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在
《晋书》中的史评很低，但仔细观察、思考，又会发现非常奇怪。
开头引用算命祖师爷郭璞的话，“兴晋祚者必此人也”，后面又记载简文帝庙号“太宗”。结尾处史评是“帝虽神识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
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沙门支道林尝言“会稽有远体而无远神”。谢灵运迹其行事，亦以为赧献之辈云。”
大意是，讽刺他没政治才能，政治上很失败。于是其风仪也得跟着被黑。至于把他和惠帝、赧献相比，一可能是讽刺他沉迷清谈，是亡国之君，因为唐朝时，清谈误国说成为主流，二可能是讽刺他偏安。三可能是因为桓温的势大。
《建康实录》也记录了这段史评，大概率是《晋书》抄了《建康实录》。因为这段史评内容不通顺，转折非常突兀，《晋书》里不少史评都有这样的毛病，如《晋书宣帝纪》和《晋书惠帝纪》结尾史评。《旧唐书·房玄龄传》就记载：唐修《晋书》，“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
有些人据此以为，司马昱是小时候被人寄予厚望，最后政治上却很失败，郭璞的预言落空了。
整篇帝纪的评价非常矛盾，诡异。
我经过对他的相关史料和史评研究，认为《晋书简文帝纪》开头和结尾史评的巨大反差，并非是因为他小时候被寄予厚望，后来预言落空，而是唐朝人重新编写《晋书》，对晋朝的历史进行重构导致的结果。
现存的《晋书》是唐朝人编写。而南朝编写的晋朝史书基本算失传了。唐朝人编的《晋书》，是在南齐臧荣绪所修的《晋书》基础上，按新时期的政治需要加工而成。
早期的史书，在刘孝标为
《世说新语》作注，引的刘宋时期的刘谦之的
《晋纪》中谢安为简文帝作的谥议，夸他的德行和文治。
谨案《谥法》：一德不懈曰“简”，道德博闻曰“文”。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观乎人文，化成天下。仪之景行，犹有仿佛。宜尊号曰“太宗”，谥曰“简文”。——（刘宋）刘谦之《晋纪》
讲解一下，在简文帝之前的王朝有两位太宗，商太宗和汉太宗。
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襃帝太甲，称太宗。
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
《史记》有人认为太宗这个庙号一定是王朝第二位君主。其实不然，最开始的几位太宗都不是王朝第二任君主。
太甲是
商朝第四任君主。商朝开国君主是成汤，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第二任君主是太丁之弟外丙，第三任君主是外丙之弟中壬，第四任君主是太丁之子太甲。
而
汉文帝乃是汉代第五任皇帝。第一任
汉高祖，第二任惠帝英年早逝，之后的两少帝悲剧。
东晋第一任君主是中宗元帝，第二任是肃祖明帝，第三任是显宗成帝（明帝大儿子），第四任是康帝（明帝小儿子），然后是孝宗穆帝，哀帝，海西。再就是简文。成康加穆哀海西皆短祚。简文也短祚，但在穆哀海西三朝辅政很多年。
晋书引用谢安那话，明显是黑，论证“无济世大略”的观点，讽刺他没能力，当皇帝失败，只会清谈。虽然我认为惠帝很可爱，但是在史官这个语境中，明显不是一本正经的认真评价，就是黑，讽刺。又说简文清谈能力强些，明显不是真夸，是进一步讽刺。因为哪有评价一个人没本事后，又能一本正经说他清谈强些？要么讽刺，要么调侃。引用这话的史官明显用于讽刺。
而谢安如果真说过那话的话，其本意应该是调侃，史官很可能就是断章取义，故意抹黑。
虽然我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但我发现史官断章取义，故意抹黑的情况是有的。《晋书惠帝纪》中，史官因为西晋灭亡找惠帝背锅，在史评部分举蛤蟆和肉粥的例子黑惠帝，渲染得让人感觉惠帝是白痴。这明显是断章取义，故意抹黑。蛤蟆和肉粥的例子只能说明惠帝出生好，没常识。惠帝谈不上精英，但研究史料，他不是白痴。
