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起于1917年出生在宁波市北仑区新碶高塘田三洋，先后用名耀甫、士耀、立菌、烈钧、起。父亲从小替地主看牛，后来到上海当了商店职员，一家六口，生活艰难。但做父亲的还是认为需要让儿子读点书，学门技术，可以谋生。他把王起送进了本乡愈愚小学，后转高塘小学、灵山小学。王起学习勤奋，由四年级跳到六年级，五年小学毕了业。灵山小学是个有进步思想基础的学校，校长邬宝润和教员金锡昌（金如山）、毛尹、江圣泗、邱韵铎等都是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提倡民主和科学，启发学生爱国、反帝、反封建思想，引导学生进步。王起好学，尤喜阅读进步书籍，在少年时期就受到了革命启蒙教育，思想上不断滋长着对旧社会、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对苏联十月革命的向往和新中国的憧憬。1930年下半年，他13岁时到上海，先后在科学仪器馆附属厂和门市部当学徒，积极寻找和靠拢进步组织。1932年，参加了上海读书会，1931年和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三省，继而发动“一二·八”进攻上海的战争。王起因流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且又常阅读进步书刊，馆方借口说他是共产党，将他开除，由此，陷入了生活困境。1933年秋，16岁时在上海由灵山学校同学应书霆介绍加入了地下党外围组织“社会科学者联盟”（简称社联），1934年上半年，被选为“社联”西区委员。当年夏，调任东区（虹口）委员，由王翰领导，经常参加对积极分子教育、散发传单、写贴标语、节日游行、飞行集会等。1934年冬，“社联”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准备解散，并转入到半公开活动的“国难教育社”。此时，王起17岁，向领导人胡万选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后由胡万选、王翰先后谈话教育，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与郑伯克和张××编在一个小组，郑为小组长。入党后，由组织派往南市区工作，向群众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常深入工厂，接触工人，发动和参加罢工斗争，以“国难教育社”名义，多次参加社会科学的讲座，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以及节日的游行。193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游行，王起是“国难教育社”的游行指挥者。同年“九·一八”纪念日，党组织以反对妥协、要求抗日为主题的游行示威，发生流血事件，多人被打伤、被扣，王起也被邑庙警察局扣留，由于无证无供，次日即无条件释放。1937年8月初，在工作交接间隙，王起向党组织的领导人王东方请假回乡探母。“八·一三”沪战爆发，交通受阻，他只得暂留镇海，同时急切设法与党组织联系，其间，先后接王东方从汉口“国难教育社”和沙市发出的三次来信，告知组织关系已转到浙江。在等待中，王起参加镇海的抗日救亡工作，并动员在乡的进步知识青年李长来（侠民）、李健民、王博平、应书霆等五人去陕北安吴堡我党举办的“青训班”学习。1938年清明前后，王起经张启达介绍到舟山定海，再由徐士彬介绍去县前中心小学任教，改名“立菌”为“烈钧”。在大革命时期，校内就建有中共的地下组织。校长沈毅是进步民主人士，大革命失败后，她曾保护过我党好几位老同志。王起到该校后，老教师看他年轻缺乏教学经验，为之担心，沈校长却认为：“不怕缺乏经验，只怕不肯学习”，委派他为中心小学的对外教学辅导员。这就方便了王起，能经常在校内外搞抗日宣传活动。10月，中共宁绍特委派委员竺扬带了上级党转来的王起的党组织关系介绍信到定海，由于竺扬未将此介绍信交出，把王起误作重新入党处理，当时竺扬和王起又介绍张启达入党，均无候补期，成立了定海县工委。竺扬认为张启达老练，指定张启达为书记，王起为组织委员。1939年春，发展杨志诚、杨志行、王淑娥为党员，吸收杨志诚参加县工委为委员，分管宣传工作。1939年5月，王起代表定海党组织参加了宁绍特委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会议，选举出席省第一次党代大会的代表，选出杨思一、王文祥、谢廷斋、魏文彦为代表。王起非常重视以进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定海抗日宣传力量，十分关注当时“定海小小图书馆”和下属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阵地。