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成果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可谓一批珍贵的学术遗产。在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时代背景之下，对这批学术财富进行现时的解读既是历史的呼唤也是现实社会的需要。李景汉、陶孟和、晏阳初、杨开道、陈翰笙、孙本文、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为我们所熟知，但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乔启明也是一位不能不被提及和重视的农村社会学家。此论断起因：一是乔启明凭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立足中国农村社会，不仅为当时农村问题甚至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后人留下了大量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和自己所构建的农村社会学理论；二是中国社会学界对老一辈社会学家珍贵遗产的研究力度和深度明显滞后于现实社会发展的内需，忽视过多解读过少。鉴于此，本文试图对乔启明农村社会学思想观点作一系统的论述，同时也期望着能对解决当今“三农”问题寻觅出一些切实可行的路径来。
乔启明，字映东，1897年12月28日出生于山西省猗氏（今临猗）县太候村。早年入运城河东书院学习，毕业后考入山西大学预科，因学习成绩优异，由山西省政府以公费保送到当时的南京金陵大学（今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学习深造。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是1921年美籍教授卜凯（J. L. Buck）创建，为我国最早的农业经济教学和研究机构。1924年夏乔启明毕业后留校任教，是参加该系工作的第四人。乔启明少年时期生活在我国北方农村，亲眼目睹了乡村人口众多，耕地狭小；近亲缔姻，早婚多育；广大村民迷信鬼神，缺乏娱乐；对农民生活贫困、农村文化落后、农业经济萧条等现象感触甚深。因此在金陵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一直致力于农村社会、农村组织、租佃制度和农村人口等问题的调查与研究。
1925年，乔启明对江苏省昆山县、南通县及安徽宿县的农村租佃制度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 ，并写出了《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租佃制度调查报告》一书，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1931—1932年，乔启明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国。之后乔启明担任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为中国农业经济学界培养了不少人才。1937年3月1日，由美国洛氏基金捐款资助，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主持并被列为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研究项目之一的中国土地利用状况的调查报告《中国土地利用》一书完成。乔启明在这项“为就人地关系剖析我国土地利用实况之空前巨著”中主要担任了人口及生命统计调查主任及翻译工作。1942年以后，乔启明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推广和农业金融事业的实践方面，在安徽和县乌江镇、四川温江、江苏南京燕子矶、秣陵关等地创办乡村建设实验区和农业推广示范区，还积极在抗战后方的一些省份建立了以乡农会为基层组织的农业推广实验县。他主张借助农业贷款、组织农会，建立产销合作，推广农业科技等途径来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村文化。乔启明力求把农村建设的各个方面紧密联系起来，互相促进，取得了综合性效果，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此外，乔启明在人口与生命统计研究方面，负责主持江苏省江宁县淳化镇、江阴县肖歧镇和安徽省和县乌江镇、山西清源县以及豫、皖、苏、陕四省8县11个地区等四次农家人口和社会调查，调查抽样少者百余户多至五千余户。这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丰富了乔启明本人讲授的乡村社会学和农村组织学理论，也成了他理论专著中的重要论据。
1945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乔启明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农业金融管理局副局长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8年，乔启明调任山西农业学院副院长，协助他的同学王绶院长主持院务。另外，他历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人民政府第六届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太原分社主任委员等职。
“文革”期间，乔启明多次受到迫害，加上生活孤独，1970年与世长辞，享年73岁。乔启明一生主要论著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1946）；《中国人口与粮食问题》（1941，与蒋杰合著）；《农业推广论文集》（1941）；《江苏昆三、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比较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1926）；《农村社会调查》（1928）；《中国农村人口之结构及其消失》（1935）；《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1928）；《山西人口问题的分析研究》（1923）；《山西清源县143农家人口调查之研究》（1932）；《Rural Population And Vital Statistics For Selected Area Of China》（1931—1932）。
