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第一家发行股票面向社会筹集资金兴办的股份制企业，是成立于1872年的轮船招商局。那时，促使轮船招商局诞生的主要有三大因素：首先，鸦片战争后中国遭遇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此时，“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局面已逐步成为社会的共识；其次，面对洋人轮船在中国江河湖海纵横驰聘揽客载货获取暴利的现状，为“求强、求富”，与洋人争利而进行“商战”，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被洋人占尽”的呼声日高；其三，更现实的问题是，每年需要从南方往京师运送供朝廷和军队食用的“漕粮”，而这被称为“天庾正供”的大事却因木帆船受外国轮船排挤导致衰败破烂和运河淤塞而陷入困境。此后，经过连年的争议和比较，引进轮船兴办新型运输企业逐渐成了晚清政府无奈而又惟一的选择。在形势逼迫而政府资金又困窘的情况下，向社会想办法——通过发行股票来筹资资金兴办企业，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才得以应运而生。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轮船招商局成立后，这种新型的筹资方式和企业组织形式很快被社会认同，此后也不因政权的更迭而改变，更多的股份制企业在不同行业中相继出现，并逐渐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对于这种新型股份制企业的诞生在社会上激起的反响，1883年《申报》刊登了如下的一段评论：“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为之大开，公司因之云集，虽其中亦有成与不成之分，然其一变从前狭隘之规则。”可见这种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兴办企业的方式，对于打破此前只有独资和合伙方式兴办企业的规则以及对于开阔国人视野具有的作用，也可见新成立的招商局影响之至深至远。因此，在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企业发展史上，轮船招商局的成立，都成为重大的和里程碑式的事件，成为开启中国股份制企业兴办大门的标志，成为一个新时代就此来临的宣告。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成立股份制企业需要什么手续？有什么规定？股份制企业的股票什么样？有什么内容？通过什么途径或网络发行？又通过个么方式进行买卖？股份制经济作为一种商品经济和信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体现其权利的有价证券股票，其法律效用在当时是通过什么方式得以体现的？在此前的中国社会中，开办传统工商企业的方式一般不出以下两种：一种是“各出资本，各树旗鼓”的“独资”形式；另一种是“合伙”的方式，即部分有共同目的的人联合开办，“合众力而成”。这种合伙方式本身又还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规模不大，二是即使“合开一铺，合创一行”的时候，“股东皆须在场，以资稽察”。股东“或有不亲到场者，亦必令亲信人为之监察”，断未有从未谋面而可以入股者”。那么，在几千年相沿成习的情况下，在当时清政府尚未对股份制企业制定相应规则措施，也没有证券交易法等法律法规进行规范的情况下，这家“中国第一股”在打破此前的惯例后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
我们先来看看这份股票，这份股票在今天看来是如此朴素甚至称得上简陋（见影印件），现将《轮船招商公司》的股票影印件上的文字全文照录如下（标题及骑缝文字略，标点符号为笔者添加）：
“轮船招商局为给股份票事奉直隶爵阁督部堂李奏准设局招商，置备轮船运漕揽载，札饬商办等因在案。当经本局议定召集股银壹百万两，分作千股，每股银壹千两。先收银五百两，每年壹分生息，闰月不计，另给息折。期至八月初一日，凭折给付。如本股出让，须遵定章办理，毋许私相授受。倘有故违，一经查出，即将本股停息，俟缴票到日，给本销册，以昭慎重。今据送到股本，合给联票壹张、息折一扣、局章一本收执。须至股份票者。
今收到省府县人壹股豆规银五百两正
同治年月日给商总商董（此处竖排并列）第号
这里有不少值得我们注意的东西。
首先在叙述招商局缘起和招商局性质及用途的第一部分文字中，强调了招商局是当时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向皇帝“奏准”设立的企业，也就是得到皇帝亲自批准设立的企业。这里强调了企业的性质不是别的，是“札饬商办”，即朝廷允许其商办。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朝廷允许商办的第一家新式工商企业，显示出这家中国第一股所具有的开创性和前所未有的特殊性。在以此来加强其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同时，也界定了这家企业设立的重要意义和责任的归属。
从有人提出引进轮船和开办西方式的新型企业到招商局成立，晚清朝野之间经历了十多年时间的徘徊、争议、反对，障碍重重。如果不是李鸿章抱定此事是“毅然必行之事，破群议而为之”去推动的话，招商局还不可能在1872年成立。但这份股票上点明这一点，并非是为李鸿章表功，而是有对外宣传自身的权威性和公开确定责任关系这一层考虑在内的。“招商局由李鸿章奏设，局务应由李鸿章主政”，出自总理衙门的这句话，除了进一步确认了招商局与李鸿章之间的关系外，也明确了企业的责任归属。这一点，对于当时社会裂变期中国新型企业的生存环境和条件，同样起到了画龙点晴的作用。