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提高进步青年素质，发展党的组织。县工委分工杨志诚直接领导“小小图书馆”，经常组织读书讨论会、时事座谈会，介绍和代购进步书报以及出馆刊等一系列教育活动，并培养馆长李隆华入党。在1939年初的中共宁绍特委召开的各县书记会议上，表扬了定海宣传工作的深、广，但也批评了在党组织发展上有关门主义倾向。会后，县工委即向党员们发了学习资料，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党员。既在手工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又考虑到农村工作的重要性，先后发展了西乡的俞泽芳、东乡的梅馨和岱山的王家恒入党；并要手工业工人党员李有土准备钱粮以作今后在农村打游击之需。1939年6月23日，定海沦陷。当晚县工委在长春岭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王起坚持农村，整顿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斗争，组织游击武装；张启达去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情况，请示今后工作；杨志诚进入敌占城区，开展抗日工作。宁绍特委领导杨思一指示张启达：“在发动群众抗日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武装；做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安定苏本善部队的军心，团结苏本善抗日。”党即派杨志行、吴敏诚到大榭岛苏本善部，通过郑建华（中共党员），建立政治工作队。郑建华争取当了队长，苏另委派林青士为副队长（叛徒，解放后镇压），王起指示杨志行配合郑建华将副队长林青士排挤掉。政工队挺进定海本岛后，苏本善任命王起为副队长。7月，张启达调任镇海县工委书记，王起任定海县工委书记。8月，王起任中共宁绍特委鄞县中心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分管定海工作。
1940年1月，任宁属特委委员，仍分管定海工作。沦陷后的定海，日寇占领主要城镇，经常下乡扫荡、抢劫、烧杀，无恶不作。县长苏本善，沦陷时弃城逃跑，在岛屿间流动。本岛及海岛游杂部队，非但不抗日，且纪律很坏，打家劫舍，骚扰百姓。丁松生提出“定海人治定海”的口号，与苏本善矛盾激烈，各抢地盘，群众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抗日保家”成为迫切需要。7月，王起进入农村后，先找到梅馨，听了情况介绍，深感当前情况极为复杂严峻，敌、伪、顽、杂，各种势力各自为政，互相争斗，认为要使我党站稳、发展、壮大，必需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必须争取团结各方面抗日力量支持我们。梅馨哥哥梅燕翼是吴榭乡乡长，有抗日思想的上层代表。王起通过梅馨，动员他组织吴榭乡自卫队，由他当队长，梅馨任指导员，将城区党员李有土调来当骨干，自卫队有队员十余人、枪十余支，成立了定海第一支抗日自卫武装。这支武装成立后，进行了两方面的斗争：一方面是反对流氓土匪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反对当地上层势力对日寇妥协投降倾向的斗争。但是，丁松生部为扩张自己，缴了吴榭乡抗日自卫队的枪，杀害了梅馨同志，梅馨成为我党在定海武装抗日中第一位牺牲的烈士。梅馨的牺牲，使王起十分痛心，也使王起感到我们力量的孤单，必须认真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国民党县长苏本善抗日，遂派俞泽芳去柴桥，通过郑建华向苏本善表示希望他回定海抗日。苏派嫡系国民兵团第一大队回定海，部队登陆时，与丁松生部队发生激烈冲突，丁松生失败。苏将上海窜到定海的忠义救国军部分和丁部收编后，成立了国民兵团第二大队。王起为争取这支新编的二大队抗日，派遣俞泽芳到这个部队去，经郑建华建议，苏本善任命俞为第二大队政治指导员。接着王起又派党员张叔馨、吴敏诚（文云）、洪正嵋（洪阳）进这个大队，张被任命为一中队指导员，吴、洪做家属工作，向部队和群众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在此前后，王起又安排王家恒去岱山岛打入国民兵团第三大队任指导员，后又兼任中队长，安排李伋去六横岛任第四大队指导员。1940年1月，宁绍特委分开设置。宁属特委辖鄞县、慈溪、奉化、镇海、定海，由王文祥任书记，王起为特委委员之一。3月，省委候补委员杨思一到鄞、镇、定检查工作，特别关心已沦陷的定海县敌后武装工作。自吴榭乡自卫队遭丁部缴枪后，王起又组建了以党员褚公良为队长的东区区中队，后来褚倾向顽方，区中队被苏本善调去柴桥，王起即停止了褚公良党籍。