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10-18
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朗文出版社，1988）的分类法，现代汉语方言第一层次分为十大方言，即官话、晋语、吴语、徽语、闽语、粤语、湘语、赣语、客家话和平话。对其中晋语和平话在方言系属上的地位，还是有争论的，反对者的意见认为，晋语是官话的次方言，而平话是粤语的次方言。先简略地谈谈汉语各大方言是如何形成的。
1）．吴语
据《史记�6�1吴太伯世家》，周太王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让贤，南奔至今江苏无锡、苏州一带。这是见于史籍的第一批移民吴地的北方汉人，他们带来的是三千年前渭水流域的汉语。吴语作为一种独立的方言，在《世说新语》、《颜氏家训》等南北朝时代的文献里，已经有明确的记载。吴语在地理上是从北向南扩发展的，最初形成于无锡苏州一带，然后扩散到浙北的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继而进入浙江中部、南部和西南部。历史上北方汉人移居吴语区有三次大浪潮：第一次在三国时代，孙吴时代对江南的开发和经营吸引了大批北方移民；第二次在两晋之交，北方人不仅因战乱逃难，大量移入江南的宁镇地区，而且越过钱塘江，深入到浙东；第三次是在两宋之交，北方移民不仅造成后世的杭州方言岛，而且继续大批南下，在浙南的温州地区定居。历代北方移民带来的方言与吴语区原住居民的方言相融合，逐渐形成现代吴语。
2）．湘语
先秦诸子、汉扬雄《方言》、汉许慎《说文解字》和晋郭璞《方言注》屡次提到楚语，楚语的使用地域：荆楚、南楚、东楚、荆汝江湘、江湘九嶷等。这些地方相当于今湖南、湖北。楚语在晋代以前的汉语方言中是非常突出的。据《世说新语》豪爽篇和轻诋篇的有关记载，对于当时的北方人来说，楚语的可懂度很差，听起来像鸟鸣，不知所云。古湘语的最早源头应该是古楚语，但是因受历代尤其是中唐北方移民带来的北方话的冲击，现代长沙一带的湘语，反而跟官话接近起来，较古老的湘语特征应保留在南片湘语中。
3）．赣语、客家话
赣方言和客方言的核心地区在江西以及与之邻接的闽东和粤北。今江西一带在汉扬雄《方言》、汉许慎《说文解字》和晋郭璞《方言注》里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方言地名出现过，其地在《方言》中包含在“南楚”或“吴越扬”之中，在《说文解字》中包含在“吴楚”之中，在《方言注》中包含在“江南”之中。可见其地独立的方言特征并不显著。古江西在地理上被称为“吴头楚尾”，在赣语和客家话形成以前，古江西方言可能是一种兼有吴语和湘语特征的混合型方言。唐初大量北方移民进入赣北鄱阳湖平原。这些移民的方言和古江西方言接触形成最原始的赣语。中唐和晚唐陆续到来的北方移民，从赣北深入到赣中和赣南，赣语进一步得到发展。北方来的客家人起初定居在赣语区，于宋元之际西移至闽西和粤北。他们原来所使用的赣语与赣东南、闽西和粤北的土著方言相交融，于元明之际，形成客家方言。
4）．粤语
据《淮南子》，秦略扬越，出兵五十万，越平，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东汉初马援出征南越，其士卒多留越不归。又据《通鉴》载，东汉末士燮为交趾太守，兄弟雄踞两粤，中国人士多往归之。宋代因北方辽金的侵袭，大量汉人南下广东避难。这些新来的移民被称为客户。据《北宋元丰九域志》载，客户占广东总人口的39%。看来正是宋代的移民带来的北方方言最后奠定现代粤语的基础。宋代朱熹《朱子语类》一百三十八云：“四方声音多讹，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这说明宋代的粤语语音比较符合当时中原的标准音。清代音韵学家陈澧《广州音说》云：“广州方音合乎隋唐韵书切语，为他方所不及者约有数端，余广州人也，请略言之。”他指出广州音有五条特征与切韵音相合，如四声皆分清浊、咸摄韵尾不与山摄混读等。所言甚是。看起来正是宋代的移民带来的北方方言最后奠定现代粤语的基础。
第2个回答 2013-10-18
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跟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息息相关，只有密切联系汉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才有可能了解汉语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具体过程。
相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朝为三千，西周初期还分封八百诸侯,那时候汉语及其方言的情况到底如何,因史料很少难以具体论述。但中国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汉语的方言差别已可以从先秦古籍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左传·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这段记载说明当时黄河东西的汉语方言已有差异。《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谓戴不胜曰：‘...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这里说到齐语、楚语，表明在公元前3、4世纪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北方的汉语方言跟南方的汉语方言已有相当显著的差异。