谢安也热爱清谈，并不接受清谈误国的观点。
（谢安）尝与
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谓之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瑕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晋书卷七十九 列传第四十九（谢安）》
谢安喜欢清谈，所以他不会鄙视一个人的时候说他只会清谈。如果是讨厌清谈的人，评价一个人只会清谈，那肯定是讽刺。
如果谢安真说过那话，应该没多大恶意，最大的可能是调侃他痴。简文朋友王濛就说过简文痴。对魏晋文化了解的人都知道，魏晋士人多如此。如果不了解魏晋士人的痴，可以看这篇文章《俗境诗心 ——魏晋风度中痴的深层心理阐释》
https://m.book118.com/html/2016/0204/34640533.shtm根据《世说夙慧第十二之六》，谢安对简文的感情倾向明显是喜欢。谢安还是简文的顾命大臣。
晋孝武年十二，时冬天，昼日不著复衣，但著单练衫五六层；夜则累茵褥。谢公谏曰：“圣体宜令有常。陛下昼过冷，夜过热，恐非摄养之术。”帝曰：“昼动夜静。”谢公出，叹曰：“上理不减先帝。”——《世说新语》
晋书里有对应的史料，怀疑是抄袭世说。“谢安尝叹以为（晋孝武）精理不减先帝。”
而且，按谢安给简文上的庙号，他对简文评价挺高的。汉高祖在位的时候，他家大臣们天天说，他是桀纣主。高祖驾崩后，他们又在谥议上说，“世功莫大於高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不管怎样看，谥议更像正经评价。
主观上，谢安应该不是那种在朝廷上违心夸皇帝，背后又说皇帝坏话的小人。客观上，谢安去世的时候，简文儿子孝武还在位。
仔细想想，这和谢安没什么关系，主要是史官主观倾向。南朝的刘谦之，引用谢安的谥议，明显是为了褒扬简文，而唐朝史官引用那搞不清前因后果的话，就是为了黑简文，为黑而黑罢了。
南朝史书中。
帝性温深，雅有局镇。尝与太宰、武陵王晞，桓温同乘至板桥，温密敕令，无因而鸣角鼓噪，部伍并皆惊驰。温佯为骇异，而晞大震惊，急求下车，帝举止自若，音颜色不变，温每以此称其德量。故论者谓服惮之深，若假帝修年，则温篡逆之图绝矣。 ——（刘宋）檀道鸾
《续晋阳秋》昔中京沦覆，鼎玉东迁，晋元缔构之始，简文遗咏在民。
昔太宗克光于汉世，简文代兴于晋氏，前事之不忘，后人之师也。
昔宣帝中兴汉室，简文重延晋祀，庶我鸿基，于兹永固。——
《南齐书》夫道不常夷，时无永化，险泰相沿，晦明非一，皆屯困而后亨，资多难以启圣。故昌邑悖德，孝宣聿兴，海西乱政，简文升历，并拓绪开基，绍隆宝命，理验前经，事昭往策。——
《梁书》“简文升历，并拓绪开基”，和郭璞“兴晋祚者，必此人也”，“太宗”相对应。简文在当八个月皇帝前，已经兢兢业业地执政几十年。
南朝是割据政权，而唐朝是大一统王朝。对皇帝的评价标准不一样。
综上，我认为帝纪开头郭璞的预言是早期的史评，东晋、南朝上对他的主流评价，而结尾是唐朝人对他的主流看法。他就是到唐朝的时候，负面评论压倒正面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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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很多时候是受所处时代的价值观的影响，以及为政治服务。
简文早期风评好，应该是因为他执政期间，国家安定，政治比较清明，文化比较繁荣之类的。
而后来的史官会那么黑简文，我深入研究思考后，认为主要和桓温风评的改变有关系。
桓温在南朝的时候，风评还没毁，看《世说》能看出来。
萧梁的沈约还在
《宋书》中拿桓温举例子，为刘裕背书。其根本目的是为萧梁背书。
（萧梁）《宋书武帝纪》：桓温雄才盖世，勋高一时，移鼎之业已成，天人之望将改。