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的传入是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与需求紧密相关的。20世纪20—30年代前后随着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各种思想流派兴起，社会学者的队伍基本形成并成立了诸多教学与研究机构，广泛开展了社会调查与研究，逐步走上了与中国社会现实密切相结合的实证社会学道路。一般而言，20世纪30—40年代为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繁荣时期，西方社会学理论随着海外留学生的归来与本土化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得到了比较完整系统的介绍与吸收，尤其是各分支社会学的研究与对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专门研究已渐趋形成。这一时期实证社会学研究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和视野探索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并进行了不同社会改造路向的实验。
从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随着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经济的大范围萧条尤其是农村经济的全面破产，滋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心的社会学者，纷纷就自己的所学为改造中国社会的衰落景象进行了大胆的不同程度的探索性研究和实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社会，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各界学人志士对中国社会现实理性把握后研究路径的具体转向。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经济的好坏对整个国民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20世纪前半叶，农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败,土地高度集中、农产价格低落、农民购买力锐减、地价下跌耕地荒芜、农村生产萎缩、农民生活困苦，还有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和死亡。总而言之，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掠夺和天灾人祸的无情打击，是造成20世纪前期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出现严重衰落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导致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各界探索不同社会改造路径研究的最深刻的历史根源。“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600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郑大华，2000，前言）“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有的试图先有改进农村的理想和计划，而后找一合适的农村区域，作为实验的场所。如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办的邹平、菏泽乡村实验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办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燕京大学主办的清河实验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和第三区专员公署主办的十县乡村建设实验乡，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徐公桥乡村改进会等。还有的在一区域里进行某项农村改进事宜，如乌江的农业推广事业，北碚峡防务团等等。”（杨雅彬，2001，238—239）我们可以想见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仁人志士们为中国寻求生路的宏伟壮举、坚强的毅力和不懈地创造。
在同一历史时期，乔启明对中国农村社会状况尤其是人口与生命统计方面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实证性调查与研究。例如他根据1926—1928年对山西清原县143农家的调查事实写了《山西清原县一百四十三农家人口调查之研究》一文。此文对清原县农村社会的家长同居的亲属关系、家庭与田场大小之比较、人口年龄的分配、性比率、生产率死亡率及婚嫁率、结婚年龄、在外家属和同居家属及其职业等问题进行了翔实的论述，并运用了大量的图表做相互的比较分析。在论述143农家的性比率时，他指出“每女子百人中，就有男子119.0人，此种事实，在山西是三件事造成的，即生理方面，男子生产的数目，是比女子为高，女子为社会所轻视，有较大的死亡，及溺女之风甚炽的原故。”（乔启明，1932，280）另外乔启明对清原县农村早婚现象的原因及其后果的分析对于解决当今农村相关的社会问题仍有着借鉴作用。农村早婚固然是一种风俗的致使，但风俗的构成是与乡村的社会事实密切关联的，其中主要的因素就在于山西农村的女子过少，男子成婚遂成了难题，女子实质上成了一种交易的货品，“虽出高价，亦不易得，故女子至可出嫁之年龄，多数即行出嫁，该处女子早婚之风，实因女子过少所致。……所以形成一种女子未及成年即行出嫁，男子反多老而未娶的恶俗。此种特殊社会情形对于生理健康、社会罪恶及社会治安之不无影响。”