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火取暖
其实，远在旧石器时代，北京人就已经会使用和控制火了，考古学家曾经发现，北京人用火来烧烤食物、照明和取暖。在这一时期的居住遗址内，还发现过用火的烧土面和灶坑，可以推断，那时候的人们主要是通过烧火取暖。
二、器具取暖
古人没有现代的电热取暖器，主要的取暖工具是火盆、炉子一类，其中手炉、足炉、熏炉是中国古人冬天最常用的取暖器具。
手炉是用来暖手的小火炉，精巧玲珑、形状多样，里边放火炭或尚有余热的灶灰，炉外加罩。手炉甚至可放在袖子里暖手，又被称为暖手炉、火笼。
三、纸衣取暖
纸，发明于汉代，到东晋时取代了简帛，成为书画的载体。到南北朝开始制纸衣，唐宋时期，制纸衣、穿纸衣更为流行。由于战乱，加之官府横行暴敛，人民缺衣少食，只好以纸为衣，渐渐的，贫民用纸衣蔽体，僧隐用纸衣修身，士兵有衣纸套穿甲胄的，士大夫出行也有穿纸衣的。唐代用麻纸，纤维强度高，抗老化，防蛀虫。宋代用树皮纸，拉力强，耐折磨，所以麻纸衣、皮纸衣耐穿。
四、用炭取暖
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鼎盛阶段，经济和科技都达到了一定高度，因此在取暖设备上也有了较大改进。那时连皇宫中的炭都很傲娇。唐代时，人们还发明了手炉，椭圆形的铜质炉内放火或者尚有余温的灶灰，炉子外加罩。
五、花椒取暖
古代花椒已被视为一种防寒保暖材料，捣碎和泥，制成墙壁保温层。椒房殿的墙壁还挂有锦绣壁毯，地上铺着厚厚的西域进贡毛毯，设火齐屏风，还用大雁羽毛做成幔帐。在这样的房间里生活，冬天自然不会感觉寒冷。这种奢华的保暖建筑方法，也被后人效仿。据《世说新语》载，西晋全国首富石崇便“以椒为泥涂室”。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没有暖气的古人是怎么取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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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10-11
先说古代冬装用的衣料。我们如今惯常使用的棉织品，其实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是明朝的事情，在那时以前，贫民主要使用的衣料，是麻布，或者其他植物纤维织成的面料。丝织品是属于上层人士或有钱人家的。
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在古代，丝织品有绫、纱、罗、绢、缎、锦等不同品类，厚薄也各有不同。在明清时期，缎、锦是大富大贵人家制作秋冬外套外面料的主要衣料，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种面料很贵，所以战国时期，很多只是用来做衣服边缘的装饰。
做秋冬天的外套，一般不止一层，一层面子，一层绢做的里子。如果只有这两层，就叫“裌衣”，苏轼在《初秋寄子由》中写道“子起寻裌衣，感叹执我手”，说明在初秋时节，裌衣的外袍就是御寒的一大利器，类似现在的风衣。
再冷一些，会在衣服里面垫上絮类。垫棉絮做棉袄是棉花普及以后的事情，以前垫的，叫“丝绵”。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提到，从江陵马山楚墓一号墓出土的衣服实物中，就有内絮丝绵的绵衣，为冬天御寒所用，而这絮的丝绵，据丝绸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多是缫丝的下脚料，用作充绒，轻薄而保暖。
