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虽然讲述的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许多类似情况却往往还会在大家身边不断重现，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很多问题都能在历史事件中找到最佳答案，因此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句话毫不夸张。
不过许多人都知道，史书上的很多资料都是真真假假，尤其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更是让后人难辨是非。正所谓“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个历史人物的白与黑，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书写史书的那批人决定的。
许多人在谈到历史的时候，往往喜欢以正史中的资料作为依据。与野史相比，以官方名义编著的正史确实更加权威，更具可信度。那么正史说的都是对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正史中夹带私货的情况比比皆是，下面夜读史书就来举几个《宋史》中的例子。
三朝贤相的真面目
韩琦是宋朝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贤相。他历仕三朝，官至宰相，宋神宗为他御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碑，宋徽宗追封他为魏郡王。《宋史》中评价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卒安社稷，人服其量”。然而翻遍宋朝历史文献，却很难找出韩琦有什么过硬的功绩。抵御西夏却以失败告终，庆历新政他只是众多参与者中的一个，真正算得上政绩的只有在地方治理期间成绩尚且不错，但这与三朝贤相的名号比起来，那就实在是太不匹配了。
那么韩琦为什么会在宋朝历史上拥有这么高的地位呢？秘诀就是他在宋仁宗没儿子可继承皇位的情况下站准了队伍，拥立宋英宗（宋仁宗堂侄）为帝，将原本与皇位无缘的濮王一脉拉上了皇帝宝座，这才是韩琦的真正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韩琦家族世代为官，到他这一代达到顶峰。他在家乡的田庄大到看不见边际，在他家打工的农民不计其数，连岳飞早年都曾是韩家的雇农。虽然我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韩琦有什么贪赃枉法的事情。但从常理推断，宋朝公务员的工资收入再高恐怕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
晚年的韩琦坚决抵制“王安石变法”，原因很简单，因为变法的核心原则是：济贫困、抑兼并。说得通俗点就是，牺牲权贵阶层的部分利益，让底层百姓能得到更多实惠。韩琦不想舍弃自己的利益，所以便腆着老脸一次次地给皇帝上书陈述变法的种种不是。“三朝贤相”真不知贤在何处。
大宋名臣的“獠牙”
《宋史》中类似韩琦这样的“名臣”还为数不少，比如韩琦的同僚文彦博。文彦博历仕三朝，出将入相五十余年，他一生的最大功绩是率军平定贝州王则起义。晚年时期的文彦博闲居洛阳的超大型豪宅中养老，文府内亭台楼阁，山景水榭一应俱全。虽然规模比不上开封府的皇宫，但布局的精巧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来文彦博看到“王安石变法”危及到了他们这些权贵阶层的利益，于是便和韩琦一样去游说皇帝。他对宋神宗说：“官家，您要知道，您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不是与百姓共治天下！”一句话就怼得宋神宗哑口无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对这些名臣们来说都非常熟悉，可是他们造福百姓的前提却是不能影响到自己的丝毫利益，否则便会露出凶狠的“獠牙”。如此“名臣”治国，难怪宋朝连个小小的西夏都搞不定。
他是奸臣？
上面列举了两个“名臣”，下面再来说说《宋史》中一个著名的“奸臣”是什么样的，他的名字叫章惇。
章惇是《宋史》中的铁杆奸臣，排在《奸臣传》的第一梯队。那么章惇究竟干了哪些丧尽天良的事情呢？夜读史书就来列举几件。第一，他是“王安石变法”的极力拥护者，新党（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大臣）核心成员；第二，他在拜相执政后发动了对西北的军事行动，征服青唐吐蕃，剿灭西夏主力，拓边千里；第三，他在治理黄河、改革官制等方面都卓有成效；第四，他对旧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大臣）展开清算；第五，他反对端王（宋徽宗）继承皇位。
什么？这样的人会是奸臣？是的，这就是《宋史》上排名第一梯队的铁杆奸臣。一生功勋卓著，晚年贬死湖州。绍兴五年（1135年），宋高宗下令章惇“子孙不得仕于朝”、“诏下，海内称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