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记忆不同：在早期的西方修辞传统中，记忆曾得到重视。它位列修辞学创造、排列、风格、记忆和传达这五个组成部分中的第四个。西塞罗认为，演讲者必须具备这五项能力。他将记忆定义为大脑中保留的事件、词汇以及排列。根据西塞罗的理论，有两种类型的记忆:自然的和人工的。自然的记忆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和思想同时产生。
而人工的记忆则是经过训练体系训练而形成的。(卡普兰，1989)西塞罗认为，自然的记忆必须经过训练加强，从而变得超常。
2、修辞手法不同：中国人通常缺乏西方人的口才和辩论概念，因在他们的修辞史中没有演说传统。然而，修辞绝不仅局限于口头形式。比如，诗歌就是“某些演讲分支的特殊模式或形式。不管是叙事诗中渲染梦境，还是悲情诗中充满激情，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演讲的终点或目的，有时是即兴或既定目的”(坎贝尔，1992)。
然而，西方修辞学的发展环境鼓励直接的、对抗的、论争的交流;尽管如此，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采用类比论证和其他间接方法。
联系：从缘起和发展比较中西修辞学传统可知,两者都有悠久的历史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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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上讲，中国修辞对于记忆的强调是由于中国文化反对个人主义所造成的。儒家学说认为个人应服从集体，道家学说认为集体应服从自然，佛教则否认自我存在。
中国“极左派”排斥并谴责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因此，中国人所能做的，就是通过背诵在心理上适应他人，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和思考方式符合社会规范和政治标准，而这种行为正好与西方修辞中宣扬的创意和个性背道而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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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08-20
中西修辞学传统的区别
中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不同范式，实际上反映了各自的社会制度差异、传播秩序差异和社会发展模式与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差异，这对当今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公正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中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不同范式反映了社会制度、传播秩序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差异。
中西方的修辞学发展形态的不同，反映的实际上是社会制度的不同。古希腊修辞学的诞生，来自社会制度的变化。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建立了一个相对民主的制度，人们获得了在公共政策制订、利益分配、司法诉讼等方面的言论自由权利。人们通过公共演说影响、改变决策群体的观念，达成共识，促成公共政策的产生，推动社会发展。于是，一门以演说、论辩技巧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修辞学诞生了。这说明演说修辞学的建立是以民主制度为前提的，尽管这种民主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西方修辞学从一开始就是在一种民主制度中兴起的。这种演说修辞学在民主制度建立后的西方又被复兴、发扬、光大。
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公民就不会被赋予充分的言论自由权利，也就没有发表演说的可能，公共意志的表达、统一就不会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公共政策的制订、利益的分配、诉讼的进行， 也就不会通过公共修辞实现。社会事务的决策，就只能通过集权或武力来解决。修辞者想影响公共事务决策，就必需以君主为修辞对象。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乃至后世 的修辞大致如此。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缺乏民主基础，民众不享有参与社会事务决策的言论自由权利。社会事务的决策主要通过集权或武力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诸侯国之间的争权夺利。因此，社会个体主要通过游说诸侯国君主，通过修辞影响或改变国君的政治观念，来改变公共政策，实现干预社会变革的目的，推动社会发展。这是由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决定的。无论是中国的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是集权社会。整个社会的传播秩序是建立在集权统治基础上的。社会事务、公共政策都是通过集权解决的。民众没有解决社会公共事务的言论自由权利，因此，公共演说也就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当时产生了苏秦、张仪那样的著名修辞家，而没有产生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修辞学家。也就是说，中国的修辞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集权制度为基础的。它注定不会研究公共演说。日本修辞学的发展状况，也表明了这一点。