除开垫有丝绵的绵衣，还有毛纺织品类和各类皮料。根据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的说法，毛纺织品用作衣料是东晋以后的事情，随着民族融合，衣物起居服用等等也在相互截长补短，汉、魏时期，毛纺织品还是主要用作毡褥，两晋时期已经取代了一部分锦绣的地位，“《晋书·五行志》称两晋时，袴褶服更多用毛织物作成。”
另一种保暖的材料，则是动物的皮毛了，灰鼠皮、狐狸皮拿来做大氅、披风、帽子，厚实又保暖。
服饰样式 并非一成不变
中国传统服饰的样式并非一成不变，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也有详细说明。
丝绸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说，若无出土文物作对比，单从古文记载很难推测衣服原貌，所以这里只对明清世俗小说中的冬季服饰做一个说明。
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说，万历年间的通俗小说《金瓶梅》对晚明社会风俗人情、衣着首饰反映相当真实具体，不仅对绸缎名目、衣着名目、首饰名目记载详细，还可以让研究者据此了解当时社会中层妇女的衣服搭配，对后来的《红楼梦》也有一定影响。
《金瓶梅》写冬装：“大红缎子袄，青素绫披袄，纱绿绸裙，头上戴着鬏髻，貂鼠卧兔儿”，或“上穿了沉香色潞绸雁衔芦花样对襟袄儿，白绫竖领，妆花眉子，溜金蜂赶菊纽扣儿，下着一尺宽海马潮云羊皮金沿边挑线裙子，大红缎子白绫高底鞋，妆花膝裤，青宝石坠子，珠子箍”。
御寒装饰 手套帽子样式多
在保暖方面，我们都知道，只是衣服穿厚是没有用的，露在外面的手、头如果没做好保暖作用，也会冷。在马王堆的出土文物中，就有露指短手套，或用信期绣，或用朱绫纹罗，古朴而美貌。至于北朝和明代，也都有手套出土，且为全部包住的样式，刺绣的花纹让人觉得，放到现在用，也很时尚。
至于头部保暖，花样更多。民间女性在明代以前多在头上戴帕头保暖，有学者研究，汉代时期，士庶男子在冬天用裁成长条，内絮丝绵的帛巾扎在额间，用作保暖。元代，上层妇女戴抹额，到了明清时期，这种抹额又被成为勒子，成为民间妇女最爱的御寒物品，普通贫民和士庶阶层相比，只在材质、珠宝使用上有不同。
除开抹额，贵族妇女还有“卧兔儿”或“昭君套”，“卧兔儿”是一种用动物皮毛做成的女式饰品，冬天戴在头上，在头顶像卧着小兔子。
在《中华文化习俗辞典》中，“昭君套”是古代一种无顶的女式皮帽，后来也成为一种富家女在冬天的首饰。
至于男子，冬天也不是光着头出门的。五代至宋朝，骑马出门的男子会头戴风帽，御寒且挡风沙。元朝，忽必烈有不少皮暖帽，银鼠暖帽。至于明代，每年冬十一月，“入朝百官赐暖耳”，沈从文在书中介绍，暖耳多用狐皮类制成，和今人所用耳套相似。清朝，官员冬季戴暖帽，多为皮制。
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在古代，丝织品有绫、纱、罗、绢、缎、锦等不同品类，厚薄也各有不同。在明清时期，缎、锦是大富大贵人家制作秋冬外套外面料的主要衣料，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种面料很贵，所以战国时期，很多只是用来做衣服边缘的装饰。
做秋冬天的外套，一般不止一层，一层面子，一层绢做的里子。如果只有这两层，就叫“裌衣”，苏轼在《初秋寄子由》中写道“子起寻裌衣，感叹执我手”，说明在初秋时节，裌衣的外袍就是御寒的一大利器，类似现在的风衣。
再冷一些，会在衣服里面垫上絮类。垫棉絮做棉袄是棉花普及以后的事情，以前垫的，叫“丝绵”。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提到，从江陵马山楚墓一号墓出土的衣服实物中，就有内絮丝绵的绵衣，为冬天御寒所用，而这絮的丝绵，据丝绸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多是缫丝的下脚料，用作充绒，轻薄而保暖。
