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唐书法是我国书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晋唐书法一共有四大特点，有关解释如下：
（一）、初唐书法及书法美学思想：王羲之被奉为典范
初唐书法，一上来就声势夺人，在继承前代书法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产生了欧、虞、褚、薛四大书家。这四大书家的楷书，预示着一个法度森严的时代就要到来。其实，对法度的探求，在隋代就出现了端倪。隋代统治中国的时间非常短暂，只有37年（公元581-617），在这个短暂的时期，不可能形成明显的时代书风，但是它上承魏晋与南北朝，下启李唐王朝，其书法及书法理论是魏晋南北朝书法与书法理论的自然发展，也是李唐王朝书法及书法理论的先导，以智果《心成颂》为代表的技法美学理论，已经十分重视对前人用笔规范和结字方法从经验上进行总结和确定。《心成颂》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本意以前人为法，却最终因对法的执着追求和过分强调，导致书法走向一个以法度森严为美的时代。隋代《龙藏寺碑》虽然较唐楷朴拙，但相对于魏碑，已是法度谨严之书。我们知道，它是褚（遂良）书的源头。而隋代对技法美学的研究，也是欧、虞、薛在法度上走向成熟的前提。
虽然作为书法家，第一个达到法度森严的是欧阳询，有技法理论《结字三十六法》、《八诀》传世，但是导致唐代“尚法”书风的关键人物，却不是他，而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年）。李世民作为一代帝王，对唐代书法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是他推动了用法度的观点总结魏晋书法成就的历史车轮。李世民酷爱书法，更偏爱王羲之，亲自为王羲之作《论传》，在《王羲之论传》中，他对钟繇、王献之等书法家都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是却把王羲之捧上了最高的地位。
“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
王羲之自己都承认自己的真书与钟繇可以抗衡、草书与张芝可以并列。李世民却认为王羲之的书法成就高于所有书家。钟繇、张芝、王羲之的书法，各有各的风格和成就，否定其他书法家的成就，只说王羲之“尽善尽美”，可谓“罢黜百家，独尊王术”。这无疑不是客观公正的看法，而是强分高下的封建等级意识作怪。李世民深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这一思想在王羲之“志气平和，不激不励”的书法中找到了契合点。他树王书，是树立儒家哲学、尊崇中庸思想的必然结果，但是他之所以树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开国之君，他有一种继往者、开来世的气概，他正是在这一点上肯定了王羲之的书法精神和书法成就，并希望这种精神能在自己的时代发扬光大。由于他的提倡，揭开了从“法”的角度总结前代、尤其是晋代书学经验的序幕。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一批书法大师由此创造了法度谨严的楷书，并总结了用笔、结字的一系列方法、原则，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虽然除了褚遂良用笔、结字较为洒脱灵活之外，欧、虞二人，尤其是欧阳询，书法面貌则过于程式化，近乎刻板，但是他们的作品仍然不乏个人的面目，且作为一种工谨的书体，十分有利于初学，因此受到世人的器重。
孙过庭是初唐书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李世民的观点，以王羲之的书法为依据、以正、行、草书为研究对象、以儒道互补的美学精神，对书法的创作规律和美学原理进行了阐述，志在推行文质统一、不激不励，适合初唐审美理想的书法模式。在初唐的书法理论中，孙过庭的《书谱》是最系统的一部著作，它站在初唐书法理论的制高点，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书法美学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度，也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书法美学思想的局限。通过这部著作，我们看到，初唐书法在强调法度的同时，要求书法家“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书法创作“阴舒阳惨，本乎天地之心”，并没有忽视对情感、自然的体认和表现，而认为书法是本性的流露，感情的抒发，点画挥写，“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得自然之理，成自然之趣。但是，把学习书法限制在宗王的唯一模式上，充分说明了初唐书法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二）盛唐书法及书法美学思想：“不师古人，直师自然”的第三条道路
自贞观以来，书法按照唐太宗为代表的美学思想，以经世致用为根本，以志气平和为理想，以王羲之为典范，在全社会推开。书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出现了欧阳通、颜师古、王知敬、王行满、钟绍京等书家。由于书法在唐太宗的引导下走向了单一化、模式化（人人学王），书法成就不如初唐四大家。历史进入盛唐，玄宗提倡道教，为书法的振兴提供了契机。诗人、学者、艺术家崇尚道家思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成了艺术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敏感的艺术家开始利用初唐草书的形式，创造了狂草书法。这一艺术形式，很快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肯定。特别是最具艺术敏感的诗人，以高度的热情讴歌这一艺术形式，引起了书学理论的反思。李邕书法一改初唐书法“志气平和，不激不励”的风格，开始追求雄健。所有这一切，说明书风已经开始转向。
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书法理论家张怀，是有唐一代最具思辩能力的理论家。书学著述颇丰，有《书断》三卷、《书议》一卷、《书估》三卷、《文字论》一卷、《论用笔十法》一卷、《玉堂禁经》一卷、《评书药石论》一卷、《二三等书录》一卷传世。他用“无形之相，无声之音”概括书法的美学特征；用“囊括万殊，裁成一相”说明书法与现实的关系；用“法既不定，事贵变通”揭示书法发展的内在规律；用“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表明自己的审美理想；用“仆今所制，不师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阐述“直师自然”的书学方法。