其次是股票中对企业本身情况的说明，即对该局的总股本、每股的金额和分配方面的规定以及需注意事项的说明中，出有几点很不寻常：一是每股的金额特别大，如按每股一千两计算，总股本只有一千股，即使按先收一半即五百两，每位股东再接平均购买一股算，股东总数也只有2000人，何况不可能每位股东都只购买一股，因此股东总人数低于2000人是可以肯定的。这个规定，与传统中国社会中合伙企业的股东数量一般不多是一脉相承的。二是文字中明确有“每年壹分生息”的规定。这个“壹分生息”的规定在招商局的局规中被称为“官利”，是每年不管企业经营情况如何都必须发放的固定股息，如果企业经营得好，利润率超过壹分，超过壹分发放的利息被称为“红利”或“余利”。这一点，与西方企业中的优先股的规定还一样，因为当时甚至没有优先股的概念。因此，这个规定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西方一般股份制企业通行的规则，是股票收益应视企业的效益如何而定，而不能事先规定固定的利息率。规定利率的现象，一般只存在于债券的发行中，招商局这时既无优先股的规定，而“官利”的特点又与一般西方式股份制的规定有明显区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当时的这份股票又带有债券的性质。有意思的是，由招商局“开其端”的规则中也包括这个“官利”的分配制度在内。在招商局之后陆续成立的其他企业如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徐州利国矿务局以及20世纪后中国成立的其他各类型的股份制企业中，这种规定都一直存在，并且一直到1956年资本主义企业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改造时才被定息所取代。三是在交款购买股票时，除拿到留下存根后的股票年，还同时发给领取“官利”的息折和局章各一本。也就是说，通过这些方式以及规定，在强调这份股票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同时，还保证其在运作中的可操作性。
总之，从这份股票中留下的这些规定以及严厉的语气看，给人的印象是除了有关企业的规定外，似乎是企业股票的味道少而官方文告的味道多，但也正是在这些地方，透视和散发出历史变化的气息。
从票面形制看，当时被称为“股份票”的这份老股票的票面很朴素，除文字和标题外，没有更多的图案装饰，文字四周用线条圈围，圈围出来的票面形状与清代过去流行的当票、煤窑的窑照和盐商的执照等几乎完全一样。显然，新型股份制企业的股票采用这种历经官方认可、又被社会熟知承认、具有法律效力的凭证和执照的形制，与从法律方面保障其有价证券性质的考虑分不开。它与股票文体中采用的官方告示性语言，以及在操作方面的严格规定一起，构成了股票作为有价证券的法律依据。从股票的格式方面看，标题名称均由右往左横书，其余文字竖排。股份票与股份票存根为二联票，二者并排印刷。股份票在左，存根在右，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只是标题名称与行文中的个别文字有异。关于股票发行的有关规定和程序，轮船招商局局规中有如下记载：“本局刊立股份票、取息手折，股各收一纸，编列号数，填写姓名、籍贯，并详注股份册，以杜洋人借名。其股票息折，由商总商董会同画押，盖用本局关防，以昭凭信。如有将股让出，必须先尽本局，如本局无人承受，方许卖与外人，一经售定，即行到局注册。但不准让与洋人。设遇股票息折遗失，一面到总局挂号，一面刊入日报，庶使大众咸知。俟一月后准其觅保出结，核对补发。”
发行的规定是如此，在当时的交通、信息和金融条件下，这些股份制企业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招商集股筹集资金，通过什么方式进行股票买卖的呢？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这家近代中国第一股的发行，一开始竟然主要是通过人脉关系进行推销认购的，也就是当时人形容的“因友及友，辗转邀集”的方式筹集的。但聪明的人们很快就意识到此种方式的局限性，在将每股股银的数额从500两降到100两，以便更多人可以认购入股的同时，也采取了登报刊广告的方式进行宣传和通过各地钱庄票号代收股银的方式进行筹集，使自己得以充实实力，得到发展。
通过发行“近代中国第一股”筹集资金兴办的这家新式企业确实也没有使人失望。在其成立后与当时英美在华轮船商不可避免的跌价竞争中，先是依靠清朝政府的贷款，在4年之后一举整体收购了此前气焰不可一世的美国在华最大的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使自己的轮船数一下达到了30余艘，成为当时中国领水中中外轮船公司中单家轮船数和吨位数都居第一位的轮船公司，并随后迫使两家实力最强的英国轮船公司——怡和以及太古轮船公司签订了限制价格变动的“齐价合同”，在长江、天津、福州、宁波等主要航线上，招商局一家公司的分配比例都在40%～50%之间，取得了分配比例占优的地位。
而发行“近代中国第一股”的招商局也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仅仅10年，招商局面值100两一股的股票，在上海的市价已经涨到了200两以上，在1882年的一段时间，甚至达到260两的高位。同时，还带动了一批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兴办的企业的相继诞生，到1885年也就是招商局成立13年时，这种通过发行股票兴办的股份制企业数量已经增加到39家，并在19世纪80年代初掀起了一股小小的兴办股份制企业的高潮，甚至直接催生了中国第一家民间的带有证券交易所雏形的股票公司——上海股票平准公司的诞生。
总之，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可以说，“近代中国第一股”中，凝结着近代中国不甘落后不肯沦亡的各层次中国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做的努力和奋斗的痕迹。这张小小的股票，不仅是当时中国人实业救国努力的见证，也是近代中国工业化开始起步的标志。
近代中国工业化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近代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其总是遭遇一些制约障碍，这些障碍严重地影响着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和其水平的提高。在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其所遭遇的最主要的障碍有两个：一是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另一是没有一个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的政府。
