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和确定中国的历史边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见仁见智，并未取得一致认识。如有以民族成分为划分标准的“民族边疆”说(认为凡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就是边疆)；以文化类型为划分标准的“文化边疆”说(认为凡是汉文化系统之外的地区就是边疆)；以地方行政制度为划分标准的“行政边疆”说(认为凡是未施行郡县制的地区就是边疆)，等等。
对历史边疆认识的不同，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在历史疆域问题认识上的分歧，而正确认识历史疆域恰恰是确立历史边疆的必要前提。
在关于中国历史疆域标准的问题上，谭其骧先生和白寿彝先生曾分别提出过最有代表性的两个观点。谭其骧先生在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绘制时，曾确定了一个标准：“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后来，谭先生又撰文重申此说：“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而白寿彝先生在批判“以历代皇朝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权统治范围的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或伸缩”的“皇朝疆域观”时，则提出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为处理历史上中国疆域的标准，并将这一标准用于自己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写作上，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穿今古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
但这两个标准并未得到史学界和边疆史地学界的一致认同。有的学者就认为，以上两个标准“把复杂多变的中华疆域企图以一个简单的模式套住，不问时间、地点、条件，不从发展的变化的视角，不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不对历史疆域作动态的考察，而是从一个既定的框框出发，这就不能正确解决问题，易造成误区”。这些批评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确，在数千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历史疆域有一个消长、变动与形成的复杂的动态过程，并不是“古已有之”且一成不变的，不能用一刀切的标准。但是不能一刀切并不是说不可确立标准。因为，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对各种具体现象进行总结和提升，以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历史疆域的研究也不例外。
要确立中国历史疆域的范围，必须重视中国古代属于前民族国家这一重要前提，要尊重历史的实际。就中华文明的起源来讲，考古学界几十年来所做的探索，已经初步得出结论，即在史前的漫长岁月中，中华大地起码长期存在着六个大的文化“区系”，这些大的文化“区系”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且大致处于同步发展的状态。同时，“区系”内部和“区系”之间又存在着互相影响的关系。在这种复杂的纵横关系中，各文化“区系”不断组合与重组，形成“区系”范围内大致平衡而又不平衡的多元一体的格局，并最终促成了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的突破。六大文化“区系”中，以关中(陕西)、晋南和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华夏族(后来在与其他各中华古族后裔的相互融合中发展为汉族)因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高度发达，遂成为长期稳定的文明中心和政治中心，而同属于中华古族的其他各部族，也在中原之外其他“区系”的广阔地带形成一个个部落共同体或政治单元，并继续与中原互相激荡和影响，甚至伴随着武力征服和政权的更迭。在这一过程中，政权的包容范围越来越大，原来大致同步发展的各文化“区系”出现了更多的相互重叠，而未曾重叠的地区，因与中心区域在经济、文化上差距显著，遂成为边缘地带。
不过，这些边缘，也仅仅是同一“天下”的边缘，而不是“天下”或“海内”之外的边缘。同时，中心与边缘又不是绝对的。因为，随着汉文化圈的越来越大，各民族之间以汉族为主干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交流，于是渐次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汉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发展与巩固，国家对边疆的开发也逐步深入。在这个过程中，边疆少数民族先后以不同方式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成员，中原王朝与边疆各少数民族及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完全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秦汉以降历代历史学家笔下，“外国传”或“四夷传”中，有相当一部分指的就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而并不是今天意义上“外国”的含义，所以在古人的心目中，边疆民族建立的政权是包含在中国史之内的，一部“二十四史”，都曾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包括于其中。如《新唐书》的作者就认为中原之外有“八蕃”(高丽、真腊、波斯、吐蕃、坚昆、突厥、革未革曷)，其外才是不属中华帝国的“绝域”：“其外谓之绝域”。又如，历史上，安西、西域等地，一经汉、唐开拓，此后虽与中原王朝时离时合，但一直被视为中国版图，即南宋偏安江南一隅，人们仍将这些边疆地区视为中国固有的疆域，比如陆游就写过“梁州四月晚莺啼，共忆扁舟罨画溪，莫作世间儿女态，明年万里驻安西”的诗句山，并勉励大将们“远规复燕赵”、“屯玉关之西、天山之北”。这些话虽是文人寄托之词，但不能说不是古人疆域观念的反映。
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王国、汗国，通常也并不自外于中国，而恰恰自居为“中国”，或自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历史上中华帝国的中心与边缘又经常处于互动关系之中。中心区域之外的各民族都曾以各种方式参与了中华历史的创造过程，从各方面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反映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上，则是一个复杂的演进过程。所以，中原之外非汉族政权的存在，既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又有其合理性、重要性。而中国的历史边界，应该是谭其骧先生反复强调的，即中国的边界决不能仅仅指中原王朝的边界，而应该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边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上某一时期中国的边界，并不等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边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混为一谈。谭先生曾举例说“汉朝时候，中国的北界在哪里呢？就是匈奴的北界，一直到达贝加尔湖一带。唐朝时候中国的北界在哪里呢？应该就是突厥、回纥的北界，同样，其他方向也是如此，唐朝时候(中国)西南的边界在哪里呢？应该就是吐蕃的边界、南诏的边界；东北的边界在哪里呢？应该是室韦的边界，革未革曷的边界。”据此，中华历史疆域，就应是历史上中原王朝及各分立的民族政权或共同体疆域范围的总和，包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各个部分，即不仅应包括中原王朝的中心地带，而且还应包括历史上各分立的边疆政权、少数民族政权或共同体的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