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
对于30年代大危机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迄今一般说来,人们并无异见。但是，是哪些因素导致大危机的爆发，特别是它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有无联系,这场浩劫能否避免，这些看法见仁见智，特别是80年后的今天，新的疑虑和旧的疑团，又都一并提了出来。
这是一次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其原因:“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这个基本矛盾的表现, 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千百万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需要指出,
所以造成30年代大危机尤为严重的加剧原因, 与各国政府的国内政策中的失误和国际协调不力有关。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迅速发展中忽视了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 政府没有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调整。在某种意义上, 这次大危机的恶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世界潜在经济问题和自由放任政策恶性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各国政府的政策负有主要的责任。
这次生产过剩危机美国所受的影响所以最为严重，是由于：
A，长达60多年的经济迅速发展和相对稳定时期刺激生产发展因素的逐步消失;
B，固定资本大规模极盛时期也已结束;
C，长期以来盲目投资造成的比例失调带来了严重恶果;
D，严重的信贷危机使20年代盛行的分期付款的办法失灵;
E，农业的长期性慢性危机加深了工业危机;
F，企业开工不足, 失业大军的长期存在,使国内市场更加缩小;
G，信用危机加深了工农业危机;
H，高关税政策使世界市场愈来愈小。
I，特别是胡佛政府在危机蔓延下,仍然坚持不合时宜的自由放任政策, 加剧了危机的恶化。
但是这一时期同时存在如前面提到的潜在危机，胡佛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对潜在危机置若罔闻造成了恶果。
30年代大危机使当时很多人不知所措，惶惶不可终日。恐惧感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想不到”是极大多数人的反映。
美国记者威廉·曼彻斯特说:“人民虽然身受其害,却都不懂得什么在作祟”。同情胡佛的专栏评述家沃尔特·李普曼在1932年评论说:“或许，在人类知识的现阶段,我们尚未具备理解这样一种大规模新型危机的条件，而这或许就是我们的政治、金融和工业领袖们在这一问题上失败的原因。有谁预见到了整个危机并预告了它的进程？据我所知并无一人”。“有人说,这是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它也是一次人类理解能力的危机”。 (《1931-1932年情势的解释》，纽约,1933年,英文版,转自黄德禄、黄安年编译：《19197-1939年的美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7页)
有影响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一书也说:“在1929-1933年，人们发现对于这个巨大经济机器,企业领导人并不了解,也无法控制”。该书还说:“在崩溃的最初几个月,难以理解的是，就在不久以前,乐观主义者还曾经相信,‘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步伐朝着以前认为不可能的繁荣水平前进’，有时还预言繁荣将是永久的”。
有关这类评论,我们还可以引述美国经济学家R·L·海尔布鲁克和保罗·萨缪尔森的评论。前者说:“姑且不论,最后的结局是否无可避免，至少在当时是没有人看出这种结局的。”后者则认为“还在1929年,仅在那次股票市场的大崩溃以前，专家们把美国说成处于永久繁荣之中的‘新时代’。上帝对那些过分骄傲的人实施了报复。”
显然美国总统胡佛对于大危机前的潜在危机也是毫不在意的，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危机更无思想准备。在一个不短的时间里，他否认危机的存在和严重，确信传统自由放任政策可以帮助美国安度困境, 而不必采取强有力的反危机措施。他一直持乐观的观望态度和视而不见的驼鸟政策。
他认为1929年的股市崩溃“只是一件孤立事件。”，说什么“对美国经济的前途,或对美国企业经营能力哪怕有丝毫的不信任，都是蠢事。”他把大危机看成“一种心理现象”，并用“萧条”一词代之以“恐慌”或“危机”，说这样不至于“那么吓人”。
他说:“不景气现象一定会让位于商业兴旺利润堆积如山的新时代。”并强调“这场危机的主要因素现在是存在于美国之外”。
1932年初,胡佛的财政部长、垄断资本巨头梅隆也说:“我不相信我们有什么秘诀或灵符能补救我们所受的灾害。我也不相信我们的社会制度在基本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可以说,在当时美国和西方政界、经济界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在1929年秋季或突然爆发大危机,更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弊端。随着危机的持续恶化，他们由不承认、不理解发展到寻求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解释。
