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历史小说《出关》发表后,评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误读。对《出关》的误读有几种情况:有的学者(以苏雪林、向培良为代表)认为该作是鲁迅的自况,作品表现“左联”内部的激烈矛盾,这是恶意歪曲;有的学者依据鲁迅对《出关》的说明,过分阐释作品的积极意义和战斗精神,这是拔高;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出关》是鲁迅对
孔子形象的重塑,扬孔抑老;最后还有学者认为,《出关》有两层结构,显在结构是批判讽喻现实,潜在结构是自况。这些阐释都是主观的,与鲁迅的创作原意不符。
长期以来,学界对
《孔乙己》主题的解读也存在误区。人们普遍认为《孔乙己》批判了旧的教育制度,控诉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从表层看来,这种观点似乎是正确的,但深入探究,会发现这是对作品的误读。
《孔乙己》发表于1919年,而科举制度早在1905年已经废除了。既然已经被废除了,打一只死老虎就没有多少意义与价值了。那么,鲁迅创作这一作品究竟要表现什么呢?应该说,鲁迅创作《孔乙己》的主旨是表现对社会底层被侮辱被损害者命运的关注,展示他们悲剧性的精神世界,揭示这种悲剧性精神产生的原因,这样的创作主旨与鲁迅所持有的启蒙文学观有密切关系。
《孔乙己》通过对主人公及周围人群的描写,揭示他们的精神悲剧,批判他们的麻木与冷漠,同时表同情于被侮辱被损害者,并希望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所以把《孔乙己》主题解读为控诉科举制度罪恶是狭隘的。
《子夜》出版后三个月内,重版四次;初版三千部,此后重版各为五千部;此在当时,实为少见。究竟这大批的读者是谁呢?是不是爱好新文学的青年学生?当时,新文学的读者以他们为最多。陈望道在文化界的交游极广,又是大江书铺的主持者,对于书的销路亦有实感,他说是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的资本家的少奶奶、大小姐,现在都争着看《子夜》,因为《子夜》描写到她们了…… 此外,听说电影界中人物以及舞女,本来看新文学作品是有选择的,也来看《子夜》。
应该说,在“重写文学史”浪潮中对《子夜》的评价脱离了《子夜》产生的语境,属于方法错误。
蓝棣之对《
二月》的心理分析,是一种主观色彩浓重的过度阐释。用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研究小说,其主观与随意性不可避免。田建明的论文《祛魅、讽喻与自况》认为,《出关》的结构有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显性层面是对历史人物的祛魅性书写和现实讽喻,隐性层面是作者的自况。该文对《出关》的解读依然是主观性强,逻辑不严密,难以令人信服。
此外,误读现象也与一些学者喜欢标新立异及文本自身的多义复杂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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