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压迫者”下得到解放，使很多欧洲人都梦想着一个美好时代的到来，并为所有人带来更多的政治权利。但这正是王公贵族们要防止发生的事情。从1814年秋到1815年夏，他们召开了旨在重新规划欧洲的“维也纳会议”， — 希望尽可能多地保留旧的东西。会议在奥地利宰相梅特涅的主持下，试图重新建立1789年以前的状况。如果说，他们真的相信，这样一来时钟就可以倒转，那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欧洲并不平静。用警察国家的方法，王公们虽然还能够制造“稳定和秩序”的假象，但人们的不满却仍然存在。1848年，终于爆发
了革命。从法国开始，蔓延到了整个欧洲。人民到处要求在政治上有发言权；在前几个月里，还出现了王公们似乎打算让步的迹象。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想赢得时间，聚集新的力量，企图再次用武力维护他们的利益。在巴黎、维也纳、柏林，起义都遭到失败。
王公们在政治领域一再阻碍变革，或至少推迟变革的进行，但经济生活却发生了越来越快速的变化。十八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开始的变革，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我们可以称其为“工业革命”。它彻底改变了人类从务农和定居所开始的生活环境。
作为世界主导的海上和殖民大国的英国，变得越来越富有了。一个开明的市民阶级对这种财富和日益增长的自信，使这个国家也成了起领导作用的精神大国。而这对工业化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时的精神之父，当属伊萨克·牛顿（1643-1727），他借助严格的数学法则描绘自然现象，并通过观察和实验加以印证。根据他由此所得到的知识，使人们对自然界的力量有了更多的理解，并在技术上加以运用。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詹姆斯·瓦特1789年设计的第一台可供实用的蒸汽机。这台机器不仅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而且还可以在很多领域取代手工劳动。矿山和冶炼业，钢铁的生产，都有了革命性的变化。紧接着是纺织业从新技术得到了莫大的好处：蒸汽驱动的纺纱机和织布机发明了出来，对棉花的加工更加方便和快速。纺织品的生产飞速提高。新的，更大的工厂建立了起来，人们需要更多的机器，产品不再在手工工场生产，而是在工厂了。钢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为使原料和产品尽快送到所需要的地方，改善运输条件已具有突出的地位。
蒸汽船只和蒸汽机车就是工程师们对交通问题的回答。1821年，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开始运行；铁路线的扩建使工业获得了新的动力。大批量生产的时代开始了，英国走上世界第一工业国的道路。
尽管有了很多发明和更新，但工业化仍然需要劳动力。他们大批来自农村，因为农民只依靠农业已经不能维持生活。很多小农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卖掉，和奴仆和使女一样涌入城市。“农村人口外流”又导致了城市的迅速发展。例如曼彻斯特，1760至1830年，居民从17000人增加到了180000人，变成了第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 — 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来自农村的人迄今生活和劳动在“自然节奏”之中；现在自然节奏变成了工厂的“人为节奏”。很多人很难或根本就无法适应这种情况，从而就产生了失业和社会灾难。工人及其家庭只能生活在简陋的集体宿舍，没有起码的卫生设施；疾病和瘟疫开始蔓延。空气和用水都受到严重的污染，那时工厂的烟囱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而随意排放着烟尘。法国学者亚历克西·托克维尔访问曼彻斯特以后写道：“文明创造了它的奇迹，而文明了的人却几乎变成了野兽。”
新经济形式的理论基础，是由苏格兰国民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奠定的。他的主要著作《国富论》，成了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的圣经。斯密认为，劳动力是一个社会经济进步和财富的源泉。为了充分利用它，就有必要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尽可能小的单位，使人都成为专门人才。他说，在市场上，需与求最后决定产品的价格和生产的规模。国家不应干预这个过程，否则它就会破坏“经济力量的自由游戏”。只有当所有的“参与者”可以自由发展，并尽可能多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时，普遍的福祉也就会随之提高。斯密认定个人利益和整体福祉之间的和谐。但社会上的弱者却感觉不到这一点。他的“经济自由化”的理论，更符合工厂主和商人的利益。
尽管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很早就已经显现，其他国家仍视英国为榜样，并很快就按照英国的模式赶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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