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态意识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过程：
（1）人类早期生态意识的形成。人类社会的早期，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初猜测，可以视为人类早期朴素的生态意识。古希腊、古罗马哲学的特征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界协调统一的思想。公元前五、六世纪的自然哲学家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依靠独特的思维能力是社会进化的结晶。如亚里士多德把植物到动物到人看作不同级别的连续系列，猜测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他还在其著作《政治学》中，首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认识和观念具有超现代的启迪意义，可以视其为早期的生态意识。
在人类早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意识中，贯穿着这样两条基本线索：一方面，人类从有史以来就开始了对自然的盲目适应与被动干预；另一方面，自然以其强大的力量制约着人的认识与行动，并以其生态破坏的后果警示着人类，使得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始终处于一个很低的程度。
（2）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人类的生态意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进入到种植业、畜牧业和农业文明，这不仅是生产发展史上伟大的革命，而且更是人与自然关系史上的重大飞跃。在这一时期，人类不仅学会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而且开始有意识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人与自然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开始逐步地人工化和社会化。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取决于自然提供的现成的野生动植物资源，而是更主要地取决于自己的耕作劳动。当然，人仍然依赖自然，但这种依赖存在于生产过程之中，而不是生产过程之外。自然界作为劳动对象进入到人类的实践领域。人已经不是消极等待自然的恩赐，而是积极干预自然并贪婪地向自然索取。这一时期，基于自然界对人类的长期威胁，人类形成一种非常明显的思想倾向，即试图把自身从自然界中摆脱出来，并逐渐地学会从本质上和整体上，近乎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14世纪前后，是资产阶级大踏步走上世界历史舞台的时代。这一时期，以机器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工业文明逐步兴起并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迈进。文艺复兴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形成。由于生产和社会的需要，人们注意从各个方面探索自然的奥秘，迫切要求从自然界中攫取更多的财富，从而推动并加速了近代自然科学迅速分化和长足发展，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又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使自然界的一部分为人们所认识、支配，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从此，人类与自然关系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一方面由过去自然界对人类的统治转变为现在人类可以凭借科技驾驭一部分自然，它标志着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由过去对自然的崇拜转变为现在对人的主体性的崇拜，它标志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位置变换。人俨然已凌驾于自然之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然而遗憾的是，人在自然面前地位的划时代飞跃以及人在征服自然过程中取得的“辉煌胜利”，导致人类被胜利冲昏头脑，甚至忘乎所以。于是乎“人类中心论”、“自然奴隶论”盛行，其结果使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生态环境问题都已初见端倪。
（3）现代生态意识的产生。到19世纪中叶，生态学刚刚崭露头角之时，人们并未给以足够的重视。人类对生态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当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于1866年首次提出“生态学”时；当英国植物群落学家坦斯利于1935年首次提出“生态系统”时；当人类社会翻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弥漫的最为悲壮的一页时；当人类现代工业文明日新月异，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在带来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环境的严重恶化、生态严重失衡的后果。整个生态系统日趋严峻的形势，唤起了人们对违反生态平衡规律带来的严重后果的痛苦反思，促使了人类现代生态意识的崛起。现代生态意识以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里约热内卢“人类环境与发展会议”为鲜明特征和重要标志，揭开了人类全面审视和全方位重视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崭新一页。
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生态环境问题首次被各国公认为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这无疑是人类生态意识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和质的飞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地显示了人类生态意识的理性的自觉，指出：“人类环境的维护与改善是一项影响人类福利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是全世界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所有政府应负有的责任。”《宣言》忠告：“人类业已到了必须全世界一致行动共同对付环境问题，采取更审慎处理的历史转折点。”《宣言》号召：“人类必须与大自然协同一致，运用知识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环境。”为了现在以及未来千秋万代，维护并改善人类的环境，业已成为人类必须遵循的崇高目标。
1992年6月，正值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召开20周年之际，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7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118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二十一世纪行动纲领》等一系列文件。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级别最高、人数最多、影响深远的一次空前国际性盛会，足以说明环境与发展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可以说，无论是数百名部长的讲话，还是上百名首脑发言，无论是数千名政府代表议事，还是数万名非政府组织人士的聚会，都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如何促进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优化，如何使全球同舟共济、务实合作、积极行动，做到既发展社会经济，又保护生态环境，使地球成为人类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业已成为当今全人类的神圣职责。
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在日本京都制定了《京都议定书》，旨在“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会上各国承诺减少国内二氧化碳排放量，美国政府于2001年宣布退出。2009年，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之际，于丹麦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商讨关于《京都议定书》的后续方案。人们对环境问题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正是现代生态意识逐渐崛起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