接受两次建立武装的教训，王起深感组织敌后武装不能有单纯军事观点，他开始团结有进步倾向的苏本善部下、国民党东区区长吕道英，着手第三次建立武装，成立洞岙区警察队，共13人，由宁属特委派来的党员楼童生、陈子方加强领导。10月，特委又调来原在奉西的朱洪山为指导员。这支部队流动于隔海的峙头、太白山区一带，陈子方负责的短枪队则在本岛活动。1941年4月，宁波沦陷，敌顽占据城镇和主要交通线。此时由于皖南事变，特委已改为派员制。特派员王文祥与王起研究决定，将宁属地区划分成三个小片：以宁波为中心、姚江和甬江为分界，把慈溪、镇海分成南北片；把鄞县、奉化分成东西片。王起领导鄞东南、奉东、甬江南、定海；王文祥领导三北、鄞西、慈南（四明）。原各县工委、特派员也按此分工。这个分片领导，一直坚持到1942年6、7月宁属特委撤销，浙东区党委成立，设立三北、四明、三东地工委时为止。1941年1月，根据1940年秋宁属特委（宝幢）会议加强开展抗日游击武装的决定，宁属特派员机关迁到镇海江南横河乡山沿陈村。王文祥、吕炳奎、王起，曾多次在此处研究决策重要工作。1942年7月，王起等同志在浙东区党委召开的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会议上，突出地介绍了定海敌后武装斗争的情况与镇海江南武装工作的经验教训。1941年宁绍战役后，舟山敌人力量有所削弱。4月，我党在楼童生同志指挥下，打响了蒲湾战斗，首战毙伤日伪军多名、俘虏1名、缴步枪4支，极大地鼓舞了舟山人民斗志，使敌占区基层两面政权倾向于我，局面开始稳定，部队也发展到40余人枪。影响所及，逼使沈家门镇的大商人，同意向我缴付营业税。蒲湾战斗的胜利，初步为建立东区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1942年7月，三东地工委建立，吕炳奎为特派员，王起任副特派员。舟山本岛党组织也从特派员制，恢复建立了以钱铭岐为书记，王博平、陈子方为委员的县工委。浙东区党委成立后，定海东区警察队归三东工委领导，后改建为“定象游击指挥部第五大队”。这支部队有两个中队100余人枪，建有党支部，是三东地区的主力武装，活动于定海、镇海、鄞东一带，坚持了定海东区的游击战争。王起对创立与开辟浙东这一块敌后游击根据地，是倾注了心血的。舟山东区即洞岙区区政府的建立，开始了以黄梁尖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一系列的建设：在惠民桥陈屋里建立了党的领导机关；整个区由共产党员楼童生、陈子方领导；所属16个乡镇，不少乡建立了党支部；按中央政策，实行三三制政权；各乡委派了保长；惩罚罪犯；建立群众游击小组、手工业工会、农民协会、实行二五减租和贯彻锄奸政策等。1943年3月，三东地区党组织重新改为特派员制，并将定海分成南北两片。1943年3月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定象县长苏本善阴谋将定海“五大”调去集训。此时“五大”二中队已被国民党集中到柴桥附近山区。王起紧急通知钱铭岐，认为可能会有新的反共高潮掀起，决定把“五大”和在定海已公开的人员立即撤至四明山根据地，指定钱铭岐组织这次行动，陈子方将数万斤粮食和其他物资一起运往四明山。钱铭岐于10月5日傍晚，将“五大”一中从镇海峙头渡海带到舟山本岛，立即会同陈子方带领大部分共产党员、政工队员共180余人，于7日晚从北蝉黄沙下海，次日安全到达三北古窑浦根据地。时“五大”二中队驻柴桥大溟村，由大队副吴志先、大队指导员徐长海前去动员撤离。不料二中队队长、原王继能部兵痞俞磊峰抗命叛变，吴遭枪击，当场牺牲，徐被捕，次日遇害。朱松基、刘凯等党员干部遭到关押。一中队到达四明山后，初编为三北司令部特务大队，后编为五大队第三中队，投入浙东第二次反顽战斗。这就是当年惊震三东地区的“五大事变”。事后，王起召集有关负责同志，总结了此次“五大”及地方党部分同志撤离中的经验教训。 “五大”撤离定海之后，三东地工委在江南横河乡山沿陈的机关也当即转移至宁波鄮西桥5号，后又转移至象鼻弄12号。1944年3月，浙东区党委决定设立浙东沿海工作委员会（海委），任命吕炳奎为书记，王起为副书记，并将海防大队划过来，队长张大鹏参加“海委”为委员，吕兼任海防大队政委，“海大”建制仍归属浙东纵队司令部。4月，王起负责原三东地区党的工作和海上游击活动。8月，海委决定派出“海大”第一中队，由副大队长陈铁康带领，先到舟山北边的大鱼山岛，尔后进入秀山、岱山和本岛，以开辟海上隐蔽的游击根据地。8月21日，打响了大鱼山岛战斗。此役毙日军40余人，伪军20余人。我军表现英勇，壮烈牺牲37名，打出了国威军威，浙东纵队司令部、新华社、延安《解放日报》均发表消息表彰。1945年2月，浙东区党委执行华东局指示，决定加强杭甬中心城市的敌伪工作，以配合战略反攻。调整、组织成立杭甬沿海城市工作委员会（番号大陆商场），王文祥任书记，调任王起为组织部长。王起负责发展以宁波为中心的各地城镇秘密的群众性地下抗日同盟组织。8月15日，日寇投降。16日，组织原由三东地下党控制的奉化保安大队第一中队100余人起义，归入浙东第三支队。