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不仅是一个审理案件的法官，也是一个法律的制定者。皋陶关于五刑的制定，可以从《尚书尧典》和《皋陶谟》中得到考证，即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从各种历史典籍看，皋陶不仅是最早的一位法官，在他之前，也没有人作过刑法以及根据刑法来判案。皋陶刑法开创了中国系统化和制度化的刑法之端，就连后来的“禹刑”、“汤刑”和“吕刑”也是从皋陶之刑发展演化而来。
然而，皋陶也认识到，法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为了减罪而非惩恶。皋陶在重视刑法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德政”。皋陶在位时，曾辅助尧舜禹大力推行“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求得社会和谐，天下大治。此外，他还认为，君主和群臣的修身治国应当由上而下、由己及人推展开来，为官者要具备三、六、九德，以三德要求卿大夫，以六德要求诸侯，而以九德要求天子。
皋陶关于“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主张，与今天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理念无疑是异曲同工的，皋陶的司法活动与法律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皋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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