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于南昌起义前后就结识，都说贺龙元帅打出南昌首义第1枪，其实真正的打枪者是当时任贺龙部第1师副师长的欧百川。
见面后，两人促膝长谈到深夜才分开，当年共同北伐及发生于南昌的起义的种种经历又在不断地出现在两人的话题中。
会面后不久，贺龙就为他设立一个特别的欢迎宴会，参与者都是军区团以上干部。
贺龙向干部们介绍：“ 这就是欧百川同志，南昌起义时的第1师副师长，由南昌到海陆丰的移动过程中，都是他负责前敌指挥，在前面开路 ”。
在贺龙的举荐下，欧百川出山担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会委员、贵州副省长和贵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开启新中国之后的新生活。
欧北川是南昌首义第1枪的打枪者，也算是早期革命者中的一员，为什么没有在授衔仪式上获得军衔？他都经历了些什么？
1894年8月，欧百川在贵州松桃县腊尔山下的一户欧姓苗族人家中出生，父母给他取名为学海、又叫廷芳，希望他能够有渊博的知识或有一番作为。
虽然出生在农家，但父母对他的支持力度极大，从小就让他进入私塾学习，修读四书五经，练习吟诗作赋。
1912年，母亲将全部的家产变卖筹钱，让他带着钱步行10多日抵达贵阳，参加贵阳模范中学的入学考试。他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成功入学并于1915年毕业，后来直接回乡设馆授课，将所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其他苗族子弟。
1918年，贵州开始设立警察传习所，松桃县的乡绅们保送他到传习所中学习军事、法律和政治等知识，于两年后毕业并返回松桃担任保安警察队长。
半年后，松桃人严伯海在贵州东北部设立游击司令部，把军队驻扎在印江、思南和沿河等地区。应严伯海的热忱邀请，欧百川辞去原担任职位，加入到严伯海的军队中，任军需长。
严伯海的军队被编入黔军第1师第2旅的谢沛生部后，欧百川成为第2旅的营长，后担任团长。
1924年，驻扎在贵州东部镇远县且自己成为团长的欧百川听说贺龙的声威，经贺龙副官、镇远贵州老乡秦光远的介绍，他于1926年夏带着所在全团投奔驻守在铜仁的贺龙，成为贺龙的建国联军川军第一师独立二团的团长。
此后，他将名字改为后来一直使用的“欧百川”。加入贺龙部后，贺龙便同他结成莫逆之交，于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建立起密切的革命友谊。
1926年夏，北伐战争爆发，贵州组建民革命军第九军，作为贵州省长的彭汉章担任军长，下辖第九军第一师贺龙部，欧百川也随着改编而成为上校团长。
第九军很快接到北伐任务，贺龙部从贵州东部向湖南进发，同北洋军阀赵恒惕紧急调遣的军队相遇于桃源县羊毛溪。新编的军队英勇异常，战斗不久就取得全胜，缴获枪支弹药众多。
第九军继续北上，于湖北公安县陡湖堤与军阀吴佩孚的卢金山师相遇，惨遭阻击。两军相战两日之久，北伐军遭受重大挫折。
欧百川所带领的部队多为苗民出身，战斗异常骁勇，面对如此危急情形，他亲自带头赤膊冲锋，势单力薄就将卢金山师击溃，扭转战争时局。
战斗过后，贺龙解下自己的衣服亲自为他披上，非常激动地说：“百川，有你，我就不退！ ”
1927年春，贺龙部被调往武汉，并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15师，第九军宣布解散。
不过，欧百川依然跟着贺龙，成为独立15师辖下的一个团长。不久之后，独立十五师被调往平汉铁路以北，隶属于第四军的张发奎部。
当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大批共产党员被杀，直接让国共合作分裂。
贺龙奉武汉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带着15师返回武汉，后被任命为第二十军军长，欧百川则成为第二十军第1师的副司长兼团长。
当年秋季，贺龙准备带着二十军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欧百川也紧跟贺龙身后，成为起义部队中的一员。
1927年8月1日深夜，南昌城宁静而气氛凝重，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
当日凌晨，居住在南昌东湖畔一间阁楼里的时任《江西民国日报》、《红灯》周刊总编辑的徐先兆一夜未眠、脸色异常严肃，竖起两只耳朵聆听南昌城的动静。
他等的并不是什么人，而是“光明”的 “第一枪”的到来，一个新的时代也会随着这一枪划破长空而来临。
