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1、反腐败斗争任务艰巨
在近几年对民众和领导干部本身的社会调查中，腐败都被列为排在首位的社会严重问题。在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由于新的体制还没有完善，对权力的监督漏洞较多，而部分党政干部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职业道德自律弱化，加之权力可能支配的财富数额不断增加，社会风气又似乎造成“法不责众”的示范效应，所以虽然对腐败行为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但腐败现象的蔓延还没有完全遏止。近两年全国纪检监察机构每年查结的案件都达到十多万件，处分干部4000多人，其中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十几人。根据近几年揭露、查办的腐败案件，腐败犯罪（贪污、受贿、骗税、走私等）的数额惊人，有的案件案值上亿元，出现案中有案、新案牵旧案的情况，甚至涉及到一些过去具有“清廉”形象的高级干部。更为恶劣的是，有些地方的干部结伙犯案、相互包庇、为虎作伥，民愤极大。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和厦门远华集团等大案的判决，震动全国。
2000年北京举办的打击和预防经济犯罪展览、上海拍摄的反腐败影片《生死抉择》、深圳征集的反腐倡廉公益广告，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反响和共鸣，形成全社会讨伐腐败的气氛。
腐败是社会运行的腐蚀剂，它使社会财富非法地向少数人集中，严重破坏了社会公正的原则，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影响了干群关系，造成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是社会不稳定的最大隐患。反腐败斗争成功的关键，是完善对权力的监督制度，包括法律监督、党纪政纪监督、舆论监督和职业道德监督等等，健全和完善干部的资产和收入申报制度、离任审核制度、亲属回避制度、对涉案来源不明资产的没收制度、有案底者不得再任公务员的制度，等等。总之，在新形势下，反腐败不能主要立足于道德自律的基础上，必须建立法治以保证在一般的机率上，使腐败犯罪的成本远高于其可能的获利。
2、农村社会矛盾上升，从整体上减轻农民负担势在必行
近几年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上升，农民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事件大量增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从事经营的经济负担过重，屡减而不轻。
中国目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尽管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不是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而是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农民收入，当然主要靠发展多种经营和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但减轻农民负担是必须解决好的问题。由于中国的人均耕地资源紧缺，每个农户的耕作面积平均只相当于其他产粮大国的几十分之一、甚至几百分之一，而粮价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价格上调的弹性很小。以目前农户的平均耕作面积，如果是专门从事农业耕作，那么能够过上丰年有余、欠年持平的温饱生活已殊属不易。如果税后还要被征收各种“费”，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但是，随着农村经济活动和社会事务的增多，社会管理的任务很重，而上级行政机构的各种部门，都要向下布置工作，并作为考评政绩的指标，促使基层行政管理机构不断膨胀，基层财政沦为吃饭财政，有的连工资也发不出来。过去贷款发工资的做法，由于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也无法再行得通，于是便以各种名目向农民收“费”，弥补财政的入不敷出。虽然近几年一再强调减轻农民负担，并取消一系列的收“费”项目，严格了收“费”比例，但仍然屡禁不止，不仅农民非常不满，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对此状况也很有意见、深表忧虑。
减轻农民负担的关键，是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整体上减轻农业的税赋负担，不但是减费，而且要减税。现在占从业人员50%的农业劳动者，只能参与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7%的剩余分配，而且他们基本上没有养老、医疗的社会保障，要靠个人储蓄和家庭抚养克服生活风险。中国目前的非农业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3%，应该说已经有能力反哺农业。从整体上减轻农业的税赋负担，使农民具有更多的劳动剩余进行消费，也会带动农村消费市场的转旺。现在所谓的消费市场饱和，在城市是受消费结构转型的影响，在农村实际仍主要是受收入过低的抑制。二是配合行政机构的改革，把基层不断膨胀的行政机构以及附属机构真正精简下来，清理各种吃空饷的“职位”和照顾亲属就业的职位，通过加强和充实基层财政，使基层行政机构开支完全依赖财政，并且要得到法律保证，非财政支出的各种附属机构要逐步地完全市场化，杜绝一切权力机构和财政开支机构以各种名义进行的所谓“创收”、“收费”和强行“赞助”。
3、低收入群体增大，就业形势严峻
在新增的生活困难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中，失业者、下岗职工和就业不足的人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2000年中国的劳动力供给过剩状况，较前几年更为严重。从目前来看，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约为8%，按0.05～0.1的经验性就业弹性系数计算，2000年城镇的新增就业机会约400～600万个，另外估计职工退休等自然减员因素腾出的就业机会约为300万个，这样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总共约700～900万个。然而，2000年城镇新进入劳动年龄的劳动力约为1000万人，估计新增的下岗职工约500～600万人，加上1999年结转的劳动力供给1290万人（下岗＋失业），劳动力的总供给约2790～2890万人。考虑到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中还有很多人要进入高等教育或中等技术培训、实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约为60％，以及下岗和失业人员实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约为75%，实际的劳动力供给在2000万人左右。即便如此，劳动力的实际供给过剩仍高达1100～1300万人。如果考虑到民工进城谋职等因素，城镇就业的供求关系就更加严峻。2000年1～6月，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加上全部下岗职工共计达到1528万人，剔除35%下岗职工已经有较为稳定工作的情况（2000年上半年下岗职工抽样调查获得的比例），没有就业的下岗职工和登记失业人员为1120万人。全国不在岗职工的人数仍然呈上升趋势，至2000年9月底，全国不在岗职工达到2173.1万人，同比增长6.6%。