除开垫有丝绵的绵衣，还有毛纺织品类和各类皮料。根据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的说法，毛纺织品用作衣料是东晋以后的事情，随着民族融合，衣物起居服用等等也在相互截长补短，汉、魏时期，毛纺织品还是主要用作毡褥，两晋时期已经取代了一部分锦绣的地位，“《晋书·五行志》称两晋时，袴褶服更多用毛织物作成。”
另一种保暖的材料，则是动物的皮毛了，灰鼠皮、狐狸皮拿来做大氅、披风、帽子，厚实又保暖。
服饰样式 并非一成不变
中国传统服饰的样式并非一成不变，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也有详细说明。
丝绸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说，若无出土文物作对比，单从古文记载很难推测衣服原貌，所以这里只对明清世俗小说中的冬季服饰做一个说明。
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说，万历年间的通俗小说《金瓶梅》对晚明社会风俗人情、衣着首饰反映相当真实具体，不仅对绸缎名目、衣着名目、首饰名目记载详细，还可以让研究者据此了解当时社会中层妇女的衣服搭配，对后来的《红楼梦》也有一定影响。
《金瓶梅》写冬装：“大红缎子袄，青素绫披袄，纱绿绸裙，头上戴着鬏髻，貂鼠卧兔儿”，或“上穿了沉香色潞绸雁衔芦花样对襟袄儿，白绫竖领，妆花眉子，溜金蜂赶菊纽扣儿，下着一尺宽海马潮云羊皮金沿边挑线裙子，大红缎子白绫高底鞋，妆花膝裤，青宝石坠子，珠子箍”。
御寒装饰 手套帽子样式多
在保暖方面，我们都知道，只是衣服穿厚是没有用的，露在外面的手、头如果没做好保暖作用，也会冷。在马王堆的出土文物中，就有露指短手套，或用信期绣，或用朱绫纹罗，古朴而美貌。至于北朝和明代，也都有手套出土，且为全部包住的样式，刺绣的花纹让人觉得，放到现在用，也很时尚。
至于头部保暖，花样更多。民间女性在明代以前多在头上戴帕头保暖，有学者研究，汉代时期，士庶男子在冬天用裁成长条，内絮丝绵的帛巾扎在额间，用作保暖。元代，上层妇女戴抹额，到了明清时期，这种抹额又被成为勒子，成为民间妇女最爱的御寒物品，普通贫民和士庶阶层相比，只在材质、珠宝使用上有不同。
除开抹额，贵族妇女还有“卧兔儿”或“昭君套”，“卧兔儿”是一种用动物皮毛做成的女式饰品，冬天戴在头上，在头顶像卧着小兔子。
在《中华文化习俗辞典》中，“昭君套”是古代一种无顶的女式皮帽，后来也成为一种富家女在冬天的首饰。
至于男子，冬天也不是光着头出门的。五代至宋朝，骑马出门的男子会头戴风帽，御寒且挡风沙。元朝，忽必烈有不少皮暖帽，银鼠暖帽。至于明代，每年冬十一月，“入朝百官赐暖耳”，沈从文在书中介绍，暖耳多用狐皮类制成，和今人所用耳套相似。清朝，官员冬季戴暖帽，多为皮制。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7-10-03
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约四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人们的衣料大致在前三千年以丝麻为主，后一千年逐渐转变为以棉花为主。当然，现代又兴起了人造纤维，则不在本文介绍之列。
自三代至唐宋的三千三百年间，中原大地除栽种粟、麦、稻等粮食作物外，主要是栽种桑、柘、大麻、苎麻等。白居易《秦中吟·重赋》诗说：“厚地植桑麻，所用济生民。”[1]随着人口的繁衍，土地的垦殖，处处有绿荫蔽野的桑树和柘树，此处景象，今日已不易设想，更无以复原了。