5日前的7月27日，周恩来秘密抵达南昌。依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他和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共同组成前委（中共前敌委员会简称），他被选为书记。
几人共同进行谋划，商定1927年7月30日晚上举行南昌起义，打响对抗反动政府统治第1枪。
7月28日，周恩来在第二十军指挥部中同贺龙会面，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
其实起义军的力量还是比较薄弱，并不能正面与国民党军硬杠，因此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起事，能够掌握的军队只有贺龙的第二十军、朱德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和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十、二十四师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七十五团，总人数为2万余人。
7月29日，所有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许多参加起事者都将心眼提到嗓子上。已经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的张国焘突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连续向九江发出两封密电，表示“宜慎重行事，无论如何等他到达再决定”。
7月30日，张国焘抵达南昌，传达共产国际代表作出的指示，认为起义要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并且一致行动，否则起义“不可动”。
这一意见遭到周恩来、李立三、彭湃和恽代英四位前委的一致反对和驳斥，作为前委书记的周恩来更是气得直拍桌子。二十多年后与人谈及拍桌子的这件事，他表示这是平生仅有的一次。
7月31日上午，前委紧急会议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进行，与会者讨论了几个小时依然没有结果，直到获悉张发奎已经参加在庐山举办的反共会议，张国焘才做出最后妥协。会议最后决定，将起义的日期为8月1日凌晨4点进行。
7月31日下午5点左右，前委召开团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决定部队的起义口号为“河山统一”，行动信号为“三声枪响”。
当晚9时，叛徒赵福生（时任第二十军第1师第1团第3营副营长）偷偷地从部队中溜出，到敌军的指挥部将前委做出的决定泄露出去。
不过，赵福生的举动被正在执勤的第二十军第1师的一位执勤士兵看到，他很快就将消息告知贺龙，贺龙又转告前委。经过综合分析，前委没有放弃起义，将起事的时间从8月1日凌晨4点调整到凌晨2点。
凌晨零时左右，整个南昌城异常平静，一小股队伍在夜色中溜向街头，打算从城里面逃跑。
不过他们被欧百川撞见，只听欧百川在黑暗中轰出一声：“口令！”只见那一只队伍被震慑住，无从回话，胆怯地溜回省政府大院。
他们并不知道起义部队有自己的特殊标识，脖子上系有红领带、膀扎白毛巾，马灯和手电筒上都贴有红十字标识，更重要的是有只有内部人员才知道的口令。
欧百川再次询问对方口令，看着答不上，马上鸣枪警告，一共连开三枪，与前委部队所商量的信号相吻合，第1枪由此被打响 。
静静的夜空中，等待已久的起义各军闻枪而动，对已经规划好的战略要点进行火力攻打。
起义就在欧百川部的带领下首先进行，经过一夜的大战，敌军3000余人被全歼，南昌城被成功控制。在起义军总指挥的大楼上，红旗漫天飘扬。
南昌起义期间，欧百川部队将留守在南昌城内的第三军留守部队和第九军指导团围歼，得到高度评价，被任命为前敌司令。
南昌不是长久停留的地方，部队很快就向南进发，欧百川部在广昌击溃钱大均的部队，并成功抵达瑞金。不久之后，起义军又开赴东江，经大浦而进入潮州。
当时起义军采取的是共产国际提出的攻打大城市路线，第二十和二十一军合力攻打揭阳与汤坑均以失败告终，欧百川与贺龙失散。
欧百川独自带着三千余残部跟随二十一军抵达海陆丰，不过他们遭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国民党第四军陈铭枢部将他们紧密包围，起义军很快就陷入弹尽粮绝中，多数人被俘虏。
蒋介石并没有为难他们，命令陈铭枢将他们带到汕头进行改编。欧百川则从汕头逃离，乘船前往上海寻找贺龙，不过没有结果。
