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岁的赵章元，是目前国内坚定的“反焚烧派”，他认为焚烧不是一种最好的、科学的垃圾处理方法。“污染不可避免，其中二恶英是谁都不敢否认的一级致癌物，不管你排放控制多好，它总会有，就按照欧盟标准0.1纳克（1纳克就是10的负九次方克），但它的累积效应是最可怕的。”
他介绍说，二恶英的半衰期是14—273年，等衰减完了需要百年左右，基本就可视为不降解。它在人体里累积之后，会越来越多，迟早还是要发病的，无法避免的。不管在欧洲还是日本，焚烧炉周围民众都出现了癌症高发区。
力主“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速度”的王维平，也承认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有致癌作用。但他表示，可以遏制它产生的量，处于对人体健康的范围内。理论上，垃圾焚烧温度在320度与820度这个区间之外，不会产生二恶英，所以需要在3秒内从820度以上快速降到320度以下，“这样二恶英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你没有更好的技术取代它，除非你不产生垃圾。”王维平的话中透着无奈。
让赵章元担心的不仅仅是技术，还有目前国内不严格的管理状态。“现在国内约50台焚烧炉，几乎都是处于不饱和等不良状态下生产。如果焚烧处于不正常状态，那二恶英的浓度就会更大了。”这个“不正常”，包括工作程序上的简化、过分降低成本等多方面。
在很多中国的市政管理者看来，垃圾焚烧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处理技术。但赵章元的看法恰恰相反：焚烧已经处在被淘汰的路上。
“不管日本还是欧美国家都在想办法关停，日本停了2/3，欧洲很多国家都提出禁烧令，并提出在2010年实现不向环境中排放这类污染物的口号。‘禁烧风’才是世界主流。”他认为，有些政府官员思维是滞后的，有些政府部门的做法也简单粗暴：政府计划好了焚烧，你就不能反对。
作为国家环保总局评估中心组的专家，赵章元评审了很多省份的焚烧设施。大量的实际勘察与资料分析后，他逐渐坚定了反对焚烧的立场。让他最头疼的是，焚烧派已经形成了一种利益集团。“发达国家的焚烧炉商，是利益集团的第一部分人。他们千方百计来中国推销他的产品，因为在他们国家已经进行不下去了。第二部分人是国内的项目承担者，他们或者承担某地区垃圾焚烧任务，或者是研究垃圾焚烧的大学教授，都得到充足的项目经费。第三部分人则是某些政府管理人员，他们给垃圾找出路，心情迫切。” 2009年08月21日 22:26经济观察报
周亚玲 张延龙 段雯
继北京六里屯、高安屯的垃圾焚烧厂遭周边居民抵制之后，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兴建同样饱受争议。
争议的焦点在于，对于事关附近居民生命安全的垃圾焚烧行业，相关主导方没有提供详细的公示资料支持，一些国家或地方的排放标准目前都仅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能证明能做到对人体健康绝对无害，基于事先谨慎的原则，在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居民认为有充足的理由来反对这个项目。
一些著名的产业投资专家、环保专家、律师质疑各地大张旗鼓风兴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减少固体垃圾的体积、能发电，就是真的环保吗？各地加大力度上垃圾焚烧发电厂，仅是环保之需吗？
大量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上马的热情背后是巨大的商业利益，包括土地、电网差价等多种因素。
两则告示和私家车集结事件
7月底，在北京市郊小汤山镇政府大厅张贴的关于新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环评公示被一居民发现。这个消息在百善和小汤山地区，掀起了轩然大波。
8月1日，一群由群众自发组织的车队，一行100多人从小汤山出发经垃圾焚烧将影响到的区域巡游。
8月2日，居民代表明确向昌平区政府提出反对新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
北京六里屯的垃圾焚烧厂被叫停前，也遭遇了周边居民的强烈反对。从2006年开始，当地上千居民先后两次穿着印有 “反对在六里屯建垃圾焚烧厂”字样的T恤，前往国家环保总局和北京市环保局门前集体请愿。
