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你讲讲历史上真实的大诗人李白。
要知道，历史上的李白其实是一个非主流、低情商的富二代，他之所以能取得后来的成就，除了他自身的才华之外，还得益于盛唐时代的宽容精神和气氛。
宽容精神和天下观念
今天谈谈盛唐的天下观和写诗用典的难处，你需要记住两件事：第一，用古人的视角看世界，天下意识高于国家意识；第二，用典是诗词的常见修辞手法，也是很容易犯忌讳的地方。
（1）天可汗
以李白的零情商还百无禁忌、口不择言，按说早该坐牢了，被整死也不让人意外，为什么能撑到六十岁才“世人皆欲杀”呢？
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得益于盛唐年景里的宽容气氛。我们知道，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宽容精神都是和实力、地位、追求高度相关的。俗话说“大人有大量”，还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小人物说这种话，往往是得罪了大人物之后，希望对方能放过自己。但一般来说，大人物确实气量更大，宽容度更高。宰相大人如果出门买菜，被小商贩耍了秤，肯定不会上心。即便是小人物，只要有更高的追求，也不会对鸡毛蒜皮的事情斤斤计较，不会因为受了一点委屈就找每一个朋友轮流发泄一遍。只有弱者，才会格外玻璃心，总能从别人的一句话或一个举动里感觉到歧视。在我们每个人的人际交往里，对这种规律肯定都不陌生。
一个广土众民的帝国，在这点上其实也和一个人一样。所以我们看晚清的社会，上上下下充满着各种敏感，而在敏感的心态下，只要一反弹，就很容易扩大打击面。盛唐时代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宽容度简直到了惊人的程度。长安完全是国际大都会的样子，各个国家、民族的人络绎不绝，有来经商的，有来卖艺的，有来移民的，甚至还有来做官的。外国人不但能做官，还能做到实权派的高官。当时唐王朝东西两大军区，统帅都是外国人：西边是哥舒翰，东边就是安禄山。
这种事情放在今天很难理解，但在当时还算合情合理。古人的国家观念并不很强，在模糊的国家观之上还有一个天下观。一个觉悟高的皇帝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国境以外的事情照样要管，路见不平就该拔刀相助，才不介意是不是干涉了别国的主权。唐朝的“皇帝”称号只是针对小小的唐王朝来说的，在“皇帝”的称号之上，还有一个“天可汗”的头衔，意味着他是天下共主。所以，在这种很强盛又很自信的时代，李白这种“狂徒”完全可以容身。而当安史之乱的浩劫一过，帝国由盛转衰，世道人心就变得格外敏感起来，从前种种不成问题的问题忽然都成了问题，狂性不改的李白即便不曾追随永王，也注定不能继续潇洒下去了。
事实上，在李白当初到长安做官的时候，那种工作态度绝不是其他任何领导能容得下的。他的职位是翰林供奉，不是什么正经官职，只是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和棋手、画家、歌唱家没什么两样。换句话说，这种职位不属于正式的政府职官系统，并不参与政治，只能算是皇帝私人聘请的清客。清客当然地位不高，幸好在所有的清客类别里，文学清客是地位相对最高的。这种职位也有一个难得的好处，那就是和皇帝走得很近，提供的服务又很私人化，这当然意味着机会。只不过，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不是留给李白这种人的。
你也许会认为，李白做这种职位当然会感到怀才不遇，甚至会有深深的屈辱感，所以怠工也好，酗酒也罢，都很正常。但是，李白后来离开长安，经常在诗里缅怀这段生活，说皇帝如何如何欣赏他的才华，他又如何如何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他确实自由散漫惯了，没事就去喝酒、赌钱，以至于皇帝要找他做事的时候，只能用水把他泼醒。杜甫写过一首《饮中八仙歌》，描写当时长安的八位最能喝酒的名人，讲到李白是这样说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诗虽然难免有点夸张，但夸张得很有事实基础。李白也自负才华，根本不担心醉酒误事，因为无论喝到多醉，只要能把他叫醒一点点，他就可以下笔千言，文不加点，保质保量地完成皇帝交代的写作任务。
（2）三观与用典
这种敏捷的才思当然很让人佩服，不过，才思越敏捷，就越不可能深思熟虑。
诗歌是很重要的社交语言，尤其发展到唐朝，文化人搞交际，你写诗夸我，我写诗夸你，小聚一下要写诗，大型宴会更要写诗，有时候还把诗当信来写。写诗夸人，不能太直白，所以大家越来越爱用典。用典在本质上是一种类比，而类比的缺点我多次讲过，就是稍不小心就不恰当。如果彼此之间的文化背景高度一致，类比不当的概率当然不高，被误读的可能性也不太大，但文化背景不一致的话，说错话冒犯别人的风险就比较大了。
李白是在非主流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他的价值观难免和主流社会有出入。说一个私生活的例子，在婚姻大事上，李白毫无心理障碍地做了倒插门女婿，这大概是西域风俗给他的影响。要知道即便在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觉得入赘是男人的奇耻大辱。男人就算没有真的入赘，只是异地恋之后到了妻子的城市买房、就业，那都不行，否则父母在亲戚邻里面前再也抬不起头，逢年过节的时候，自己也不好意思回老家。
宋词名家辛弃疾在这一点上和李白很像。他是生在金国，长在金国的人，按国籍说应该是金国人，严格说来是金籍汉人，成年之后加入反政府武装，然后渡江投奔南宋，后半生都是在南宋度过的。
在南宋的人际交往里，有一次他写了一首《满江红》，给新近成功平定了一场叛乱的王佐庆功，词写得特别有豪情壮志，对王佐的恭维也很没底线，又是把他比作诸葛亮，又是祝愿他再立更大的功，做更大的官，还要把功勋刻在高耸入云的石碑上。按说王佐应该很受用，但没有，他反而恨上了辛弃疾。因为词里有这样两句：“三万卷，龙头客。浑未得，文章力。”王佐是状元出身，当得起“龙头客”的美誉，但这个龙头客的官位却不是靠文章，而是靠武功得来，难道这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吗！
在辛弃疾看来，这太值得炫耀了。他自己就是在尚武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年轻时代就“壮岁旌旗拥万夫”，靠真刀真枪扬名立万，而他心心念念的北伐事业更需要武功而非文章。但是，宋代国策一向重文轻武，高级武职甚至不如低两个级别的文职更有尊严和地位，所以武官立了功，总希望能转成文职，朝廷也常常用文职来奖励武将。王佐原本就是文官，甚至是状元出身的文官，只因为一次临危受命，立了武功，便被说成“浑未得，文章力”，这让他怎么想得通！
辛弃疾的词里还说“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兜鍪（mu）出”，貂蝉是高级文官的头饰，兜鍪是武将的头盔，这话分明是说来年的加官进爵是靠今天的武功事业，一位有羞耻心的文官怎能受得了如此羞辱呢！
辛弃疾当然没有羞辱王佐的意思，但三观不合的人难免会搞出这种尴尬。
划重点
古人的国家观念并不很强，在模糊的国家观之上还有一个天下观。唐朝的“皇帝”称号只是针对小小的唐王朝来说的，在“皇帝”的称号之上，还有一个“天可汗”的头衔，意味着他是天下共主。所以，在这种很强盛又很自信的时代，李白这种“狂徒”完全可以容身。而当安史之乱的浩劫一过，帝国由盛转衰，世道人心就变得格外敏感起来，从前种种不成问题的问题忽然都成了问题，狂性不改的李白即便不曾追随永王，也注定不能继续潇洒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