1928年夏，得知松桃老乡罗启疆成为国军驻河南信阳独立师师长，欧百川只身前往投奔，被罗启疆将任命为参谋长。后来，贺龙所带领的红军在桑植、大庸和贺峰等县建立根据地，罗启疆奉命前往“围剿”。
对此，欧百川极力阻拦，认为“共产党是一个新的政党，其武装力量是倾斜的革命军，不能轻视”。更重要的是，他强调自己曾是贺龙的部下，并且与贺龙是莫逆之交，两军相交必然没有好处，同时还伤害到他和贺龙之间的 情感 。就这样，罗启疆的军队进行形式“围剿”，国共两军相安无事。
1930年秋，罗启疆部再次收到命令，被派往宜城、京山、钟祥和枣阳等地区“围剿”段德昌部的赤卫队。欧百川拒绝同军队一起前往，被调任到时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省政府主席毛光翔处任职。
当年冬季，罗启疆的部队抵达随县，欧百川被调回。
当时随县有聂奎元，专欺凌当地百姓，又勾结河南土匪马锡友，给鄂、豫边界的 社会 治安造成很大的隐患。罗启疆费很大的力气才将聂奎元逮捕，不过他交由欧百川处置。
收到相关消息，聂奎元的亲属马上斥巨资向欧百川求情，欧百川对此严辞拒绝，表示“邪恶不除，安保良善？”赢得当地百姓赞颂。
1934年，罗启疆部被调往湖南的桃源、常德等地区“围剿”贺龙的红三军团。
欧百川再次极力劝阻，从中做一些阻挠行为，得到罗启疆的默许，“围剿工作”也在敷衍中进行。不久，欧百川离开军队，进入南京国民党军校高教班学习，毕业后才回罗启疆部。
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华北及山东地区相继沦陷，上海除租界以外都成为日军攻打的目标，爆发轰轰烈烈的淞沪会战和“800将士”拒敌。
罗启疆部很快被要求前往上海支援抗战，欧北川于这一期间主动辞去参谋长之职、担任82师702团的团长，受罗启疆直接调谴。
大军路过的河口、大场、罗甸、福山镇、无锡等，都与日军遭遇，并遭到非常密集的打击。为将他们打垮，日军共出动海陆空三军配合作战，炮火和枪弹从来没有停止过。
欧百川依然英勇无畏，以极其劣势的装备同敌军作战。
1940年，82师第1次参加长沙会战后，欧百川升任为师长，并于1941年秋参加第2次长沙会战。他所带领的军队行动迅速，对敌人的打击力度很大，获得上级的高度表扬。
然而，作为中央军嫡系的陈诚早已看不惯贵州籍、特别是有苗民的非蒋嫡部队82师，欲图排挤和吞并他们。
察觉出陈诚阴谋后，欧百川准备在常德起义，将中央军进行吞并，如果起事失败，直接返回湘、黔、鄂三省边区继续进行斗争。
为此，他通过贺龙辖下的第二师师长秦光远秘密将消息告知贺龙，想得到贺龙的进一步指示。
贺龙亲自为他写信，认为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抗日才是大局，要慎重考虑。不过信件还没有交到欧北川的手上，他就已经在1942年春发动常德“太子庙兵变”，向蒋介石揭露陈诚的目的，并表示誓死参加工作。
当时正值抗日的持久阶段，全国居民异常艰苦，太子庙兵变体现出中央军和杂牌军的对抗，让我国军队内部矛盾暴露无遗，令全国上下震动。
同是贵州人并担任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对欧百川表示同情，极力从中干涉。陈诚自知理亏，亲自到常德面见欧百川，但被直接拒绝。
最后，何应钦的侄儿何绍周接手82师，事件才由此平息。
让欧百川没有想到的是，太子庙事件期间，自己居住在四川秀山县乡间的家人惨遭国民党迫害，妻子和年幼的儿女都被杀掉，只有年仅八岁的儿子被当地群众保护才幸免，不过后来却因坠楼而亡，令他痛苦不已。
手中失去权力，他就只能选择忍气吞声。为缓和同其他国民党高官的矛盾，他主动到国民党陆军大学中学习。
1946年夏，从大学毕业后，陈诚曾让亲信向他发出许以高官厚禄的暗示，但被他直接拒绝，此后返回四川秀山县隐居，成为普通的农民。
其实，当时欧百川已经意识到内战即将爆发，他并不愿意看到中国人自相残杀，更不愿意看到与曾经为之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为敌，所以才选择隐退。
尽管如此，国民党依然没有放过他，蒋介石曾经在1949年夏天派遣亲信李弥到四川东部组建部队，想要请他担任第六编队的副司令，不过被婉言拒绝。
同年冬季，秀山县被解放，欧百川主动出来主持秀山支前委员会的工作，筹办粮草，支援大西南的解放。
同时，他还参加秀山县的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大会，担任副主任委员，维护新政府和帮助维持 社会 治安，将地方保警部队收编。
1950年，在贺龙的引荐下，他成为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贵州省副主席等，此后连续担任各项重要职位。