秦始皇消灭了各诸侯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帝国,实行"书同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这种规定标准字体、使汉字定型化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方言的发展，但方言的分歧还是明显地存在，这在后来西汉扬雄所著《□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一书中反映得十分清楚。《方言》是一本各地方言比较词汇集，所收词语按通行情况大体可分4类：①通语,是各地普遍通行的；②某地某地间通语，通行区域较广的；③某地语,通行区域较窄的;④古今语（或古雅之别语），是冷僻古语之残留，通行区域很窄。现代学者根据《方言》所称引的地名进行分合，得西汉方言区13个：秦晋、郑韩周、梁和西楚、齐鲁、赵魏之西北、魏卫宋、陈郑之东郊和楚之中部、东齐与徐、吴扬越、楚(荆楚)、南楚、西秦、燕代。从中可以看出西汉汉语方言分布的大体情形。《方言》一书所反映的汉语方言分布的情况是汉语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所造成的。
根据古书记载,在秦汉以前的上古时代,汉语方言除了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方话以外， 吴方言、粤方言、湘方言也可能已经在东南地区内逐渐形成。《汉书·地理志》注说："自交趾(今越南北部和广东、广西大部)至会稽（今江苏长江以南、茅山以东和浙江大部）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百粤"即"百越"。从《史记》、《汉书》及《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书的记载，可知百越之地古代早就有汉人居住，但他们的来源地并不一致。在汉人跟汉人、汉人跟异族人长期接触的过程中，发生语言的互相影响和融合，逐渐地形成吴、粤、湘等方言。《吕氏春秋·贵直篇》引伍子胥的话说："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能......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这表明当时北方话的齐语跟南方话的吴语差别已经很大，而吴语、越(粤)语之间的差别倒还很小。《吴越春秋》里的渔父歌,写伍子胥由楚奔吴至江中遇渔父的故事。渔父所唱的吴歌，诗句结构接近楚辞，例如"日月照耀兮寝已驰，与子期兮芦之漪"；"日已夕兮,余心忧悲,月已迟兮，何以渡为，事寝急兮将奈何！"这个例子似乎表明春秋时代吴语跟楚语的差别并不大。扬雄《方言》多次提到"南楚江湘" ,有时也提到"荆汝江湘"和"江湘九嶷",今天湖南省境内的湘方言,或许在上古时期就已形成并从属于楚语这个南方大方言之内。周秦以后，汉人逐渐南下进入南粤（今广东、广西等地），作为交际工具的汉语，一方面由于山川阻隔，交通闭塞，跟北方汉语越来越疏远；另一方面由于民族杂居而引起语言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于是就逐渐形成了粤方言。
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封建社会，薄弱的经济基础使社会处于不够统一的状态，因而使汉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方话始终不能完全取代方言而实现汉语的高度统一。正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条件下，汉语方言一方面能保持自己的特点并不断发展，甚至由于各地方言的不同演变,造成新的方言分化;另一方面由于汉族和整个中国社会的统一，汉语方言又要服从自己所从属的汉语共同语的发展趋势而继续作为汉语的方言。因此，汉语的各大方言尽管分歧很大，仍是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而不是与共同语平行的不同语言。
汉语方言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是不间断的、渐变性的，然而现代汉语方言跟古代汉语方言的面貌已大不一样，如同现代汉语共同语的面貌有别于古代汉语共同语的面貌一样。事实上每一种汉语方言（无论是大的方言区或小的方言片）都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语言发展的大量事实表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汉语方言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向作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靠拢，普通话的口语和书面语的规范形式必将逐步取代各地的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