体现在这种对峙之中。他的失败，就因为他取对立的立场而不曾屈服，他的成功与辉煌，他的光荣与梦想，也是因为他取对立的立场而不肯屈服。所以，我曾在《屈原：无路可走》一文中说：“屈原之影响后世，是因为他的失败，这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个性对社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屈原的作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与社会、文化发生冲突，并遭至毁灭的记录，是有关人类自由、幸福的启示录。所以，如果我们说，《诗经》是北方世俗生活的记录，它反映了周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因此被冠之以“现实主义”的名目，那么《离骚》，则是一个苦难心灵的记录。《诗经》反映的是生活中的冲突，《离骚》则由生活中的冲突深入到内心的冲突。“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班固）。是的，“离骚”乃是一个强悍不屈的个性心灵的痛苦心声。它体现了个性的深度、痛苦可以达到的深度，它是自我的觉醒，自我的坚持，自我的抗争，是追求自由、幸福与个人信仰的曙光。 所以，我说，屈原的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却几乎都是“大诗”，有大精神，大人格，大境界，大痛苦，大烦恼，大疑问，大爱大恨，大悲大喜。他直往个性的深处掘进，决不浅尝辄止，决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他就往这不“中庸”的狂狷的路上走，决不回头，直至决绝而去，一死了之。他对邪恶，怨而至于怒了，他对自己，哀而至于伤了。他的文学形式，较之《诗经》的节制，他的篇幅与情感，真的是“淫”（过分）了。所以，我曾说，《诗经》中任一首诗，单列出来，都略显渺小，它们靠的是群体的分量而占有文学上的一席之地。而屈原的作品，如，《离骚》《天问》《招魂》，以及《九章》中的那些杰出的篇目，是可以单独地自立于诗歌之林，单独地成为一道风景，称得起“大诗”的。即如他的《九歌》，写苦写痛，写爱写痴，写恋写愁，写盼写思，无不一往情深，直叫人有惊心动魄之感：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湘夫人》） 直让人在那心灵深处，突然升起一腔柔情蜜意，不拥入怀中不能自已。可那袅袅秋风，已不知从何处悄悄袭来，让洞庭生波，让木叶飘零，让山河变色，让我们心底生凉……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 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少司命》） 较之《诗经》中的爱情诗，《九歌》的境界更高，意味更深，情韵更永。事实上是，《诗经》中的爱情诗，都来自于具体的“爱情事件”，即它都是具体的爱情经历的记录。而《九歌》中的爱情诗，则没有这样的背景，它纯粹出自于对爱情的想象。所以，它更抽象，更哲学，是哲学化的爱情，所以也更有象征的意味。如果说，《诗经》中的爱情诗让人觉得亲切，让人恋起俗世的温暖与幸福，那么《九歌》中的爱情诗，则让人飘忽，让人惆怅，让人怀疑俗世幸福的可能性，与爱情的真实性。屈原是悲剧性的，无论是他的人生，还是他的艺术。他有直探世界悲剧本质的洞察力。即使是温暖的爱情，他在写出它的温馨与令人哀哀欲绝的柔情的同时，却也写出了围绕在它四周的寒凉，使其不可驻如梦，不可掇如月，不可揽如云，不可止如水……他的这一组写情爱的诗足可以上升为哲学，成为哲学寓言。 屈原的作品，被称为“楚辞”。何为“楚辞”，我用一句话来说，楚辞——楚国诗人屈原等人在吸收楚国民歌艺术营养的基础上而创作出来的带有鲜明楚国地方语言色彩的新体诗。“楚国诗人”“楚国民歌”“楚国地方语言色彩”，说明了“楚辞”中的“楚”字，而“新体诗”，则说明了此“辞”并非《诗经》式的旧体诗，它不再是四言体式，而是自由奔放的杂言诗，篇幅长大宏阔，情感深沉博大，思虑曲折深刻，“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之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Answer 2

　　一、开创了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首先，侧重表现对进步理想的追求和坚持。屈原揭露现实十分深刻，但更着力于抒发理想，歌颂他心目中最美好的事物。《离骚》颂扬历史上的圣君明主，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直到楚国创业的先君，写他们上得天助，下顺民心。除了宣传理想，屈原又不遗余力地表现对理想执着不倦的追求。他憎恨恶浊的现状，渴望寻求一条挣脱黑暗罗网的出路：“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当他实在无路可走时，就形之于梦幻，上天下地，迎拜众神，神游西海，以致最终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屈原写理想，还表现在塑造理想化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上。如《涉江》的开头，书写了一种自画像：“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明兮齐光。”这个形象独行特立，光彩夺目，令人不能不仰而视之。