（乔启明，1932，290）针对当时学界关于中国人口的增减问题及其对策的争论，乔启明写了《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一文。文章以1924年、1925年关于安徽河南江苏山西四省11县镇的人口调查材料为基础写成，前后为期一年共调查了四千二百一十六农家，统计人口达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它以具体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详细地论述了乡村人口以及与其相关的重要问题，如亲属关系、人口增加与年龄分配等，有力地驳斥了“当时国内一班学者，多信中国近年的人口不但没有增加，甚且还有减少。同时还主张中国人口应鼓励增加。”（乔启明，1928，12）的空想臆断的观点。乔启明的人口问题研究采取了一种动态的研究方法，不仅注重人口的变迁、过剩与人口密度等问题，更为重视的是与人口变迁相关的性别年龄、婚姻家庭、亲属制度、土地利用等问题。并且从治标和治本两个层次为解决中国人口过剩问题及由其所滋生的社会问题提供了路径：治标方面可以从移民、提倡实业、增加生产等方面来调剂人口问题；治本方面就是实行迟婚节育。
乔启明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一书的自序中曾明确地指出，本书是他在金陵大学农学院授课时的讲义，原稿内容，历年得以迭加修正补充，并以学说原理为经，以中国农村实际调查资料之研究分析为纬，纯以客观态度与科学方法，解剖中国农村社会及经济的结构，藉以透析农村社会经济全盘的实况。所有图表数字，多经作者亲自考察，或专门调查。尽管抗战以后的材料与数字较少，一旦可引用者，作者便随时搜集补入，务期其详确可靠，便于国内青年学子尤其从事农村工作者和一般读者对农村社会学理论有一明白概念，而对于整个中国农村社会经济问题之现状、症结与改进方案或解决之途径，能有正确深切的认识。鉴于当时战事频仍，政治动荡不安，农村凋敝，加上乡村建设运动方兴未艾，乔启明把自己多年潜心调查与研究的成果付之于众，无疑是对现实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理性关怀和学术积累。“盖吾国幅员辽阔，农情互殊，而全国各地农业内含之实况，迄今无整个可靠的调查，经科学分析之资料，可资依据。如盲人摸象，以一部而误全体，不免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讥。著者根据各地实际调查资料之整理，与多年考察研究之所得，尝以为我国农村社会经济衰弱不振之原因，固属多端，而人口、土地与文化三者之失调，实为针血之所在。”（乔启明，1946，1）通过研读此书，可以发现乔启明处处都是以当时所调查掌握的社会事实说话，全书没有空谈臆说之辞；另外他还搜集了大量的国外数据资料作为比较分析研究的论据。因此，笔者认为该著作实属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一部完备、翔实、切合农村社会经济现实问题的农村社会学专著，是乡村建设运动中少见的本土化调查事实与理论分析的佳作。
三
可以说《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堪称乔启明学术思想的代表作。该书强调经济（土地）、人口、文化三者协调发展在农村社会中的重要性，着重于以国内调查的事实为根据，并结合作者所倡导的农村社会经济改良实践进行系统地论述，与一般的乡村社会学理论有着明显的差异。
全书共分6编19章，包括：总论1章（农村社会与农村社会经济学）；人口基础4章（农村人口数量分布，农村人口组合，农村人口消长，农村人口迁徙）；经济（土地）基础4章（自然环境，土地面积，土地利用，农佃制度）；文化基础6章（农村家庭，农村教育，农村卫生，农业技术，农村娱乐，农村宗教）；农民生活2章（农民生活程度，食物营养）；农村组织2章（农村组织，农村组织与建设）。乔启明认为，我国农民生活程度之低于一般水准，农村社会病态之层出无穷，莫不与人口、土地和文化三者的失调密切相关。在此论断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改良方案即要探求富国裕民之道，宜先使人口、土地与文化三者，得其调剂，相辅相成，合理发展，才能使农村社会问题得以彻底的解决。具体而言，在治标方面，应谋土地利用之改良，以增加农业生产，不致发生粮食问题，进一步即可谋教育之普及，卫生之讲求及文化之发展；至于治本方面，他认为国家应确立一个系统合理的人口政策即适应世界潮流，针对本国国情需要，实行迟婚节育，以期改良人口品质，并保持一适度的人口，不致发生人口过剩问题。“此种工作，端绪纷繁，关系綦重，其进行也，固需仰恃政府之倡导与执行，而以农民人数占全国人口最大成分，实尤赖于农民组织之健全推动，自力完成。故农民组织之促进，及农民训练之实施，亦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善演进过程中之重要任务也。”（乔启明，1946，1）上述内容实质上也是该书的立论主线，即使这些言论是乔启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构建的 ，但它对于解决当今日趋突出的“三农”问题及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仍有着不可低估的借鉴作用。
乔启明在该书的总论中认为农村社会（Rural Community）为农村社区较为确当。普通所谓社会，乃是一种比较抽象和概括的名称，系指人类社群（Social Group），不仅为人类的集合，还包括文化、经济及组织等基础。至于社区，则比较具体实在，属于微观的可以具体把握的范式。因此社区者，社会也；而社会者，未必皆为社区也。实际上社会不含地域观念，它仅代表具有交互作用与共同关系和表现交互与共同行为的一群人，于是一国之中，此处的人可与彼处的人结成社会，甚至是不同国籍的人亦可结成社会。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同时隶属于数个社会，但他只能属于一个社区；所以社区之特质，一在有共同的地理区域，二在有共同的生产活动。虽居住于某社区的人，未必均为该社区的分子，但既为该社区的分子，即必须参加该社区的共同生活。“由此可知，社区含有永久性、自然性及地方性，而一般社会学家遂亦不承认社区为近代社会组织中基本的社会单位。农村社会是普通社会的一方面或一部分，是以地理与生活上的特点而分别的一种农村社区。故农村社区与农村社会实二而一者。”