“无形之相，无声之音”对于书法的美学特征概括的十分正确，我们知道书法是艺术家精神生活的表现，但是艺术家对精神的表现必须借助书法形象。书法形象确是“肇于自然”，其精神要求自然，其形式美原则来源于对自然万象的抽象，是自然万象存在之道、之理、之法、之度、之形、之势以及生命形象之神、之气、之骨、之肉、之血在艺术家心理上积淀的结果，我们虽然不能机械地认为书法形象是物相的简单模拟，但是书法形象中体现的形式美原则，确实是从自然万象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书法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物质表现，它是没有声音的，不能用听觉来感受，但是书法是在运动当中完成的，这里面就有一个节奏的问题，书法线条运动的节率是书法家心理节律的表现。这就使书法具有了音乐的性质，用“无声之音”来概括这种特点是十分准确的。
用“囊括万殊，裁成一相”来说明书法与现实的关系，实际是对上一命题的解释和发挥，它说明的是书法是如何从自然万象中抽象出自身的形式美法则以及自然万象存在（包括生命存在）的规律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入书法表现领域的问题。人在书写当中，并不是按照具象依样画葫芦的方式塑造抽象的书法形象的。而是如我们上面所说，仅仅是借用了自然万象（包括生命形象）的存在规律和形式法则。
用“法既不定，事贵变通”揭示书法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客观准确的。运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静止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所有事物都是运动着、变化着、发展着的，规律、法则是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逐渐改变的。有人把前代已经认识到的书法规律和已经获得的书法法则当作“千古不易”的铁率，这无疑是一种迂腐的、机械的观点。与此相对立，张氏认为“为书之妙，不必凭文按本，专在应变，无方皆能，遇事从宜”，这种观点，无疑是符合书法自身发展的规律的。
用“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表明自己的审美理想，这并不是张怀的独创，早在晋代，就开了借人物品藻的观点评论书法的先河，自此历代书法家就十分重视书法形象的生命意趣，张怀只是继承了这个优秀的传统。这个传统说明了历代的优秀书家和书论家如何看待书法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在他们眼中，书法的形式是为着表现内容而服务、并且服从于内容的需要的。这是对历代仅仅从形式方面着眼看待书法的思想的一种反拨，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用“仆今所制，不师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阐述“直师自然”的书学方法。这是张怀的大胆创造。历代书家都是在师法古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并不忽视师法自然，但是从来没有人把“师法自然”提到如此的高度，张氏以其深刻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第一次把“师法自然”放在“师法古人”之上，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没有深刻的逻辑思辩，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对张怀强调的“师法自然”，我们不能片面地进行理解，他在强调“师法自然”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师法古人”，他对学习古人经验还是十分重视的，只是他没有满足于对已有规律和技法的掌握，而是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书法，把“师法古人”放在了“师法自然”的后面而已。
（三）中唐书法及书法思想：对法度的高度强调
“安史之乱”以后，世俗地主阶级取代门阀世族地主阶级上升到政治经济的统治地位，他们在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导下，务实、重法、崇尚功力，这一政治态度进一步影响到书法领域，书法走上了以法度森严为审美理想的时代。出现了颜真卿、柳公权等楷书大师。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颜真卿，他的出现标志着唐代书法开始了以法度为美的新时期。
颜真卿的书法观可以从《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一文和他的书法实践来考察。《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虽然以意名篇，但是所谈的主要还是笔法，而不是笔意。这是一篇关于技法美学的文章。讲究“纵横掣夺，咸有规矩”。基于这种思想，颜真卿详细分析了“平谓横”、“直谓纵”、“均谓间”、“密谓际”、“锋谓末”、“力谓骨体”、“转谓曲折”、“决谓牵掣”、“补谓不足”、“损谓有余”、“巧谓布置”、“称谓大小”等技法问题。
与颜真卿同时的徐浩也是极为重视法度的人，另外，这一时期出现的颜真卿和柳公权的《永字八法颂》、蔡希琮的《法书论》、韩方明的《授笔要说》、林蕴的《拨镫序》、卢携的《临池诀》、李阳冰的《笔法》、张敬玄的《书论》、丰荣宗的《论书》、李华的《二字诀》等，均是关于技法的论述。
以上书家和书法理论的出现，确立了唐代书法的主流风格：“尚法”。虽然同时期的韩愈在书法艺术观上表现了与之截然不同的思想，十分重视书法表现的功能，但是作为文学家的韩愈，毕竟不能改变书法界“尚法”的大潮。
（四）晚唐书法：禅僧的时代
与盛唐、中唐不同，晚唐书法是一个禅僧的时代，出现了亚栖等禅僧书法家，他们把书法作为参悟佛法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并不重视法度的探索，而是注重顿悟。但是由于他们不立文字，所以没有多少谈论书法的言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唐代是十分重视“法度”，但是不仅仅如此，唐代的浪漫主义书法大师（如张旭）等，也十分重视表现。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其“尚法”的一面，而忽视“重情”的另一面，对唐代的书法就只能产生片面的看法。
二、补充解释晋唐书法特点形成的原因：
自李渊受禅（公元618年）至昭宣帝禅位于朱全忠（公元907年）为唐代，经历二十帝，共289年。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比较稳定，经济空前繁荣，文化艺术全面发展。诗歌、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都在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诗歌和书法，都达到了少有的高度。这个时期影响书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奠定了书法发展的社会和物质基础；二是帝王的提倡和书学制度的建立；三是前代的书法传统和各体书法的发展，为真、草书法达到高度成熟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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