　　其次，想象丰富，夸张大胆。正因为屈原笔下更多幼是理想世界和理想人物，所以他并不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精琢细刻，而超脱空间条件的限制，采用了大量非现实的夸张手法，再加上广泛选取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和富于楚地特色的山川景物，就使他的多数诗篇具有离奇曲折的情节，形成优美奇特的境界，笼罩在绚烂绮丽的氛围之中。如《离骚》为了突出对未来的憧憬，安排了两次向光明进军的旅程。一次是奔上天宫：玉虬飞腾，风神护送，月神引路，云霞相迎。一次是进发西海，八龙驾车，云旗飘扬，奏起九歌，跳起韶舞。诗人任凭幻想驰聘，把人们带入了五彩缤纷，恍惚迷离的神话般的世界。
　　第三，感情的澎湃激越。屈原的诗就是他沸腾的热血飞溅抛洒而成的。他往往采取直接而强烈的抒情方式，把自己的感受、要求、态度，赤裸裸、尽情地倾泻出来。《离骚》的第一部分，几乎都是直抒胸肌，由于“蓄极既久，势不可遏”，申明至死不变的态度，就有五次之多；如“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屈原的浪漫主义真正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他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理想先进而颓唐，明确而朦胧，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在古代是少有的。手法则多属于浪漫主义的范畴。积累了比较成功的经验，因而无愧于积极浪漫主义奠基人的称号。
　　二、完成了楚辞这种新诗体的创立，从体制、格调、技巧、语言诸方面突破了《诗经》的成规。篇制扩大了。《诗经》多短制，《国风》的抒情诗一般采用重章迭句的形式，反映了一个生活侧面，或者片断感情。屈原则第一次写出了沈雄博大，气象万千的长篇诗作，容量成十倍百倍地扩大，便于展示广阔的背景和曲折复杂的思想。趋于散体化。这是指屈作的叙述成份多，议论成份多，散文的句式多。他处在大动荡的历史年代，有着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抱负，同时也郁结着无穷痛苦，势必要寻找一种较为自由活泼的表达方式，淋漓尽致地吐露而后快。赵于华美化。《诗经》以单纯质朴见长。屈原却是惯于以酣畅的笔墨、浓郁的色彩去传情写貌，诗里出现了繁盛的铺叙，华美的词藻，工整的对偶，风格为之一新。句法多样化。《诗经》的句式大体整齐划一，以四方为主。屈作中虽然还有接近四言形式的诗，如《桔颂》、《天问》、《招魂》等。他又进而对楚歌加以改造，发明了以六言为主的《离骚》式。总的看，句子加长了，并且参差错落，大量使用虚词，适于表达不同的感情和语气。解放文体，注重文采，这是战国的时尚。这种风气影响了屈原，他又反过来扬波助澜，在诗歌的领域里大大推进了文学的发展。后世的诗赋词曲作家，都从屈作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
　　三、发表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屈原向《诗经》学习比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诗经》里幼比，明喻居多；居作幼比，大量的是拟人和借喻。《诗经》里的兴，有借物发端、隐喻和象征等几类，屈作主要是使用象征的艺术手段，通过一定的篇幅，描写特定的具体形象，去表现人或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例如“朝搴陛之木兰兮，文揽洲之宿莽”两句，朝夕喻四时，木兰和宿莽喻美德与知识，搴栏、揽宿莽喻势力获取。总体上则是借不停地摘采香花异草的图影，象征抓紧时间修身自励。它所形成的深远意境，明晰如画，耐人寻味。
　　屈原还扩大了比兴的广度，并构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他随时随地运用比喻和象征。如在善鸟恶禽比附忠奸，以道路正斜比附治国之道，以绳墨规矩比附法度纲纪，以驾驶车马比附任贤理国。其中属于屈原的首创，又定形化的有两类，即用香草、美人比喻象征高洁的人物、品德或理想，用男女关系与夫妇关系比喻象征君臣或臣臣关系。
　　屈原的比兴手法产生了突出的艺术效果。他通过形象思维，把政治思想内容很强的事物的本质特征具体化、形象化，给人提供了鲜明的感性认识，从而激起人们爱憎的感情。凡是读过诗的人，一提到群小，就联想起恶草和粪土，一念及屈原，就联想到美人、香草、明珠的宝玉。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Answer 3

百度找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