和六里屯的居民一样，阿苏卫几个小区居民最大的担心在于，庞大的垃圾焚烧厂可能会产生的有毒物质特别是二恶英的危害。保利垄上、昌平大学城等几个社区论坛上铺天盖地都是对此垃圾焚烧厂讨论的帖子。
“不仅是我们几个小区的问题，随着尘烟的漂浮，有毒物质可能会弥漫在整个北京城的上空。”居民代表向记者提出担心。
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第一次公示同样让居民不满。“贴在镇政府的通栏里，发在昌平周刊上，如果不是有居民去办事看见了，我们有几个人能看到呢？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就没有反对，是不是公示就做完了？”一位居民代表说。
8月14日，新公示发表在北京日报上，内容没有太大的变化。
二恶英之争
在所有的垃圾废气中，居民代表表示，他们最害怕的就是二恶英。
居民担心焚烧厂建成后，二恶英的排放达不到环保的要求。公示内容又过于简单，譬如公示中仅列举了三种过滤方式的名称，没有具体解释和以往数据等更细化的内容，居民表示很难对此产生信任。
记者采访了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环评单位——清华大学环境影响评价室，环评负责人告诉记者：“用现在的技术，即便是在这个焚烧厂呆一整天，吸收的二恶英还没有人在食物中吸收的千分之一多。我们采用的都是欧盟标准。”对于环境评价之前的这种预判，居民代表表示同样不信服。
记者从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赵章元先生那里了解到：“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没有人能够确定出人最多能够承受多大剂量的二恶英。所以即使你能达到欧盟暂定规定的标准，二恶英含量已经很低了，但也不能保证对人体健康就无影响。在日本焚烧炉周围癌症患者明显增多就是很好的说明。”
对欧盟标准、美国标准等表述有所质疑的不仅是环保专家，还有绿色产业投资的风险投资家。
软银赛富高级副总裁唐鹏飞提出，目前垃圾焚烧炉产生的二恶英排放标准是基于技术能力限制的标准，而不是基于人体可接受水平的标准。后果又是不可逆的，必须慎之又慎。
他告诉记者，至少有15个国家陆续通过了禁止焚烧垃圾的法令法规。此前，大兴垃圾焚烧的日本，大气中的二恶英含量已经达到发达工业国家的10倍。日本已经关掉了4600座垃圾焚烧炉，只剩下1899座。
采用发达国家都开始放弃的方式来处理垃圾，这是赵章元和唐鹏飞都不能理解的。
管理中的问题
即便假设现在的技术水平能实现所谓“标准”，后期管理中的问题也是专家觉得必须认真考量的。
著名的环境保护律师夏军认为，从他经历的大量污染案件看，管理产生的问题是触目惊心的。
深圳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曾经发生过两天电网不稳定导致进口烟气处理系统无法正常运转，看过这样的报道，居民们心中的疑虑挥之不去。
“2001年国家环保总局调查的l7个垃圾焚烧厂中，有12个垃圾焚烧厂部分指标不能达到国家控制标准，包括投资过亿元从日本引进先进设备的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环卫综合处理厂和深圳市市政环卫综合处理厂。对7个有代表性的垃圾焚烧厂二恶英类污染物的监测结果表明，有4个焚烧厂超过国家标准限制，超标率为57.1%，超标倍数达5—99倍；2004年，中国垃圾焚烧量450万吨，焚烧量仅是日本的1/10。按照标准衡量二恶英的排放量应该与日本相近。但是，实际上我国当年二恶英排放量是日本的4.7倍。”产业投资专家唐鹏飞提供了这样的数据。“我国垃圾焚烧二恶英排放标准是1.0纳克/立方米，是欧盟标准的10倍。尽管有了国家标准，但是垃圾焚烧运营企业仍然没有严格遵守。”
保利垄上的居民担心：“即便用了最好的设备，最先进的技术，但运营方处于成本考量，会每天都打开过滤设备吗？”
能实时监测吗？
在以往的几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上马前，相关部门都告知周边居民，可以做到实时监测，但实际上，这个实时监测值得商榷。
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建设前曾告知居民，会采用在线监测和自动报警的系统。但这一点在当时就受到赵章元的质疑，“二恶英物质浓度需要用10的负9次方的数量级去统计，目前的直接检测只能在实验室中实现，怎么会实现二恶英在线的实时监测呢？”