中西方的修辞学发展的不同形态，反映的也是社会传播秩序、传播制度的不同。无论古希腊的公共演讲、演说，还是中国古代的游说君主，都是一种修辞秩序，也是一种传播秩序，是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传播秩序。在此意义上说，中西方的修辞学发展的不同形态，反映的是公共事务决策的不同形态，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不同模式。中西方修辞学都通过修辞干预社会发展，干预公共政策决策、公共利益分配，干预社会发展，但是它们的实现方式不同。 不同形态的修辞秩序，或者说传播秩序，之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功能也不尽相同。两相比较，民主制度下的公众演讲修辞秩序或者说传播秩序，更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因为它能赋予公众更加充分的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权利，能更加充分地表达公共意志。
2、中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不同范式反映了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不同。
修辞学是“用语言做出选择的哲学” ，修辞本质上是一种选择，是通过语言做出社会选择的社会行为和传播样式。它不仅是信息、语言手段和话语的选择，而且是社会发展 模式的选择，是对社会公平、公正不同实现形态的选择。修辞，无疑是一种社会公共政策的形成秩序，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人类对修辞秩序的建构和选择， 就是对社会传播秩序的建构和选择，是对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也是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中西方古典修辞学的研究传统、研究范式差异以及现代修辞 学研究上的差异，不但反映了中西方不同传播秩序、社会秩序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两种制度传统下公众修辞权利赋予的不同模式，反映了两种社会文化传统 下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差异。
古希腊的公共演讲修辞，以公共民主为基础，建立了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程序，建立了相对公平、公正的传播秩序。这反映的是古希腊人对其政治走向、司法判决等的选择，是其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当代美国的公共修辞反映的是美国社会对其发展模式、社会公 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他们通过公共修辞秩序，影响选民的政治意向，决定总统人选；通过公共修辞，决定国家政策、司法判决、利益分配等的制度，也就决定了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模式。中国古代的个体修辞，反映了中国古代对社会发展问题解决方法的选择，反映了其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模式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就是放弃公共演讲的方式，放弃公平、公正的民主修辞秩序。因此，其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多是建立在个人意志基础上的集权式传播，多以统治集团的利益为目标。日本明治时代以前没有公众演说的修辞学研究传统，也是因为其国家政治生活多是依靠集权或武力而不是通过公共话语来解决的。当然，这与儒学 传统中重行轻言思想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中西修辞学传统的联系
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形态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作为社会中的人，交际是必要的社会活动，有交际就有修辞现象的产生，修辞用于指导交际实践。在书面语产生之前，主要是口头交际。人类的这种生存共性决定了中西修辞传统的三大共性，即历史悠久、重社会实用与口头论辩。
1、历史悠久。中西修辞学的研究都开始得比较早。自公元前五世纪起，古希腊就有修辞学的专著问世，并建立了专门教授修辞学的学校。我国修辞学的萌芽期可上溯到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先秦诸子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以修辞学冠名的著作，但他们在论述哲学、政治、美学、伦理学等问题时显示了他们对修辞的看法。中西古典修辞学都是中西方修辞学的理论源泉，对以后各个时期的修辞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传统修辞学在其鼎盛的古典时期之后，经中世纪、文艺复兴直至十八世纪末的浪漫主义时期，虽已逐渐失去了影响，但随着十九世纪科学语言学的蓬勃发展，作为语言学学科之一的文体学及语言艺术研究应运而生，二十世纪修辞学得以复兴，成为一门重要的交叉学科。不同时期的修辞学理论虽然与传统修辞学有了大的不同，但仍然是传统修辞学的复兴、发展和完善。我国先秦诸子的修辞理论对后世修辞学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现代修辞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比如陈望道修辞要适应题旨情景的理论和修辞现象的两大分野的观点都可以从先秦诸