丝麻不仅作为纺织品的原料，麻可以制作麻绳之类，丝絮是制作被褥、冬服等的原料。《重赋》诗描写“官库”内“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2]官府向民间徵收大量丝绵，即是供官员、军人作冬服之用。李白《子夜吴歌》说：“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3]就是生动地描绘一个女子为征夫赶制冬袍之情景。古时所谓布，一般是指麻布，人们用“布衣”一词形容平民百姓，是因为穷人穿不起丝织品，只能以麻布蔽体。杜甫《北征》诗说：“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4]反映在安史之乱时，其家生计艰窘，不得不将旧剩的高贵刺绣丝织物，补衲麻织短褐。陆游《霜风》诗说：“十月霜风吼屋边，布裘未办一铢绵。”[5]另一《泛舟过金家埂赠卖薪王翁》诗说：“软炊豆饭可支日，厚絮布襦聊过冬。”[6]反映当时尚可饱暖的生活水平，是麻布作面料的丝绵冬服。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7]这是指丝绵为絮的麻布被，因使用多年，“骄儿恶卧”，已丧失保暖作用。宋徽宗时设居养院，类似今日之养老院，规定八十岁以上老人“夏月支布衣，冬月衲衣絮被”，即“布絮衲被”。有一位一百零一岁的老人咸通“冬月给绵绢衣被，夏单绢衫袴”，[⑧]作为特殊优待。
自秦汉迄唐宋一千五百年间，丝麻维系着数千万，甚至上亿中国人的衣着、被褥等生活必需。当时固然有衣不蔽体者，但也有浪费绫罗绸缎，用之如泥沙不惜者。两者相抵，尚有部份丝绸经海路和陆路出口，驰誉古代并不发达的国际市场。丝麻自给有馀，这在技术落后的古代绝非易事。正如司马光所说：“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9]我们缅怀灿烂华夏古文明时，就绝不应当忘却成千上万史册中无名的农妇们的劳绩，她们也同样是古文明的支柱。
古代主要是男耕女织式的自然家庭经济，全国的丝麻总产量决不可能有官府的统计数字。列入官府统计者，只有赋税和财政收支。汉武帝时，曾一次“均输帛五百万匹”，[10]这正反映了当时丝织品产量之多。宋英宗时，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蔡襄上奏，说一年内通过和买、徵税等途径，共收入丝麻织品8，745，535匹。[11]宋朝沿用后周之制，规定缴纳官府者，一匹紬绢幅阔2尺5分，重12两，长42尺。[12]依1宋尺为31厘米计，约折合113，866，866米。宋朝官府的布帛主要供军队和官员之用，北宋中期，禁军将士平均每年春冬发放紬绢6匹，绵12两，[13]6匹紬绢约折合78米。南宋有军士每年发放绢4匹和2匹的记录，约折合52米和26米。因为丝织紬绢不耐穿，必须每年发放。北宋人口最多时约有1亿。按1亿人的衣装、被褥、帐幔等用品估计，还须考虑到部份丝绸出口，人们的衣装盛行宽体，衣料的使用并不经济等情况，将丝麻织品依平均每人每年消费2匹估算，则丝麻织品总产量为26·04亿米。
但是，光是以纺织品尚不足以包括古代丝麻的总产量，另的丝绵之类，是不能不估计的。宋神宗时，官府两税收入中有丝绵一项，为5，850，356两，[14]按16两为1斤，1宋斤约合0·6公斤估算，约折合219吨。若以1亿人口，每人平均每年耗费丝绵4两的保守估计，丝绵年产量亦须1·5万吨。
棉花古称木绵、吉贝等，最早在新疆、云南、海南等地种植。至元明时代，棉花逐渐部份取代丝麻，成为中国重要的天然纤维作物。近年来，著名学者漆侠先生著有《宋代植棉考》，[15]指出宋朝闽广地区广泛种植木绵，吉贝布的生产已不限于海南岛，到南宋时，两浙和江南路的植棉已有推广的趋势。此文对内地植棉业发展始于元代之旧说，有所突破。本文在此基础上另外补充若干史料。
早在宋太宗时，据《宋会要》食货37之2，令川陕各州罢织各种精致丝织品上贡，“只织买绫、罗、紬、绢、駞布、木绵等”，可知西川已有棉布生产。北宋末年亡辽后，宋金两国商定每年向金输纳岁币，《三朝北盟会编》卷16《北征纪实》载：“虏人每喜南货，故虽木绵亦二万段。”后宋金对峙时，据《宋会要》食货38之41记载，“虔（州）布、木绵”等都是南方对北方的一项重要贸易物资。宋高宗时，叶梦得上奏说，“朝廷见收买木绵、虔布万数不少”，“木绵系福建路出产，虔布系江西路出产”。[16]楼钥《攻愧集》卷112《北行日录》下记载宋使赴金，“如木绵之类，复载至汴京”。