王起和王文祥等人还配合我军攻袭宁波西门西城桥的战斗。1945年10月，新四军浙东纵队主力北撤。浙东区党委决定王起为三东特派员，负责宁波地区党的秘密工作。王起按白区工作要求，从整顿党的组织着手，建立联系；找到职业，站稳脚跟；联系群众，开展工作。1946年1月，王起去苏北淮安参加华中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会后，经杭州回宁波。从1945年冬到1946年上半年，王起整理了党的组织关系，以原城工委系统、三东工委留下坚持的干部为主要基础，聚集了一批精干而又有白区工作经验的骨干，建立了宁波市工作委员会，王起兼任书记，吴田、周明、钱铭岐为委员，隶属华中分局城工部领导。确定城区工作要领是：坚持隐蔽精干，强调党员质量；利用合法形式，开展群众性的经济斗争，进而升向政治斗争；做好上层统战工作，争取团结中间力量，利用矛盾，分化国民党营垒。宁波工委设秘密机关于江东双井巷1号，后移江东成裕道头，1946年6月，迁至铁锚巷68号，1947年1月，浙东工委成立后，改为浙东工委机关，后又迁至江东贺丞庙里王隘潘家堂，1948年1月，浙东临工委成立后，改为临工委驻宁波机关。1946年12月下旬，经中共中央批准，浙东党的工作归中共上海分局领导。上海分局召开了讨论浙东工作的“上海会议”，参加者林枫、顾德欢、刘清扬、王起。会上成立了浙东工作委员会，刘清扬为书记，马青为副书记，王起为委员，顾德欢为上海党代表，帮助浙东工委工作。1946年到1948年初这段时间，宁波地下党本着“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从白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严格遵守党员社会化、职业化、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党员与群众相结合，配合大城市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运动，配合四明山游击战争，发展了党的组织，基本开辟并打开了白区第二战场的局面。这一时期，王起分管的三东地区工作，以宁波为中心，兼顾了定海、镇海江南、奉化等地工作，创造了建立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活动的条件。1947年10月，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在上海被捕，中共中央上海局一度切断和浙东党的联系。12月底，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林枫来四明地区，传达上海局决定：成立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浙东临委），由顾德欢、马青、王起三人组成，顾德欢为书记，马青为副书记，王起为委员。林传达上海局指示，要求浙东地区在军事上统一起来，成立指挥部或司令部，建立一支主力部队，在“分区作战，机动集中”的原则下，能在三个分区担负军事行动，把军事斗争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还要求浙东加强海上力量，建立海边工委。浙东临委为贯彻上海局指示，1948年1月8日在慈南孔岙召开扩大会议，确定浙东总队的方针和任务是：独立自主地开展浙东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和游击战争，创立浙东根据地，加紧发展力量，以便在任何情况下，能坚持并发展自己的阵地，为最后配合主力部队或邻区兄弟党，为解放浙东人民而斗争。扩大会议期间，临委作出《三东地区工作的决定》，将三东地区改为“东海区”，辖三门湾以北，鄞奉公路以东，甬江以南地区，包括宁海、象山、奉化、鄞县、镇海和定海等县。并决定成立中共东海工作委员会，由詹步行、陈志达、王博平3人组成，詹步行为书记。临委要求把东海地区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有中心有步骤地将秘密环境的党，转变为领导游击战争的党。1948年1月前，王起主要在浙东临委与顾德欢同志一起处理日常工作。1月后，临委决定分散发动游击武装，王起专管东海地区。1948年1月，为贯彻临委分散发动游击武装的决定，王起进入东海区。1947年9月下旬，王起曾去舟山岱山部署三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工作，召集詹步行、王博平、余力行、王家恒、姜立纲等在岱山蓬山书院开会。王起原准备把在岱山由王家恒任队长的我党领导控制的国民党定海县保安警察第二中队（“保二”中队）拉出，公开建立游击武装。会上讨论认为条件不成熟，决定另搞小武装，改派余力行为中共江南工委书记兼武工队长，到镇海江南和鄞县一带去组建武工队，从小到大，开展武装斗争。