2、重社会实用。修辞是人类共有的一种社会性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实践智慧。为了满足人类在社会中生存、交际的需要，修辞的出现可用以指导语言实践，实用性很强。修辞实践一直是西方文化、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社会要求修辞作为一门实用艺术而产生，修辞可用于指导如何说服法庭的判官、议会的元老和教堂的听众。修辞学更是日常生活的必要手段，讨论问题，发表意见，为自己辩护或攻击他人都要运用语言表达思想，在交锋中辩倒他人，占有上风。因此，古希腊人特别热衷于学习修辞学和逻辑学，认为只有掌握了这些知识和技巧，才能在论辩中以理服人，克敌制胜，从而捍卫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目的。在古罗马，西塞罗甚至提出过政治家、哲学家、演讲家三位一体的理想模式，即主张理想的政治家必须同时是哲学家和修辞学家，演说不仅是智力活动的最高表现，同时也是与国家大业、全民福祉攸关的一种艺术，因为善于修辞是民主兴邦、精英治国的必备条件，甚至可以说修辞“在保证国家根本体制的正常运转、构筑主流意识形态、维持和增强所谓‘软性权力’等事关社会和民族兴亡盛衰的要害利益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古代有关修辞的论述中也有类似说法，如《周易·乾·文言》云：“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把修辞作为建功立业的一个必要条件，反映了修辞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战国时代，游说论辩之风极盛，个人的前途，乃至国家的安危常常系于游客辩士的一席话，因而有“一人之辞，重九鼎之宝；三存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文心雕龙》)的说法。修辞学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从一开始就是为社会服务的。
3、重口头论辩。人类语言的发展是先有口头语言后有书面语言，口语修辞在中西古典时期都比书面语修辞重要。古希腊罗马时期盛行公众演讲和法庭论辩，实际上西方古典修辞学就是演讲和辩论的艺术，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口语。古希腊学者认为口头语言是一种活的语言，苏格拉底指出，书面语言唯一的功用是“帮助记忆减退的老人回忆往事”，而口头语言是充满活力的语言，它透人听者的心田，并且在回答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为自己辩护。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在游说论辩中，对口语修辞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它们是修辞理论的基础。
中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不同范式，实际上反映了各自的社会制度差异、传播秩序差异和社会发展模式与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差异，这对当今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公正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中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不同范式反映了社会制度、传播秩序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差异。
中西方的修辞学发展形态的不同，反映的实际上是社会制度的不同。古希腊修辞学的诞生，来自社会制度的变化。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建立了一个相对民主的制度，人们获得了在公共政策制订、利益分配、司法诉讼等方面的言论自由权利。人们通过公共演说影响、改变决策群体的观念，达成共识，促成公共政策的产生，推动社会发展。于是，一门以演说、论辩技巧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修辞学诞生了。这说明演说修辞学的建立是以民主制度为前提的，尽管这种民主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西方修辞学从一开始就是在一种民主制度中兴起的。这种演说修辞学在民主制度建立后的西方又被复兴、发扬、光大。
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公民就不会被赋予充分的言论自由权利，也就没有发表演说的可能，公共意志的表达、统一就不会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公共政策的制订、利益的分配、诉讼的进行， 也就不会通过公共修辞实现。社会事务的决策，就只能通过集权或武力来解决。修辞者想影响公共事务决策，就必需以君主为修辞对象。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乃至后世 的修辞大致如此。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缺乏民主基础，民众不享有参与社会事务决策的言论自由权利。社会事务的决策主要通过集权或武力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诸侯国之间的争权夺利。因此，社会个体主要通过游说诸侯国君主，通过修辞影响或改变国君的政治观念，来改变公共政策，实现干预社会变革的目的，推动社会发展。这是由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决定的。无论是中国的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是集权社会。整个社会的传播秩序是建立在集权统治基础上的。社会事务、公共政策都是通过集权解决的。民众没有解决社会公共事务的言论自由权利，因此，公共演说也就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当时产生了苏秦、张仪那样的著名修辞家，而没有产生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修辞学家。也就是说，中国的修辞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集权制度为基础的。它注定不会研究公共演说。日本修辞学的发展状况，也表明了这一点。