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工业化开始之前，某些重大的障碍必须清除，而另一些有利的因素则必须创造出来。他们认为，任何单一的“障碍”或“先决条件”，都有办法避开或找出替代办法，但存在许多障碍或缺乏各种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将会给经济发展造成重重困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将无法发展。
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近代中国工业化，从其发动之初就面临着诸多障碍的约束。这些障碍的存在，使得近代中国工业化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当时，几乎与中国同时起步的日本，在20世纪交替之际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而中国则远未实现。美国学者费维恺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中，中国尚未像日本那样由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不过也有了一些工业化的成果，但规模有限，大约相当于日本发生巨变的明治维新时代。” 中国工业化发展水平落后于日本的根源就在于这些难以逾越的障碍约束与阻滞。在诸多障碍中，对中国工业化发展影响最大的障碍主要是两个，现分别论述如下：
1、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使中国近代工业化建设总是经常遭遇资本瓶颈的制约。
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历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规律：工业化开始前需有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而工业化开始后则必须保持资本的持续供给。然而，中国工业化建设，不仅开始前没有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而且开始后也不能保证资本的持续供给。造成中国工业化建设资本瓶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究其主要则有三：
一是有限的社会剩余通过不平等条约而被列强剥夺、侵占，使得中国可能有的社会剩余不是转化为了本国工业化建设的资本而是成为了诸列强资本积累的一个来源。鸦片战争结束时签定的《南京条约》开西方列强向中国政府直接索要战争赔款之先河，自此之后，向中国政府索要战争赔款的噩梦连连，绵延不绝。概略统计，西方列强索要的主要赔款大致有：《南京条约》英国索赔2100万（银）元；《北京条约》英法两国各索赔800万两；《马关条约》日本索赔2亿两，另加“赎辽费”3000万两；《辛丑条约》各列强共索赔4.5亿两，分39年付清，年息4厘，本息合计9.82亿两。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银）仅8000余万两，仅庚子赔款，就须付出12年以上的全部财政收入。为了偿还庚子赔款，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各省分担以凑足款数。仅庚子赔款一项就成为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更何况还有其他赔款呢？所以，通过不平等条约所强加给中国的赔款，使中国人喘不过气来。 美国经济学家吉尔伯特·罗兹曼等人说：“在义和团事件之后的年代里，中国每年偿还外债的数字是4200~4300万两白银。此数几乎占到中央政府微薄收入的一半，超过了100年前清廷的全部岁入。” 为了偿还因赔款而造成的外债，清政府除了动员一切社会剩余外，还不得不借附有高额利息等条件的外债，仅1894~1901年的8项借款（汇丰银行、汇丰镑款、瑞记借款、克萨镑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庚子赔款借款）所付本息银数，在1899年均占岁入额的25.9%，占岁出额的22.8%，到1905年约占岁入额的41%，占岁出额的31%。 因而，面对着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战争赔款，中国社会很难有足够的剩余转化为资本积累，进而保证工业化发展的资本需要。
二是缺乏社会剩余向资本积累转化的意识和机制，使得中国即使在近代及近代以前的时期出现了社会剩余，也没有向资本积累转化，从而使得中国在工业化开始时并没有一个资本积累过程。虽然按照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等人的观点，进入近代之前的中国已陷入了“锁定”状态，但并不是说近代之前的中国就完全不发展了，甚至没有任何社会剩余了，而事实则恰恰相反。有人计算过，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18世纪中晚期，清朝财政收入大约为4500~5000万两白银（不包括地方和省级政府留用的额外附加税收）。其中，1000万两用以维持中央政府开支（3/4为军费），大约2500万两用于省级和地方政府开支（3/5用于军费）。中央政府积累的剩余额正常为每年700~800万两。 应该说，这个剩余额是比较大的，但是，清政府并没有把它转化为发展经济所需的资本积累，而是将其中的大部分用以津贴世袭的满族旗军，它们根本就没有要将社会剩余转化为资本的意识。
