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1-01-02
文史学家
柳诒征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先驱、开创人。1903年编写《历代史略》 ，打破纲监的编年形式，从唐虞三代至明末，系统叙述历代史事沿革，是最早的一部近代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他也是中国编著新型历史教科书最早、最多的学者。1905年完成《中国商业史》，是最早的中国商业史专著。1910年完成《中国教育史》，是第一部中国教育史著作。 柳诒征1923年完成《中国文化史》 ，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柳诒征透过许多着作，阐明中国文化义理，是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柳诒征是现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国学导师。作为现代中国文化宗师，创办 《学衡》 杂志、《国风》半月刊、《史地学报》等学刊，致力於中华文化的昌明、发扬。
现代儒学宗师
柳诒征是现代儒学宗师。作为史学家，由史学昌明儒学。他认为，儒家经典《诗》 、《书》、《礼》、《乐》，皆史也，皆载前人之经验而表示其得失以为未经验者之先导也；另一面，中国史学通贯儒学，儒学精神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核心。柳诒征发表论著，对孔教正本清源，指出了儒学之於现代社会的意义，“以儒家之根本精神，为解决今世人生问题之要义”，“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下”，以孔教拯救现代社会，“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侪对於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以柳诒征为南雍双柱之一的南京大学，是现代儒学复兴的策源地；以其为国学支柱的学衡派，成为后世新儒家的学术滥觞。
历史哲学家
柳诒征是一位历史哲学家。“史学与哲学相结合，是其治学的特色”。他在《国史要义·史识》篇中定义历史哲学：“治史之识，非第欲明撰着之义法，尤须积之以求人群之原则。由历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谓之历史哲学。”
图书馆学家
柳诒征是一位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1927年主持国学图书馆，直至1948年。其间提供住读方式便利来馆的远方好学之读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中之创举”。为便於“群彦之责索”，乃编著藏书总目，延聘王焕镳、周雁石等数人经数载努力，1935年完成《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这是中国第一部图书馆藏书总目。
教育家
作为教育家，柳诒征爱才、重才，言传身教，培植弟子，“多能卓然而立”，人称“柳门成荫”。更多的人则是受到柳氏学问、道德、人格、理想的影响。 在中国学术界，有说他“培养出来的文、史、地、哲各门乃至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最多”。弟子如缪凤林、张其昀、宗白华、茅以升、陈方恪、陈训慈、范希曾、郑鹤声等人，皆有造就。柳氏教学之法，郑鹤声曾说，“柳先生的教学方法，以探求书本为原则。他讲中国史的时候，并不编 辑课文，或某种纲要，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而指定若干参考书籍，要我们自动地去阅读，读了以后，要把心得记在笔记本上，由他详细批阅。他要学生平时以阅读正史（二十四史）为主，并经常从正史中出许多研究题目，要我们搜集材料，练习撰作能力，由他评定甲乙，当为作业成绩。这种治学方式，的确是很基本的，促使我们养成一种严谨笃实的学风，使我们一生受用不尽”；张世禄回忆说他教导学生要能做“比较思考”，鼓励学生“自己找问题去钻研历史”；胡焕庸回忆他的授课“夹叙夹议，既不是枯燥无味的考证，也没有不着边际的空谈，真可说是广征博引，有引人入胜之功”；茅以升曾说，“我从先生受业八年，感到最大获益之处，是在治学方法上从勤从严，持之以恒”。
书法家
柳氏初学唐碑，以颜、柳为基础，既而学赵、董，纯是帖学馆阁路数。1901年后学北碑，经张謇而受张裕钊的影响，又与张小楼相切磋。1908年后入两江师范学堂任教习，又受到李瑞清的启迪，临写北碑突飞猛进。篆、隶、真、行、草各体兼能，尤以北碑成就最高。善书汉、魏二朝碑版，尤擅写经石峪、颜真卿。
编辑本段史学观点
著名学者柳诒征是一位地道的实证主义者。柳氏史学之魂，乃是政治实用主义。就史学流派而言，民国史学有求真与致用之分野。柳氏乃属致用一系。就史学渊源而言，柳氏史学实为晚清国粹派史学的逻辑延伸。就经学与史学的互动而言，柳氏史学可视为其经学立场在史学领域的展开。这种展开，从史学的立场看，就是所谓“史术通贯经术”，亦即以“史”来表现他的根本理念。所谓“史”，乃“学术”之代词。而“经”则是他所谓“政治”、所谓“实用”、所谓“礼”的对应语。 近代史家一般都信奉进化史观，柳先生却不大相信，提过许多质疑，作过诸多批判。柳还不大相信历史运动的因果联系。柳诒征的思想既有核心，又有系统，层次清楚，逻辑井然，形成一个相互衔接的系统。