1967年，发动动荡的分子死抓贺龙元帅不放，他们还派遣“贺龙专案组”到贵阳进行调查，让欧百川“揭露贺龙元帅罪行”。
调查过程中，他们还给他扣下了反革命、叛变革命、右派和“试图成立第5个苗族自治区”等罪状，他对此都进行坚决的不予承认，同时否认贺龙元帅有罪及“叛变革命”。
调查组的相关人员恼羞成怒，间接地用他儿女的前途进行威胁，不过他始终威武不能屈，坚持自己的初衷和良心。之后的几年中，他同其他的“右派”、“有罪者”一同集中“学习”。在高强压迫之下，很快就患上关节炎、哮喘、支气管炎和高血压等病。
不过动荡分子并没有放过他，于1968年将已经74岁高龄的他送往遵义湄潭县“五七”干校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身体随之每况愈下。
中共九大召开后，他被转移软禁在省军区独立师的一间小屋子中，因多次病重而被运到医院治疗。1970年9月，于含冤之中走完76年的人生。
他的子女的确受到影响，并没有因为他被“劳动改造”、软禁及去世而摆脱被牵连的命运。
长子欧亚一早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在民族画报社中工作，不过因为他被定义为“贺龙在贵州的黑军”而遭受牵连。
先被下放回贵州省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后又继续下放到边远的江口县农村和毕节农场进行劳动，一生都只是一名不能被提拔的基层干部。
欧亚一的妻子先毕业于贵州民族学院、后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不过终其一生也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他们当工人的大女儿在工作中表现非常好，不过由于受到爷爷欧百川的影响，既不能被推荐上大学，也在多次地申请入党中被拒绝，后来也从普通的公务员岗位上退休。
欧百川的小儿子比较幸运，在他被平反以后，才得以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其实当时已经恢复高考，推进上大学的制度成为升学的次要路径，能够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完全凭借的是个人实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在全国展开，欧百川的家人、同事及曾经的部下不断上访，强烈要求平反。
众多声音中，他的大儿子欧亚一最为坚定，于1979年元月向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写信，陈述欧百川的人生经历，同时表明让他承认“第五省自治”等罪行完全是被设套。
欧百川天真以为只要答应调查组所承诺的东西就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不过却成功地被打为“右派”。
1979年3月，经中共贵州省委的批准，针对他的指控被撤销；5月，一场为他举行的追悼大会在贵阳进行，正式宣布他被平反，他的参加起义和抗日等功绩被充分肯定。
没有在“有机会同贺龙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去找红军”，是欧百川人生最大的讨论点，有人认为他已经背叛革命，是欧百川人生最大的讨论点，有人认为他已经“背叛革命”。其实不然，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他不可能在同贺龙军队相接触的时候，让国共两军保持克制，长时间不发生冲突。所以，他还是忠实于中国革命的。
在贵州担任相关岗位后，他将余生力量倾注于教育和卫生的发展，受到党与人民的高度称赞。在他的极力呼吁之下，贵州民族学院（现改名为贵州民族大学）成立，不少少数民族的人才被培养出来。
正是在他的领导之下，新中国时期的苗族和布依族文字被创立出来，结束两个民族长期没有文字或者文字不统一的现象。在条件符合的地区，许多少数民族的自治县、自治州和自治乡随之被建立起来。
不过，这倒成为别人打倒他的借口，认为他想要“企图成立五省苗族自治区”。早在1950年时，著名的民族学家和 社会 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提及建立苗族自治区的想法，所以他并不是这一想法的创立者。
在1951年成为贵州省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欧百川又将目光投放在世界和平上，为和平事业做贡献。总而言之，他对国家、革命、贵州和民族是有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