进入近代以后直至清朝末年，农业生产还是有剩余的，而且，在经济学家看来，农业剩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工业化最为重要的资本来源。 根据王业键的研究，即使到清末年，农业亩产为243斤，当时的耕地面积为12.1亿亩，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收谷2940.3亿斤的粮食。当时人口为4.1亿人，假定每人1天消费1斤粮食，则一年的粮食总消费量为1496.5亿斤，约为生产量之半。这是正常状态下的情形。中国的天灾人祸几乎连年不断，收成只能以七成计算，约为2058.21亿斤，还是足够食用而有剩余。如果能利用此500亿斤的剩余粮食充作发展工业用的资本，显然是一笔可观的数字。 但是，中国的清政府并不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没有人想到以农业补贴工业、进行资本的积累与转化。对照日本的工业化，可以看到，其工业化资本的最重要来源便是农业。根据明治政府的财政收入决算报告，土地税收入（主要是农业税收）占政府全部税收收入的比率在1873年以前并不很多，如1867年12月—1868年12月为6.1%，1869年1月—1869年9月为9.7%。而从1873年起，这一比率便急剧上升，如1872年10月—1873年9月即达到71%，以后两年分别为80.9%和78.5%。在直接税的总额中，农业负担的比率在1883~1887年是87%，到1910年时仍在50%以上，而农业在国内净生产中的比率1883~1887年只有44%，1910年时只有30%。 具体而言，农业部门为日本工业化提供的剩余，1888~1897年间为6200万日元，1898~1907年间为10600万日元，1908~1917年间为16100万日元，1918~1927年间为29900万日元。从1888~1902年，由税收调动的农业剩余资源约要占到非农业投资的近60%。 由此可见，农业剩余对日本工业化的贡献有多大！
三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以及“有土斯有财”的观念，使得本来数量就不是很大的社会剩余不是转化为了工业资本，而是变成了土地资本，沉淀在土地中。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除了勉强满足自己的日常开支之外，小农几乎很少有剩余。而出租土地的地主，依靠超过50%以上的地租率，聚敛了不少钱财，形成中国社会的分配不均。据研究，1880年的全国生产毛额为27.8亿元。绅士竟然占了6.75亿元，高达24%。 而绅士仅有800万人，不过全国人口的2%。2%的人口占有了社会财富的24%，社会的财富分配是十分不公平的。按照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理论，社会的分配不公，应该是有利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而中国的1/4财富集中于极少数的绅士手中，他们是绝不可能将24%的生产毛额都消耗掉的。如果以10%的数字投资生产，便是一个高投资率的国家。 但这只是一个假设，整个清朝时期中国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未形成有利于工业化发展的资本积累呢？这是与中国传统的“有土斯有财”的观念分不开的。传统时期的中国人，认为土地是唯一的具体财富，有了钱便购买土地。即使不买土地，也是将现金窖藏起来，而鲜有以之投资一般工商业者。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阻碍了中国有限的社会剩余向工商业资本转化，使得工商业的发展始终无法摆脱资本瓶颈的制约。这种状况一直到近代后期才有所改观。
2、没有一个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的政府，从而使得发展经济失去了其所需要的稳定、良好的环境。
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曾指出：“国家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软弱的政府不能维持自己境内的秩序。” 罗斯托也说：“在政治方面，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是（起飞）前提条件阶段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差不多普遍是起飞的一个必要条件。”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或发动工业化，一个强大的政府是所必须的。一般来讲，一个强大政府的其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创造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推动资本积累，确定“增长极”，制定经济计划，维持政局稳定，创造良好环境，制定相关制度和经济立法，解决社会冲突等。 在近代中国，软弱无能的政府根本无法为工业化的启动和建设提供服务和保护，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在惊涛骇浪中曲折前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政局的相对稳定是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近代中国因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从而无法为工业化建设创造一个稳定、祥和的环境。
总的来说，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了动荡和灾难的时代。战火绵延，不绝于天。就其大者，各类战争不下十余次。仅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就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1937-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此外，国内还爆发了诸如太平天国战争、义和团运动等；为了争权夺利，北洋军阀以及新军阀混战又长达数十年。据统计，辛亥革命以后，1912~1922年10年间，全国发生的有一定规模的内战179次，几乎每个月一次；1912~1927年的16年间，北洋政权更换了13任总统，46届内阁，平均15个月一位新“元首”上台，四五个月一个新政府宣誓就职。所有这些，使得近代中国工业化建设犹如风雨飘摇中的一艘随时可能沉没行船，密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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