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新的投资扩张战略时有了“产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这一新提法。对此，我举双手赞成。
应当说，产业化与城市化原本就是相互促进的。或许有人会因此讥笑这算不上是“新提法”。其实不然。首先，过去廿年国内非农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化在进程上是极不对称的，其中非农产业GDP由1990年的1.36万亿增长到42.39万亿，累计增幅为30倍，但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累计增幅不到1倍，而按照国际经验，工业化进程中二者的正常数据关系应当是15:1，这也就是说到2011年国内城市人口比重应当达到65%，但公布数据仅为50%。其次，严格地讲，所谓城市化，不仅是指城市人口比重，更重要的是享受城市生活便利的人口比重。然而，国内城市建成区面积仅占城市面积的10%（北京市不到8%），生活在建成区的人口不到城市总人口的30%。这意味着公布数据当中的50%城市人口比重不能作为单一的衡量城市化的指标，实际情况是仍有65%左右国内人口的生活尚未真正达到城市化的水平。
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国内城市人口比重不能与非农产业协同发展的原因是过小的建成区面积严重制约了城市吸纳外来人口的能力，并形成越来越严重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噪声污染、土壤污染以及房价上涨，大大提升了城市运行成本，尤其是外来人口的城市生活成本，其中部分外来低收入人口的生活水平已低于人道水平，当然也大大降低了城市效率。说到底，就是城市建设发展过于缓慢。
第一，要解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毋庸讳言，当今国内的主流经济思潮是保守主义，认为解决各种结构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诸如抑制通胀必须抑制增长，降低污染必须约束投资扩张，降低房价必须限购限贷，缓解交通拥堵必须限制私车增长，以及诸如此类的政策。这就好比说，要想回避成年人的烦恼，最好别长大。老年人可以通过减少食量防止疾病，但人还年轻，吃少了生的病更多。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排在世界120位之后，绝对贫困人口还有1.5亿人（按收入计算）到2.3亿人（按消费支出计算）。想想看，既然通胀所反映的是供不应求的经济总量关系，那么，抑制通胀的根本出路当然是增加供给，也就是促进经济增长。要想治理工业污染同时又要满足不断增长的人民生活需求，不加快投资扩大先进产能怎么行。要想抑制房价（包括房租）又不错伤刚性的有效需求，不增加楼市供给如何见效。要想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不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不增加道路总里程，不大力发展轨道交通，所有的努力都是暂时的，最终是无效的。
第二，要将持久地大幅提升非农就业比例作为基本国策。世界上衡量国富国穷的最基本指标是非农就业比例，即第二、三产业就业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发达国家的农业就业比重在2%左右，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也在5%左右，而中国目前的水平高达35%。中国为什么严格地讲还是一个穷国，原因就在于35%的就业人口从事着世界上效率最低的农业生产劳动。只有将中国的农业就业比例降到10%以内，也就是将非农就业比例提升到90%以上，中国才能真正变得强大起来，包括国防、环境、人口老化等难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仅从这一点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很大。
第三，要彻底消除出身歧视，真正实现城市的公平正义。提高非农就业比例与加快城市化可以是两张皮，过去廿年国内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匹配的标志性问题之一就在于非农就业增加速度远快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其中，最关键的原因不仅仅是户籍制度，而是出身歧视。只要你出身于农民，就算实现了非农就业，你还是农民，顶多是“农民工”，城市生活基本上与你没关系。这毫无公平正义可言，也是中国当今社会进步的耻辱。政府当局必须明白，只有平等地对待农业转移人口，所谓产业化与城市化才可能是相互促进的。
第四，要敢于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绿色高效非农产业。这方面的道理毋庸多言，既然建成区面积过少严重阻碍了城市吸纳外来人口，甚至连首善之区的北京都无法从容应对暴雨灾害，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是促进产业化与城市化协同发展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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