中西方的修辞学发展的不同形态，反映的也是社会传播秩序、传播制度的不同。无论古希腊的公共演讲、演说，还是中国古代的游说君主，都是一种修辞秩序，也是一种传播秩序，是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传播秩序。在此意义上说，中西方的修辞学发展的不同形态，反映的是公共事务决策的不同形态，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不同模式。中西方修辞学都通过修辞干预社会发展，干预公共政策决策、公共利益分配，干预社会发展，但是它们的实现方式不同。 不同形态的修辞秩序，或者说传播秩序，之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功能也不尽相同。两相比较，民主制度下的公众演讲修辞秩序或者说传播秩序，更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因为它能赋予公众更加充分的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权利，能更加充分地表达公共意志。
2、中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不同范式反映了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不同。
修辞学是“用语言做出选择的哲学” ，修辞本质上是一种选择，是通过语言做出社会选择的社会行为和传播样式。它不仅是信息、语言手段和话语的选择，而且是社会发展 模式的选择，是对社会公平、公正不同实现形态的选择。修辞，无疑是一种社会公共政策的形成秩序，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人类对修辞秩序的建构和选择， 就是对社会传播秩序的建构和选择，是对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也是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中西方古典修辞学的研究传统、研究范式差异以及现代修辞 学研究上的差异，不但反映了中西方不同传播秩序、社会秩序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两种制度传统下公众修辞权利赋予的不同模式，反映了两种社会文化传统 下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差异。
古希腊的公共演讲修辞，以公共民主为基础，建立了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程序，建立了相对公平、公正的传播秩序。这反映的是古希腊人对其政治走向、司法判决等的选择，是其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当代美国的公共修辞反映的是美国社会对其发展模式、社会公 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他们通过公共修辞秩序，影响选民的政治意向，决定总统人选；通过公共修辞，决定国家政策、司法判决、利益分配等的制度，也就决定了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模式。中国古代的个体修辞，反映了中国古代对社会发展问题解决方法的选择，反映了其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模式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就是放弃公共演讲的方式，放弃公平、公正的民主修辞秩序。因此，其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多是建立在个人意志基础上的集权式传播，多以统治集团的利益为目标。日本明治时代以前没有公众演说的修辞学研究传统，也是因为其国家政治生活多是依靠集权或武力而不是通过公共话语来解决的。当然，这与儒学 传统中重行轻言思想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中西修辞学传统的联系
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形态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作为社会中的人，交际是必要的社会活动，有交际就有修辞现象的产生，修辞用于指导交际实践。在书面语产生之前，主要是口头交际。人类的这种生存共性决定了中西修辞传统的三大共性，即历史悠久、重社会实用与口头论辩。
1、历史悠久。中西修辞学的研究都开始得比较早。自公元前五世纪起，古希腊就有修辞学的专著问世，并建立了专门教授修辞学的学校。我国修辞学的萌芽期可上溯到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先秦诸子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以修辞学冠名的著作，但他们在论述哲学、政治、美学、伦理学等问题时显示了他们对修辞的看法。中西古典修辞学都是中西方修辞学的理论源泉，对以后各个时期的修辞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传统修辞学在其鼎盛的古典时期之后，经中世纪、文艺复兴直至十八世纪末的浪漫主义时期，虽已逐渐失去了影响，但随着十九世纪科学语言学的蓬勃发展，作为语言学学科之一的文体学及语言艺术研究应运而生，二十世纪修辞学得以复兴，成为一门重要的交叉学科。不同时期的修辞学理论虽然与传统修辞学有了大的不同，但仍然是传统修辞学的复兴、发展和完善。我国先秦诸子的修辞理论对后世修辞学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现代修辞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比如陈望道修辞要适应题旨情景的理论和修辞现象的两大分野的观点都可以从先秦诸