《永乐大典》卷5343《三阳志》载广东路连州韩山书院廪田中有“没官木绵田，税钱四贯五百足”。这是专门的棉田，并且已纳入官府的赋税徵收，折纳税钱。正如漆侠先生《宋代植棉考》引《元典章》卷24的考证表明，至少在南宋晚期，夏税事实上已开始输纳棉布。种植不普遍，是不可能纳入官府的赋税徵收系统的。随着木棉布的的推广，自古相传的麻布即布的概念也发生变化，南宋后期的谢维新说：“今世俗所谓布者，乃用木绵或细葛、麻苎、花卉等物为之。”[17]
南宋后期的方大琮在一篇《劝织吉贝布》的文章中，提供了有趣的记录，“吉贝布自海南及泉州来，以供广人衣着”，“泉亦自种收花，然多资南花”。福建人依靠广东路生产的棉花织布，再返销广东路。方大琮说，“近闻南妇能缲，能纺以为纱，则织而为布甚易”，“敢劝织妇”，“虽不必仰泉可也”，主张自产自销，不必仰赖泉州的棉布供应。[18]《永东大典》卷7890《临汀志》记载福建路汀州的“土产”，“帛之属”有“绫、紬、布”，而布则有“苎、葛、蕉、麻、綦花、吉贝”六种。赵汝回《送卢五方春分教端州》：“中州近年栽木绵，春寒秋热气已偏。我心忧国身甚便，编排失手安足言。敌窥淮汉蹂两川，君相不得髙枕眠。古人度岭悲南迁，今人度岭如登仙。”[19]也同样反映了棉花栽种区的北移。
宋代木绵已开始成为丝麻之下的第三位天然纤维作物，但产量尚少，故被人们视为稀珍。南宋陆游《家居》诗说：“黎布敌纯绵。”他在诗下自注说：“客有遗黎布者，甚轻暖。”[20]当时海南岛黎族妇女善织棉布，便称“黎布”。棉布自然比丝绸保暖，其实却不敌“纯绵”。他的另一《天气作雪戏作》诗说：“奇温吉贝裘。”[21]其实，依今人的穿着感受，棉花袍不如丝绵袍轻暖舒适。陆游的诗还是印证了一句老话，物以稀为贵。
宋代木绵在日益推广的情势下，自然也被做成各种用品。苏籀《闽中秩满》诗说：“径从南浦携书笈，吉贝裳衣皂帽帷。”[22]北宋苏轼《金山梦中作》说：“江东贾客木绵裘。”[23]其弟苏辙《益昌除夕感怀》诗：“永漏侵春已数筹，地炉犹拥木绵裘。”[24]北宋和南宋之交的张元干诗《和杨聪父闻雨书懐》：“回思风雪围炉夜，何处联裘拥木绵。”[25]朱熹在信中说，“借请余钱却还，尽数为买吉贝，并附来”，“但吉贝早得，御冬为幸耳”。[26]这也应是指用棉花袍御寒。金朝中期进士梁仲新《江天暮雪图》诗：“南雪不到地，霏霏满竹楼。沙河灯市里，春在木绵裘。”[27]上引史料都是指冬季的棉花袍。梁仲新作为北方人，在为南方雪景图题诗时用“木绵裘”一词，足见棉花袍已有某种普遍性。背子是宋时流行的衣装，宋徽宗时的《宜州乙酉家乘》就记载有“吉贝背子”。苏辙流放岭南时的诗作说：“欠伸吉贝重衾里。”[28]张镃《晓寝喜成》诗：“木绵衾暖足慵移。”[29]可知已有棉花作被絮者。南宋初郑刚中诗《有客致木绵椅坐为山斋之用》：“临溪汲水下蓝碧，为染吉贝包木绵。长针引线作方衲，软暖厚薄无一偏。”另有《客至木绵坐已为长韵又成四韵》诗：“就温嫌冷性同然，况是冬深凛冽天。莫讶尘生杨绾席，都縁坐少席文毡。感君四坐平分暖，为我长针细衲绵。”[30]这是用木绵做椅垫。
总之，宋、元、明三代实为棉花取代丝麻之过渡期。东汉时的《说文解字》尚无“棉”字，隋代《广韵》卷2的仙韵下始有“棉”字，释义为“棉也，又木绵树名”。木绵树是一种树，与棉花完全不同。如前所述，宋代一般称棉花为木绵或吉贝，但如《铁围山丛谈》卷5也称“木棉布”。由于古书经后人辗转传抄或翻刻，或有窜改，故“木棉”与“木绵”两词开始通用的时限不易确定。元明仍旧行用“木绵”一词，如《至元嘉禾志》卷6，《农桑辑要》卷2，王祯《农书》卷36等都称“木棉”，成廷珪《居竹轩诗集》卷2《夜泊青蒲村》有“芦花纫被暖如棉”之句。此后“棉”字逐渐取代了古词“木绵”。生活在明朝前半期的丘浚《大学衍义补》卷22说，在元初，植棉业推广至陕西，“至我国朝，其种乃遍布於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