根据各国发展的经验，增加就业是比福利补助更有效的扶持弱势群体的措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改善生活困难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的根本之策。但是，目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还处于不断增长的阶段，在未来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劳动力都将面临着供大于求的局面。“安居乐业”是人们心目中小康生活的图景，中国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就业成为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因此，在完善失业保障制度的同时，要广开就业渠道，特别是要注意发展适合中国国情、有市场前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便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4、扶贫方式和弱势群体的支持网络不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减贫扶贫方面取得世人瞩目的成绩，1978～199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3400万人，贫困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从31.6%下降到3.9 %。但贫困是比较难以治理的顽症，造成贫困的原因也比较复杂。根据国际上的减贫经验，当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到10%以下后，减贫的速度会放缓，贫困人口的减少容易进入瓶颈阶段。而且，即便将来人民生活在总体上达到富裕阶段，相对贫困也依然会存在。
现在的农村贫困人口，比较集中地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地带、黄土高原、地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库区，生产和生活条件非常困难，减贫的难度很大，而且即使脱贫以后，返贫的比率也较大。因此，减贫扶贫工作也要不断改进方法，防止使扶贫演变成简单的生活困难补贴，特别是要防止在扶贫的转移支付过程中出现“漏桶”问题，即扶贫的款项在转交的过程中流失量过多（过高的管理成本、挪作他用或只是被用于即时消费等等），以至于国家用于扶贫的付出远高于贫困人口从转移支付中的直接受益。在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改善其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要发展以工代赈、小额贷款、技术培训、生活移民、教育扶贫等多种经验证明有效的扶贫方式，坚持开发式扶贫，特别是要重点做好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的扶贫工作。
城市中的生活困难群体，随着近几年下岗职工人数的增多，问题变得比较突出。他们的收入较低，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有些则是丧失就业能力而需要救济的人口，而近几年子女教育和医疗的费用增长很快，各方面的生活开支压力很大。在政府的努力下，目前下岗职工生活费和退休金的拖欠问题虽有所缓解，但医疗费的拖欠问题仍然严重，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企业中约有50%的职工不能全部或部分报销医疗费。
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个人生活保障体系和生活困难群体的社会支持体系，都是建立在各级和各类单位中的。随着保障体制的改革，单位保障逐步转变为社会保障。顺应这种转变，对生活困难群体的帮助和扶持，也要从以单位为主体的支持体系转变为以社区为主体的支持网络。中国现有的由街道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构成的社区组织网络，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很好的替代作用。它们遍布基层，熟悉千家万户的情况，便于监督和管理，而且成本较低。要通过制度化的措施，将社会保障机构与社区组织和各种社会中介机构密切衔接，建立广泛的生活困难群体的社会支持网，使社区组织成为中国新型社会支持网的基础。
5、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中国目前收入分配的特点，是财政工资体制中的平均主义和市场分配体制中的差距过大并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后者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成为一个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无论是根据对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测算方法还是五等份的测算方法，基于统计和调查材料的分析都表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由于灰色收入的大量存在，实际的收入差距可能还要大大高于统计结果，而且财富的收入差距更远高于收入差距。据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截止1999年6月末，城镇20%的最高收入户，拥有48.5%的全部收入，而20%的最低收入户，只拥有7.1%的全部收入，二者的比差是6.8:1；城镇20%的金融资产最多的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占全部城市居民金融资产量的55.4%，而20%的金融资产最少的城镇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5%，二者的比差为36.9:1。在农村，至1998年末，20%高收入农户拥有的银行存款，占全部样本户总存款额的55%，而14.6%年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农户，拥有的存款尚不足存款总额的3%。
过去人们曾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会出现“倒U型”变动曲线，即在发展的初期，收入差距较小；在起飞和加速发展时期，收入差距会迅速扩大；但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收入差距会自动得到改善。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的经验研究结果证明，贫富差距的控制不能完全依赖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
维护社会公正，要坚持依法治国，通过完善有关法规来理顺收入分配的秩序。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加大打击偷税漏税和防止逃税的力度，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防止收入分配差距过分扩大。
为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在“十五”计划期间，要实施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在进一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同时，推动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努力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要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加大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改善西部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促进地区间的协调发展。
6、社会安全感降低
社会安全感是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从需求层次上看，对人们的生活来说，在生理需求满足以后，安全的需求就变得格外重要。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和人们活动范围的增大，犯罪的机会也增多，在社会秩序的控制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一些非法暴富者的恶劣示范效应，使一些人为了“致富”不择手段，甚至铤而走险，进行走私贩毒、盗窃诈骗、抢劫绑票、拐卖人口、倒卖枪支、谋财害命等犯罪活动。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地方，黑社会组织活动猖獗，为非作歹，横行霸道，民愤极大。
刑事案件和犯罪活动的屡屡发生，使一些地方的社会治安状况恶化，造成人们生活的安全感降低。在一些新兴小城市，一些刚刚建起的漂亮的住宅楼，却都安装上密密麻麻的防盗窗，形同牢房。
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首先要提供一个安全生活的环境。因此，要加大依法治国、打击犯罪的力度，建立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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