论孔子
他认为，中国两个最大的学问家是老子和孔子，其学问均从史学产生出来。孔子不是经学家，而是史学家。老子与孔子所讲的“道”，就是“从历史上看出人类常走的路”，即人生之规律。所以，理学与道学均来自史学。又说，孔子学说贯穿中国全部历史，此前之史则赖孔子得流传。认识孔子，就掌握了读史之纲。他还认为，清代乾嘉诸儒独到之学实为史学而非经学。柳对清代考据学整体评价不高，对汉学有所批评，对宋代文化评价甚高，均与陈一致，但陈认为清人以经学见长，几乎无史学，则其史学内含实与柳氏殊异。柳的经学与史学相互交融，陈则相互分别，故产生上述殊异。这也反映了柳的古文经学立场。将柳诒征的上述言论置诸章太炎、刘师培、邓实诸家中，可谓水乳交融，难加区分。
史德论
在近代史家中，柳氏身上的道德色彩显得特别浓重。所谓“道德”，包含热爱国家、尊重传统、崇尚气节、端正人格、勤奋工作、一丝不苟等丰富内涵，但核心是“养心术使底于粹”，从而促进民族国家的利益，出发点是现实政治。他曾说：“吾之人本主义，即合全国为一道德之团体者。”与此相适应，《国史要义》专列《史德》篇，修正刘知几、章学诚、梁启超等人的“史德”论，按以己意，重新申说，力图“兼本末、包内外，合道德文章而一之”，与政治实用主义相配合，形成一套独特观点。就文章写作角度看，他从史德方面提出过一些规范，如文无溢美、不为讳饰、不为曲笔之类，但更注重的，还是从道德角度对人进行规范，最终把史学理论转化为一种促进民族发展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
他认为道德是一种正义感。观察历史，应以这种正义感为准绳。在他看来，依道德准则衡量历代王朝的正统性无可非议。他一反近代新史学家的观念，令人惊奇地对向来遭受批判的传统“正闰观”持肯定态度。这种肯定完全是从现实政治出发的。就是说，只有肯定持有正义的王朝的正统性，才能使现实中不具有正义性的野心家不敢轻举妄动，所谓“使乱臣贼子惧”。 在柳的史德论中，历史、史家、道德实形成一个交互为用的循环。历史（即儒家经书）是培养人类道德修养的源泉。史家带着道德感去写史，又通过撰史活动增进自身及社会的道德感。柳的“史德”观，实已扩展到现实政治，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宗旨，指明了史家修德的途径（有赖于史）与作用，拓宽了“史德论”的领域，而且并不认为“史学致用”是不德。
史学功能论
由于信奉史学中心论，柳自然会把历史说成无所不能，这是他史学功能论的特点。1925年，在《学衡》发表《历史之知识》，着重阐述史学功能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能提供人类以往活动的经历与经验，供现代人参考、应用。“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我所希望于研究历史的人，并不在乎成为考据家或历史家，而在乎自己应用。”一针见血地表明了他的政治实用主义思想。
柳氏的史学功能思想贯穿着他的基本史学观念和史学目的思想。无论史学功能多么完备，也要看运用者的心术，所以他又说：“史籍之用，亦视学者之用心何如。用之当，则可为人类谋幸福，为国家臻治平；用之不当，则可以启乱饰奸。”这样，史学功能思想就又与史德论结合起来了。
历史研究法
柳氏认为，中国古代虽无历史研究法之名，但三传之于《春秋》，各有师说，以解析《春秋》之义法，准此而言，则世之有历史研究法莫先于中国。从此观念出发，他把历史研究法划分为两个方面：读史之法与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中，他对文字学方法、统计学方法、校勘与考据方法发表过精辟见解，都贯穿着“以史为根本”、不希望借口科学方法来干扰史之根本地位的史学中心论，比较有特点，也都无懈可击。而且，他虽精于校勘考据之学，但不主张唯考据是能，则又是政治实用主义使然。 读史之法看上去似乎是技术性比较强的方法，而且主要是一个实践经验问题，可以见仁见智。实际上，它同样反映柳氏的基本史学观念。他主张读原著，反对只读教科书，就表明了他对新式教科书的态度（这也是章太炎的态度）。读原著还有读经的意思，所以他提出：“治史学莫先于读经。”柳在读史之法中提出的最有价值的观点是：读史须求得圆通。
编辑本段主要著作
柳诒征一生发表论文50余篇，专著多种。其中《中国文化史》70余万言，引用资料自六经、诸子、廿五史、历代名家著述、国外汉学家论著及近代杂志、报纸、统计报道等达600余种。 《中国文化史》
《国史要义》
《东亚各国史》
《印度史》
《南洋群岛史》
《国学图书馆小史》
《中国版本概论》
《劬堂题跋》 柳诒征史学论文集
《中国教育史》
《柳诒徵说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商业史》
《商业道德》
《中国财政史》
《柳翼谋文录》（台北广文书局1970）
《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编辑本段为学守则
柳诒征自订“为学守则”三纲十八目 一保身：遏嗜欲、省思虑、平怨怒、节饮食、谨言语、惩偷惰。 柳诒征题字
二修德：事亲孝、与人忠、立志坚、律己严、执事敬、处境淡。 三勤学：读经书、考史事、讲理学、习国政、作诗文、究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