在西方历史上，曾出现棉花排挤羊毛和亚麻的情况。这是植棉所需劳动量少，价格低廉之故。有人甚至认为，棉花是近代文明的奠基石之一，因为使世界为之改观的工业革命，即是从棉织业发轫的。中国出现棉花排挤丝麻的情况，其时间也较西方为早，除了相同的原因外，棉织品比丝织品坚韧耐穿，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丘浚称植棉之利“视丝枲盖百倍”，虽为夸张之词，却不无道理。
丝麻与棉花易位可能是更晚的事，此后中国丝绸产量锐减，产区狭小，已不能恢复古代之盛观。宋时棉花和棉织品尚为稀世之珍，自明以后，丝绵和丝织品反而成为稀世之珍。所可庆幸者，曾作为中华古文明重要标志之一的丝绸，衰而不失传，至今仍作为一种名贵的衣料，行销于国内外，享誉全球。（原载台湾《历史月刊》第39期）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自三代至唐宋的三千三百年间，中原大地除栽种粟、麦、稻等粮食作物外，主要是栽种桑、柘、大麻、苎麻等。白居易《秦中吟·重赋》诗说：“厚地植桑麻，所用济生民。”[1]随着人口的繁衍，土地的垦殖，处处有绿荫蔽野的桑树和柘树，此处景象，今日已不易设想，更无以复原了。
丝麻不仅作为纺织品的原料，麻可以制作麻绳之类，丝絮是制作被褥、冬服等的原料。《重赋》诗描写“官库”内“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2]官府向民间徵收大量丝绵，即是供官员、军人作冬服之用。李白《子夜吴歌》说：“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3]就是生动地描绘一个女子为征夫赶制冬袍之情景。古时所谓布，一般是指麻布，人们用“布衣”一词形容平民百姓，是因为穷人穿不起丝织品，只能以麻布蔽体。杜甫《北征》诗说：“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4]反映在安史之乱时，其家生计艰窘，不得不将旧剩的高贵刺绣丝织物，补衲麻织短褐。陆游《霜风》诗说：“十月霜风吼屋边，布裘未办一铢绵。”[5]另一《泛舟过金家埂赠卖薪王翁》诗说：“软炊豆饭可支日，厚絮布襦聊过冬。”[6]反映当时尚可饱暖的生活水平，是麻布作面料的丝绵冬服。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7]这是指丝绵为絮的麻布被，因使用多年，“骄儿恶卧”，已丧失保暖作用。宋徽宗时设居养院，类似今日之养老院，规定八十岁以上老人“夏月支布衣，冬月衲衣絮被”，即“布絮衲被”。有一位一百零一岁的老人咸通“冬月给绵绢衣被，夏单绢衫袴”，[⑧]作为特殊优待。
自秦汉迄唐宋一千五百年间，丝麻维系着数千万，甚至上亿中国人的衣着、被褥等生活必需。当时固然有衣不蔽体者，但也有浪费绫罗绸缎，用之如泥沙不惜者。两者相抵，尚有部份丝绸经海路和陆路出口，驰誉古代并不发达的国际市场。丝麻自给有馀，这在技术落后的古代绝非易事。正如司马光所说：“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9]我们缅怀灿烂华夏古文明时，就绝不应当忘却成千上万史册中无名的农妇们的劳绩，她们也同样是古文明的支柱。
古代主要是男耕女织式的自然家庭经济，全国的丝麻总产量决不可能有官府的统计数字。列入官府统计者，只有赋税和财政收支。汉武帝时，曾一次“均输帛五百万匹”，[10]这正反映了当时丝织品产量之多。宋英宗时，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蔡襄上奏，说一年内通过和买、徵税等途径，共收入丝麻织品8，745，535匹。[11]宋朝沿用后周之制，规定缴纳官府者，一匹紬绢幅阔2尺5分，重12两，长42尺。[12]依1宋尺为31厘米计，约折合113，866，866米。宋朝官府的布帛主要供军队和官员之用，北宋中期，禁军将士平均每年春冬发放紬绢6匹，绵12两，[13]6匹紬绢约折合78米。南宋有军士每年发放绢4匹和2匹的记录，约折合52米和26米。因为丝织紬绢不耐穿，必须每年发放。北宋人口最多时约有1亿。按1亿人的衣装、被褥、帐幔等用品估计，还须考虑到部份丝绸出口，人们的衣装盛行宽体，衣料的使用并不经济等情况，将丝麻织品依平均每人每年消费2匹估算，则丝麻织品总产量为26·04亿米。