（乔启明，1946，10）这种研究范式的逻辑论证对于建构基本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乔启明对自己理论架构的基本范式即农村社会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农村社会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农村社会内的经济因素，但以非经济因素，如农村宗教、娱乐、教育等，皆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村人口的经济行为，亦在研究之列。因此，农村社会经济学得解释为研究农村社会内农村人口经济及非经济的共同行为的科学。其范围应包括人口、土地、文化、农民生活及农村组织五项”。（乔启明，1946，5）可以看出，在乔启明农村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农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具有三大基础，缺一不可。第一为人口，有人口始有农村社会。人口为农村社会的组织成员，并为文化与财富的生产者。第二为土地，无土地则人口根本无处生存。土地是农村社会中最基本的生存依赖，人类衣食住行的一切需要，莫不靠其源源生产与供给，所以土地是最重要的经济生产要素。第三为文化，农村社会仅有人口与土地，而无文化，则社会停滞，仍不能进步。因为文化不仅能改良人口品质，而且能增加土地生产，更为提高农民生活程度之工具。文化作为一区域社会的重要基础，可以综合地映射出本区域社会中人口的优劣、土地生产的多寡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高低。
乔启明先生亲历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农村社会衰败的景象，不过在分析此种境况的原因时他从组成社会的各个具体要素入手，认为中国农村社会所发生畸形状态的病因系由于“其组织要素失其平衡”。比如在人口方面，我国农村人口已达到过剩的阶段。所以“目前国家一切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人口过剩，亦多直接之关系。长此推演，允宜着眼久远，注意品质，对于人口增殖，酌采取限制政策。”（乔启明，1946，41）早在20世纪20年代，乔启明就在他所作的多次人口与生命统计调查研究中，从我国人口增加的现实状况出发论述了伴随着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所带来的灾难。在这一专著中他大量引用了静态和动态的人口统计资料，从我国农村人口的数量与分布、组合、消长、迁徙等方面论证了我国农村人口数量过剩与质量低落的问题，提出了标本兼治的控制人口无限孳生的措施。例如提倡工商业，减少农业吸引人口的力量，以转移农村剩余人口，以及普及乡村教育以提高人口质量等等的学术观点，都是当时切中时弊之论，现在看来亦颇有价值。
书中关于土地（经济）基础的论述，也是以乔启明多年对我国农村的自然环境、土地面积、土地利用和租佃制度进行实证性调查研究所获取的事实资料作论据的。鉴于当时国内人口的压力、外来经济的侵略以及战事和灾害的不断致使广大农村日益凋敝衰落，农民渐趋贫困的境况，乔启明主张要进行国民经济建设，富国裕民，最为关键的就是使人口与土地得以调剂，以促进文化，发展工业。他对农民旦暮从事于田野，辛勤劳作而无所得，其社会地位低落，经济状况恶劣，尤以佃农为甚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并认为农村租佃制度的存在，不仅使地权分配难以平均，而且有碍于土地的充分利用。于是他主张改革农村佃制，如限定租额，保护佃权等。另外，乔启明还提出流通金融，推行垦殖，保护和创设自耕农，亦属于改善租佃制度的重要工作。他注重于在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诸因子方面，“首在调整土地利用，去除经济利用的一切障碍；次在藏变作物制度，改良农业技术。人谋地藏，地利自尽”。（乔启明，1946，229）
乔启明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一书中还从农村组织方面就新农村的建设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虽说农民生活水平低下是人口与土地失调，文化落后等因素所导致的，但是，农村社会组织的缺乏也是一主要原因。他目睹了当时我国农民思想散漫，只知道耕田而食，织布而衣，不知道注重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于是农民个人生活既无从改进，社会事业也难以推行。所以今后要想促进农村文化，使人口与土地得其调剂，改造农村社会，以建设新农村，应积极地致力于农村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乔启明从农村组织的意义、功能、性质、种类、原则、单位、困难以及乡村建设与农村组织的关系、农会等角度论证了农村组织在农村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他认为新乡村建设必须基于农民自身的力量，方可取得成功。而农民力量的显现，则需借助于农村组织即农会，再以整个农村改进为目标，于此作为重心来进行乡村建设运动。“如此则农事研究，农业行政，农民组织三者可以呵成一气，共同推进乡村建设事业。更有进者，在此种联系协调关系之下，政府既可以有限财力，实施农村社会改进政策，农民亦能以其本身团结力量，举办经济事业，改良土地利用，发展社会文化，增进人口品质，使人口、土地与文化三者得其调剂，以谋整个农村生活之改善，农村社会经济之发展。”（乔启明，1946，451）
当然，乔启明在其著作中还有就文化基础、农民生活等内容的详细论述，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进行阐释，笔者仅从经济、人口、农村组织等方面作了概要性的介绍，如能唤起学界对中国老一代社会学家宝贵遗产的重视和反观，无论对于前人还是后人，甚或周遭的社会事实，都应该是一笔不容遗忘的财富。
现今“三农”问题已成了中国社会问题的焦点、热点，新乡村建设运动，村民自治的进程，农村税费改革，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农民土地维权行为和农民负担问题等现时的社会问题，或许老一辈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能为我们寻求解决的途径提供一些更为切实的见解和价值，因为他们宝贵的学术遗产是扎根在黄土地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