梁元帝还自比
诸葛亮、桓温，可见桓温当时风评没毁成后世那样。
晋大司马桓温，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丘尼，失其名，来自远方，投温为檀越。尼才行不恒，温甚敬待，居之门内。尼每浴，必至移时。温疑而窥之。见尼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断截身首，支分脔切。温怪骇而还。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温以实问，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当如之。”时温方谋问鼎，闻之怅然。故以戒惧，终守臣节。尼后辞去，不知所在。——
《搜神后记》写下“故以戒惧，终守臣节”的人应该是隋唐之前的人。
到了大一统的隋唐，君权加强，出于新时期的维护皇权的政治需要，防止大臣觊觎非望，看桓温有些名气，就把桓温塑造成乱臣贼子的反面教材，夸大他的危害。
（隋）《元经》：初温依诸葛亮故事，威势翕赫，乘舆入朝，求归姑孰，窥伺神噐。至是诏来京师，故曰来朝……己亥，桓温卒，不书官，贬之也。温自咸康而来，威倾中外，废东海立简文，有志簒夺，此乱之大者，卒幸免诛也，去其官，不书薨，为晋诛恶也。
（唐）《晋书》：逮乎石门路阻，襄邑兵摧，怼谋略之乖违，耻师徒之挠败，迁怒于朝廷，委罪于偏裨，废主以立威，杀人以逞欲，曾弗知宝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唐玄龄这明显是为了维护李二的千秋帝业，借古讽今）。岂不悖哉！岂不悖哉！斯宝斧铖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弃……
既然夸大他的危害，便要找当时长期执政的亲王和皇帝简文背锅。
我还认为《晋书》出于主观倾向，有意通过史料编排和史评，渲染桓温的权势，把简文渲染得很弱势，以反衬桓温的跋扈。和《新唐书》妖魔化女皇，弱智化高宗一个手法。
卫道士史官主要目的是妖魔化桓温和武则天，好树成反面教材，防止权臣或太后改朝换代。唐朝人和宋朝人渲染桓温和武则天的权势，绝不是为了美化他们。史官美化一个历史人物，要么吹捧他的功业，要么是吹捧他的德业，绝不会吹捧这个人的权势，吹捧他架空了皇帝。
对比下刘宋的《续晋阳秋》和李唐的《晋书》的史评。
（刘宋）檀道鸾《续晋阳秋》：帝性温深，雅有局镇。尝与太宰、武陵王晞，桓温同乘至板桥，温密敕令，无因而鸣角鼓噪，部伍并皆惊驰。温佯为骇异，而晞大震惊，急求下车，帝举止自若，音颜色不变，温每以此称其德量。故论者谓服惮之深，若假帝修年，则温篡逆之图绝矣。
（唐）《晋书》；温既仗文武之任，屡建大功，加以废立，威振内外。帝虽处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惧废黜。先是，荧惑入太微，寻而海西废。及帝登阼，荧惑又入太微，帝甚恶焉……因咏庾阐诗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帝虽神识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沙门支道林尝言“会稽有远体而无远神”。谢灵运迹其行事，亦以为赧献之辈云。
史评的究极目的都是借古讽今，维护皇权，现在也一样。区别在于，借古讽今的靠谱程度。一般情况，早期的史书由于时代近，比晚期更靠谱。当然这也不绝对，要结合史料具体分析。
这两段史评，前者传递的观念是桓温服惮简文帝，也就是说简文帝管得住桓温，他在的时候，桓温不敢篡位。而后者传递的观念是，桓温特别跋扈，而简文帝特别弱势失败，这两点成正比关系。后者渲染得使很多对这段历史不了解，没深入研究史料的人以为桓温权势大得像曹操一样架空了皇帝。
但是深入研究史料，便知道桓温没史评渲染的那么跋扈，他也没架空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