1947年12月下旬，余力行按照王起指示，在镇海上阳乡道头村成立武工队。翌年2月下旬，余力行、罗德生率武工队员10余人，缴了大碶警察所的枪，立即转移至岱山整训、扩军。王起要求在岱山的王家恒，尽可能利用合法身份，发展力量，逐步掌握、控制军、党、政、教等领导权。在“凡权都要”的原则下，王家恒又兼了三中队长，争取到保甲指导员、岱衢区长、岱山教育促进会主任等职务。王起曾先后派我党军政骨干多人，改造该部队，提高其政治素质，并以它为掩护，开展东海区游击武装工作。此时，苏北海委系统的徐小玉部队已在定海活动。王起到定海不久，徐小玉部内部发生分化，徐部江之铭、王荣轩带30余人来王博平处。经研究，以余力行武工队和新发展的地方党员参军的队员为基础，团结这部分力量，成立东海总队。王起代表上级党委宣布：“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正式批准，将原在舟山群岛活动的两支武装，合并成立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东海总队。以江之铭为副总队长，王博平为政治部主任，余力行为政治部副主任，王起为党代表。”部队整编以后，进入积极活动、扩大影响、发展力量的时期。经过田螺峙岛缴枪、油岭战斗、泄岙伏击战后，部队迅速扩大。洪家抗击战后，由于本岛环境紧张，部队转向各岛屿间开展游击战，曾流动在秀山、峙中、二头洞、大立山、朱家尖、普陀、桃花、羊山等岛。8月初，浙东临委根据发展台属地区，形成浙东根据地“山海一片”的战略思想，派项耿来舟山，向王起传达了调“东总”主力赴台属的命令。8月4日至9日，王起在普陀茅洋黄洋尖山脚下林家召开东海工委扩大会议，研究了“东总”南下后东海地区的武装斗争问题。会议决定由王起带领“东总”主力南下，经六横进入象山，伺机进入台属地区。8月17日，王起率“东总”主力4个中队280余人，在螺门分乘7艘木帆船，于18日抵达六横岛。8月21日，国民党衢州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前京沪护路司令郭履洲等指挥3倍于我军的海、陆、空军重兵包围六横岛，围剿东海游击总队。面对强敌，王起率部奋勇，激战一天，总因力量悬殊，即命令分散突围，但敌海、空军封锁海面，仅一部突围，损失惨重。王起在当地群众掩护下，于一周后，孤身突围回舟山，即于9月初在定海吴榭召集突围出来的百余名指战员，分成三组，进行反清剿斗争。当他自己带领的一组到峙头后，同行的副总队长江之铭遭叛徒杀害。虽受挫折，王起还是指派肖群等同志在镇海江南组建武工队，继续开展游击斗争。1948年11月，王起带回余力行部分武装，到达嵊新东地区的浙东临委驻地。1949年1月，浙东临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关于浙东胜利前夜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决议，提出今后浙东的总方针是：紧紧抓住全国革命新形势，及浙东发生的重大变化，更有规模地、大胆地向敌人开展军事上、政治上的进攻，更有规模地大刀阔斧发动群众，扩大与巩固浙东解放区，更迅速地削弱浙东反革命力量，壮大浙东革命力量，更积极准确地配合大军，争取浙东全部解放早日到来，并开始为胜利后的工作进行必要的准备。会议决定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员马青，政委顾德欢，副司令员刘发清，参谋长张任伟，政治部主任诸敏。3月，临委建立中共会稽地区工作委员会，王起兼任书记。4月，浙东临委在诸暨陈蔡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接管城市工作的决定，并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王起任主任，各地区设立城市工作部，各县设立城工科。临委为更有规模、更大刀阔斧发动群众，加强浙东农民革命运动的领导，确定王起为浙东农民协会总筹主任，拟订了减租减息条例和组织农民协会章程草案，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反恶霸等斗争。1949年5月，浙江各地先后解放。王起同浙东临委顾德欢、马青等同志赴杭州面见谭震林、谭启龙等领导汇报、请示。随后王起率部配合南下大军解放绍兴。绍兴解放后，王起任绍兴市军管会副主任、绍兴地委，专署成立后，任绍兴地委第三书记，兼嵊县县委书记。1952年1月，绍兴地委撤销，调任宁波地委副书记、书记。1956年，被推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62年4月调任浙江省省委委员、副省长。1963年任省委常委、副省长。1970年后任浙江省农办党组书记、农办主任。1977年患鼻咽癌，自知不治，写下遗书：“不搞任何仪式，骨灰撒东海。”1981年11月8日走完了革命的一生，在杭州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