但是，光是以纺织品尚不足以包括古代丝麻的总产量，另的丝绵之类，是不能不估计的。宋神宗时，官府两税收入中有丝绵一项，为5，850，356两，[14]按16两为1斤，1宋斤约合0·6公斤估算，约折合219吨。若以1亿人口，每人平均每年耗费丝绵4两的保守估计，丝绵年产量亦须1·5万吨。
棉花古称木绵、吉贝等，最早在新疆、云南、海南等地种植。至元明时代，棉花逐渐部份取代丝麻，成为中国重要的天然纤维作物。近年来，著名学者漆侠先生著有《宋代植棉考》，[15]指出宋朝闽广地区广泛种植木绵，吉贝布的生产已不限于海南岛，到南宋时，两浙和江南路的植棉已有推广的趋势。此文对内地植棉业发展始于元代之旧说，有所突破。本文在此基础上另外补充若干史料。
早在宋太宗时，据《宋会要》食货37之2，令川陕各州罢织各种精致丝织品上贡，“只织买绫、罗、紬、绢、駞布、木绵等”，可知西川已有棉布生产。北宋末年亡辽后，宋金两国商定每年向金输纳岁币，《三朝北盟会编》卷16《北征纪实》载：“虏人每喜南货，故虽木绵亦二万段。”后宋金对峙时，据《宋会要》食货38之41记载，“虔（州）布、木绵”等都是南方对北方的一项重要贸易物资。宋高宗时，叶梦得上奏说，“朝廷见收买木绵、虔布万数不少”，“木绵系福建路出产，虔布系江西路出产”。[16]楼钥《攻愧集》卷112《北行日录》下记载宋使赴金，“如木绵之类，复载至汴京”。
《永乐大典》卷5343《三阳志》载广东路连州韩山书院廪田中有“没官木绵田，税钱四贯五百足”。这是专门的棉田，并且已纳入官府的赋税徵收，折纳税钱。正如漆侠先生《宋代植棉考》引《元典章》卷24的考证表明，至少在南宋晚期，夏税事实上已开始输纳棉布。种植不普遍，是不可能纳入官府的赋税徵收系统的。随着木棉布的的推广，自古相传的麻布即布的概念也发生变化，南宋后期的谢维新说：“今世俗所谓布者，乃用木绵或细葛、麻苎、花卉等物为之。”[17]
南宋后期的方大琮在一篇《劝织吉贝布》的文章中，提供了有趣的记录，“吉贝布自海南及泉州来，以供广人衣着”，“泉亦自种收花，然多资南花”。福建人依靠广东路生产的棉花织布，再返销广东路。方大琮说，“近闻南妇能缲，能纺以为纱，则织而为布甚易”，“敢劝织妇”，“虽不必仰泉可也”，主张自产自销，不必仰赖泉州的棉布供应。[18]《永东大典》卷7890《临汀志》记载福建路汀州的“土产”，“帛之属”有“绫、紬、布”，而布则有“苎、葛、蕉、麻、綦花、吉贝”六种。赵汝回《送卢五方春分教端州》：“中州近年栽木绵，春寒秋热气已偏。我心忧国身甚便，编排失手安足言。敌窥淮汉蹂两川，君相不得髙枕眠。古人度岭悲南迁，今人度岭如登仙。”[19]也同样反映了棉花栽种区的北移。
宋代木绵已开始成为丝麻之下的第三位天然纤维作物，但产量尚少，故被人们视为稀珍。南宋陆游《家居》诗说：“黎布敌纯绵。”他在诗下自注说：“客有遗黎布者，甚轻暖。”[20]当时海南岛黎族妇女善织棉布，便称“黎布”。棉布自然比丝绸保暖，其实却不敌“纯绵”。他的另一《天气作雪戏作》诗说：“奇温吉贝裘。”[21]其实，依今人的穿着感受，棉花袍不如丝绵袍轻暖舒适。陆游的诗还是印证了一句老话，物以稀为贵。
