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第二次北属时期，中国文化的影响显著。随着第一次北属时期中国内地人口的增加和文治教化的推行，越南地区深度接触到了中国文化。东汉晚期，李进等官员的任职，以及士燮家族的稳定统治，吸引了众多中国士人如桓晔、许靖等人寻求避难，他们对当地文化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在文教领域。
三国时代的东吴时期，这些先前避难的士人中有不少人返回北方，但也有一些文官被贬至交州，他们在逆境中继续学术研究，保持了地方的文化传统。如虞翻被流放到交州，尽管身处放逐，仍坚持讲学，甚至编写了经书注解；顾谭在交州虽身处困境，却撰写了《新言》以表达心志。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和门第观念也影响了越地，杜慧度等官员以简朴生活和学术追求为特点，推动了当地的教育和道德风气。
佛教在这一时期也从中国传入越南，牟子作为避乱交趾的学者，著有《理惑论》，推崇佛教，削弱了其他信仰。东吴时期，康僧会和其后继者如支强梁接等人的活动，展示了佛教在交州的兴盛，他们不仅带动了江南地区的佛教发展，还促进了文化交流。学者吕士朋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时期佛教传播的繁荣景象。
越南第二次北属时期（越：Thời Bắc thuộc lần thứ 2，43年－544年）是越南历史上一段被中国直接设置郡县统治的时期。公元40年，在征氏姐妹的领导下，交州爆发了反汉的起义。43年，汉伏波将军马援领兵平叛，杀死二征。交州重归汉朝管辖，第二北属时期开始。在这一时期，今越南地区曾先后被置于东汉、交州士氏政权、东吴、曹魏、晋朝、刘宋、南齐、南梁的统治之下。541年，交州爆发了李贲起义。544年，李贲称帝，建立万春国政权，标志着第二北属时期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