应当强调当时的舆论导向严重阻碍着人们对潜在危机的蔓延和大危机爆发的思想准备。许多人鼓吹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永久繁荣”阶段,“已经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美国不再有什么经济危机了。”前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在告别词中还说:“从来没有一个美国的国会开会时曾经看到比今天更为可爱的景象了。”胡佛总统在就职演说时也炫耀：“我们美国人民已经临近最后征服贫困了,这是国家的历史中所没有的”“美国已经达到了历史上最舒适的程度。” （《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从华盛顿到尼克松》，美国政府出版署，华盛顿特区,1974年英文版，第226页）
在竞选演说中,胡佛还一再宣称：“我们今天比任何国家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更接近于取得消灭贫困的最后时刻。” （《美国总统候选人竞选演说，1929-1972》,1974年英文版，第33页）
胡佛在1928年10月22日关于靠奋斗的个人主义哲学的著名演说中强调他的“美国制度中”个人主义精神,他说:“即便是政府管理企业能够提高而不是降低效率，我们对它的根本反对态度将依然如故和不会减轻的。因为它将破坏政治平等，它将增加而不是减少滥用职权和贪污腐化的现象。它将窒息创造发明精神.她将损害领导能力的发展.她将束缚和削弱我们人民的精神力量,它将消灭平等和机会,它将耗尽自由和平等的精神。主要由于这些理由，政府管理必须受到限制。” （《新时期，赫伯特·胡佛竞选演说集》，第149页，转自亨利·康玛杰编：《美国历史文选》，新泽西,1973年英文版，第224页）
美国共产党内的洛夫斯东集团也鼓吹美国例外论,说什么：美国是特殊的资本主义,它的核心是健全的,美国以进入了“永久的繁荣”时代,“胡佛时代是美国的维多利亚时代”，美国没有经济危机的前景。
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是信奉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主义。持这种经济思想的人欣赏市场的自由调节而不需政府的强力干预，认为主要通过政府的自由竞争、自由放任政策就可以自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度过经济困境。他们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是“理想社会”，一旦国家强力干预经济生活,只能使这个社会变坏,而不能使他变得更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显然不可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危机。他们否认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并武断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可以应对任何经济周期的影响。胡佛的危机观正是这一思潮在30年代的典型代表。
我们再来看看大危机开始后胡佛政府的态度:
1929年12月12日, 危机形势急剧恶化，胡佛则发表声明说: 美国经济形势已经“回归正常”、“基本上是好的”。
1930年3月,他又宣布:“失业的最恶劣的影响将在60天内消失”。
1930年5月2日,胡佛向国人宣布“我确信我们已走过了最险恶的一段”。
1930年7月,胡佛对一些工商业代表来到白宫要求政府采取挽救危机的紧急措施时说:“先生们, 你们迟来了六个礼拜, 危机现在过去了”。
1930年12月2日,他在国情咨文中宣称:“几个月前, 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复兴”。
胡佛在1929年12月3日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 强调联邦政府还是少管闲事为好。
1930年12月2日胡佛在第二个国情咨文中说:“经济不景气的问题是绝不能用立法的行动或行政的声明来解决的。”
1931年12月8日, 胡佛在第三个国情咨文中说:“联邦政府应最少最少地介入经济领域”“即使介入也是暂时的和迫不得已的。”。9 《美国总统咨文汇编》,1974年英文版，第3卷,第2785-2788页0
1932年胡佛在竞选连任的演说中宣称:“我国今后100百年往那里走,关键在于恪守美国传统, 而不是乱搞什么新花样。”
1932年12月6日, 胡佛在第四个国情咨文中又说:联邦政府“只能扮演一个规范性的角色,而不能成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参加者。”（《美国总统咨文汇编》,1974年英文版，第3卷,第2068页）
同年8月11日,胡佛在接受提名总统候选人演说中又一再宣称由联邦政府来干预经济是与美国制度的传统相抵触的。（《赫伯特·胡佛政府文献实录》，1963年英文版,，第504页）
可见,在胡佛政府坚持自由放任主义哲学和反对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思想指导下,不可能对经济过热中的潜在危机给予高度注视,并采取相应防止的对策,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对于这些,沃尔特·李普曼在1935年评论说:“当大危机爆发时,几乎没有什么人对胡佛政府的个人主义传统或限制政府权力的主张提出什么批评。” （杰克·布利斯克维尔编:《美国经济和企业史观》，佐治亚州立大学,1985年英文版，第387页）还有人评论说”“当时人们确信胡佛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的政策,人们把胡佛不可更改的自由放任政策奉若神明。”（吉尔伯特·伯克,查尔斯·西尔伯曼：《为什么危机这样久》，转自《美国经济和企业史观》，佐治亚州立大学,1985年英文版，第402页）
参考资料：bai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