宋代木绵在日益推广的情势下，自然也被做成各种用品。苏籀《闽中秩满》诗说：“径从南浦携书笈，吉贝裳衣皂帽帷。”[22]北宋苏轼《金山梦中作》说：“江东贾客木绵裘。”[23]其弟苏辙《益昌除夕感怀》诗：“永漏侵春已数筹，地炉犹拥木绵裘。”[24]北宋和南宋之交的张元干诗《和杨聪父闻雨书懐》：“回思风雪围炉夜，何处联裘拥木绵。”[25]朱熹在信中说，“借请余钱却还，尽数为买吉贝，并附来”，“但吉贝早得，御冬为幸耳”。[26]这也应是指用棉花袍御寒。金朝中期进士梁仲新《江天暮雪图》诗：“南雪不到地，霏霏满竹楼。沙河灯市里，春在木绵裘。”[27]上引史料都是指冬季的棉花袍。梁仲新作为北方人，在为南方雪景图题诗时用“木绵裘”一词，足见棉花袍已有某种普遍性。背子是宋时流行的衣装，宋徽宗时的《宜州乙酉家乘》就记载有“吉贝背子”。苏辙流放岭南时的诗作说：“欠伸吉贝重衾里。”[28]张镃《晓寝喜成》诗：“木绵衾暖足慵移。”[29]可知已有棉花作被絮者。南宋初郑刚中诗《有客致木绵椅坐为山斋之用》：“临溪汲水下蓝碧，为染吉贝包木绵。长针引线作方衲，软暖厚薄无一偏。”另有《客至木绵坐已为长韵又成四韵》诗：“就温嫌冷性同然，况是冬深凛冽天。莫讶尘生杨绾席，都縁坐少席文毡。感君四坐平分暖，为我长针细衲绵。”[30]这是用木绵做椅垫。
总之，宋、元、明三代实为棉花取代丝麻之过渡期。东汉时的《说文解字》尚无“棉”字，隋代《广韵》卷2的仙韵下始有“棉”字，释义为“棉也，又木绵树名”。木绵树是一种树，与棉花完全不同。如前所述，宋代一般称棉花为木绵或吉贝，但如《铁围山丛谈》卷5也称“木棉布”。由于古书经后人辗转传抄或翻刻，或有窜改，故“木棉”与“木绵”两词开始通用的时限不易确定。元明仍旧行用“木绵”一词，如《至元嘉禾志》卷6，《农桑辑要》卷2，王祯《农书》卷36等都称“木棉”，成廷珪《居竹轩诗集》卷2《夜泊青蒲村》有“芦花纫被暖如棉”之句。此后“棉”字逐渐取代了古词“木绵”。生活在明朝前半期的丘浚《大学衍义补》卷22说，在元初，植棉业推广至陕西，“至我国朝，其种乃遍布於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
在西方历史上，曾出现棉花排挤羊毛和亚麻的情况。这是植棉所需劳动量少，价格低廉之故。有人甚至认为，棉花是近代文明的奠基石之一，因为使世界为之改观的工业革命，即是从棉织业发轫的。中国出现棉花排挤丝麻的情况，其时间也较西方为早，除了相同的原因外，棉织品比丝织品坚韧耐穿，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丘浚称植棉之利“视丝枲盖百倍”，虽为夸张之词，却不无道理。
丝麻与棉花易位可能是更晚的事，此后中国丝绸产量锐减，产区狭小，已不能恢复古代之盛观。宋时棉花和棉织品尚为稀世之珍，自明以后，丝绵和丝织品反而成为稀世之珍。所可庆幸者，曾作为中华古文明重要标志之一的丝绸，衰而不失传，至今仍作为一种名贵的衣料，行销于国内外，享誉全球。（原载台湾《历史月刊》第39期）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3个回答 2023-03-17
在唐代，人们用铜制成手炉。手炉呈椭圆形，里边放火或尚有余热的灶灰，炉外加罩，可以放在袖子里面暖手。脚炉比手炉要大，可放在脚下暖足。此外，还有暖足瓶，俗称汤婆子，里边灌上热水，晚上放在被窝里；在秦朝，能工巧匠们将宫殿的墙壁砌成空心夹墙，俗称“火墙”，通热入墙即可取暖，比如秦代咸阳宫遗址的火墙结构就非常出名；人类最早用来保暖的“冬装”，应该是兽皮。人们用兽皮制成简单的衣物遮盖身体，御寒保暖，这也奠定了动物皮毛在人类保暖史上不可取代的地位。
现代人御寒保暖的方法很多，室内有暖气、空调，室外棉衣、保暖衣、羽绒服保暖，暖暖活活的过冬天。
脚离心脏最远，血液供应慢而少，皮下脂肪层较薄，保暖性较差，一旦受寒，会反射性地引起呼吸道黏膜毛细血管收缩，使抗病能力下降，导致上呼吸道感染，因此，数九严寒脚部的保暖尤应加强。
现代人御寒保暖的方法很多，室内有暖气、空调，室外棉衣、保暖衣、羽绒服保暖，暖暖活活的过冬天。
脚离心脏最远，血液供应慢而少，皮下脂肪层较薄，保暖性较差，一旦受寒，会反射性地引起呼吸道黏膜毛细血管收缩，使抗病能力下降，导致上呼吸道感染，因此，数九严寒脚部的保暖尤应加强。
第4个回答 2011-05-18
棉袄棉裤保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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