2、重社会实用。修辞是人类共有的一种社会性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实践智慧。为了满足人类在社会中生存、交际的需要，修辞的出现可用以指导语言实践，实用性很强。修辞实践一直是西方文化、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社会要求修辞作为一门实用艺术而产生，修辞可用于指导如何说服法庭的判官、议会的元老和教堂的听众。修辞学更是日常生活的必要手段，讨论问题，发表意见，为自己辩护或攻击他人都要运用语言表达思想，在交锋中辩倒他人，占有上风。因此，古希腊人特别热衷于学习修辞学和逻辑学，认为只有掌握了这些知识和技巧，才能在论辩中以理服人，克敌制胜，从而捍卫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目的。在古罗马，西塞罗甚至提出过政治家、哲学家、演讲家三位一体的理想模式，即主张理想的政治家必须同时是哲学家和修辞学家，演说不仅是智力活动的最高表现，同时也是与国家大业、全民福祉攸关的一种艺术，因为善于修辞是民主兴邦、精英治国的必备条件，甚至可以说修辞“在保证国家根本体制的正常运转、构筑主流意识形态、维持和增强所谓‘软性权力’等事关社会和民族兴亡盛衰的要害利益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古代有关修辞的论述中也有类似说法，如《周易·乾·文言》云：“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把修辞作为建功立业的一个必要条件，反映了修辞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战国时代，游说论辩之风极盛，个人的前途，乃至国家的安危常常系于游客辩士的一席话，因而有“一人之辞，重九鼎之宝；三存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文心雕龙》)的说法。修辞学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从一开始就是为社会服务的。
3、重口头论辩。人类语言的发展是先有口头语言后有书面语言，口语修辞在中西古典时期都比书面语修辞重要。古希腊罗马时期盛行公众演讲和法庭论辩，实际上西方古典修辞学就是演讲和辩论的艺术，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口语。古希腊学者认为口头语言是一种活的语言，苏格拉底指出，书面语言唯一的功用是“帮助记忆减退的老人回忆往事”，而口头语言是充满活力的语言，它透人听者的心田，并且在回答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为自己辩护。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在游说论辩中，对口语修辞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它们是修辞理论的基础。
第2个回答 2015-06-11
A.修辞学是研究在交际活动中如何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规则的科学.修辞学内部的语言修辞学和言语修辞学都是语言应用的原理原则和言语领域规律技巧的科学.研究的是语言的应用和理解,但重在应用,重在总结一系列能增强语言表达效果的原理原则,规律和技巧；在研究理解时,不仅注重语言的字面意义,还注重语言的言外之义.
B.语用学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角度,把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看作各种规约制约的社会行为,研究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从而发现语用规律.它不是从语言系统内部(语音、语法、语义)去研究语言本身表达的意义,而是根据语境研究话语的真正含义,解释言下之意、弦外之音.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语境、指示词语、会话含义、预设、言语行为、会话结构六个方面.语用学研究语言的应用和理解,重在理解,重在语言的使用时,很注意语言的策略和场合要求向对方做出顺应,而在研究理解时十分注意交际的认知关系.但在整个交际活动过程中,语用学既研究编码,也研究解码过程,更侧重于研究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
C.言语交际学则主要从言语的外部行为过程出发,通过对人类运用和交际间的各种关系的探讨,分析进行言语交际得失的原因,从而得出言语交际的一般规律.换句话说,语言交际学就是在“交际过程中”把握语言的特性与运用,即着重研究语言的动态运用.
B.语用学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角度,把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看作各种规约制约的社会行为,研究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从而发现语用规律.它不是从语言系统内部(语音、语法、语义)去研究语言本身表达的意义,而是根据语境研究话语的真正含义,解释言下之意、弦外之音.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语境、指示词语、会话含义、预设、言语行为、会话结构六个方面.语用学研究语言的应用和理解,重在理解,重在语言的使用时,很注意语言的策略和场合要求向对方做出顺应,而在研究理解时十分注意交际的认知关系.但在整个交际活动过程中,语用学既研究编码,也研究解码过程,更侧重于研究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
C.言语交际学则主要从言语的外部行为过程出发,通过对人类运用和交际间的各种关系的探讨,分析进行言语交际得失的原因,从而得出言语交际的一般规律.换句话说,语言交际学就是在“交际过程中”把握语言的特性与运用,即着重研究语言的动态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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