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取材上特别注意“资治”的原则，在具体编撰中，一是删长举要，便于政务繁忙的君主得以阅鉴；一是专取历代政治，使群主得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他对于在长达1362年的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朝廷统治的得失成败、重要政治人物的言论和行为、不同帝王的功过是非、农业的丰歉、人民的安定流离等，都作了突出的叙述。战争的胜负多是封建王朝兴亡、盛衰的关键问题。《资治通鉴》对于重大战役的描绘详尽、具体而生动。为提醒帝王时刻警惕“官逼民反”这一封建社会中的普遍现象，《资治通鉴》对农民起义的记载也比较真实、具体。司马光还在《资治通鉴》中写了190条史论，引前人史论99条，这些史论虽因史事而发，但寓政论于其中，以帮助帝王明白是非。总之，凡是有益于治政的内容无不网罗。《资治通鉴》把史和政有机地融和为—体，体现了司马光既是政治家，又是史学家的特殊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