“如果不能实时监测二恶英的浓度，那怎么保障安全呢？”居民质疑。环评单位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只能通过定期抽查其他的物质的量，计算出二恶英的含量。
300米之争
保利垄上的居民主要的担心是，焚烧站和小区的距离过近。
夏军律师告诉记者，按照相关部门2008年的规定，垃圾焚烧厂的最近物理距离被规定为300米。
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选址就在填埋场边，距离最近的西六建宿舍区约500米。当时，有居民甚至认为，300米的标准出台，是为通过六里屯的项目建设创造条件。
“2007年市环保局为这个300米的问题专门举行了专家论证会，我也在现场，当时我就表示过强烈反对。过去做危废垃圾焚烧的论证，我们依据的总局文件是1000米的距离，后来又修改成 ‘800米’、‘700米’。这个距离关系到老百姓的健康和生命，应用数学模型来模拟计算时一定要经过长期实践的观察检验，不能只通过几次实验得到的几个数据就最后确定推出来。当时这个300米并没有在会上通过，但是半年后它竟然出现在环保部的文件上了。我看到如此草率发布国家标准后立即写了一篇质疑 300米的报告给环保部，但是至今也没有得到回应。”赵章元说。
是公益还是工业？
在各类标准的科学性未厘清，后期管理还可能存在隐患的情况下，各地为何大量上马垃圾焚烧发电厂呢？
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华东有一家垃圾焚烧厂，因为垃圾提供方嫌远，运费高，不愿意运送。这家厂长期“原材料供应不足”，经常处于半停工状态。但要产生足够的电量去卖，就会放好多煤进去。“远超过国家规定煤的比例不能超过20%的标准”。
唐鹏飞用 “环保产业不环保”来说明他的认知，这类垃圾焚烧项目如果追求利益最大化，大部分很可能变成一个变相的小火电厂，因为垃圾焚烧发的电和煤发电，成本是不同的。
有律师提出，如果大部分垃圾焚烧厂发的电可以卖，那就是工业性质。前期是否该享受过多的政策配套的支持呢？
据介绍，目前各地建设垃圾焚烧厂发电之后的电，卖给电网，收购的价格高于火电。而在一些地方，每烧一吨垃圾，还可以享受到一定的补助。
最核心的问题是，“这类项目的土地是划拨所得还是应该招拍挂所得？”
记者就垃圾焚烧厂通常获得土地的方式采访北京市国土局。北京市国土局最初的答复说，如果和垃圾有关，都属于公益事业，土地就是划拨。但具体到垃圾焚烧厂，接待媒体的办公室给了记者相关科室的联络方式，之后记者又辗转采访了很多科室，没有获得一个准确答案。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告诉记者：“此项目正在等市政府的批准。”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牵头方北京市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则告诉本报：“此事正在环评阶段，技术细节暂不便答复。” 漏油事件对渤海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比较容易估算，漏油应急清理也并不困难，但其间接性生态危害将要持续多年，危害范围会蔓延很宽。
据新华社报道，国家海洋局19日发布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洋环境监视监测情况显示，9月18日油田C平台附近有油花溢出，当日溢油量约为1.77升。
这些天，对于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国家海洋局仍在持续监控，但是，溢油现象也在持续。按照国家海洋局此前公布的数字：“劣质海水面积超过870平方公里”,“受污染面积超过5500平方公里”,“附近最高石油浓度超标86倍”,不难计算出，漏油总量达6万吨以上，漏油量之多实为我国罕见。
与墨西哥湾漏油事故相比，虽然漏油总量仅有其1/10左右，但渤海的面积只有墨西哥湾的1/20,而且封闭程度要比墨西哥湾强得多，计算出的油污染负荷量要比墨西哥湾漏油高出1倍多，所造成污染强度要超过墨西哥湾漏油事故。
饱经沧桑的渤海海域，在本已严峻的生态形势下，又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石油泄漏污染，无异于雪上加霜。
数万吨石油进入海水后，将会较长期地存在下去。石油将发生一系列复杂变化，包括扩散、蒸发、溶解、乳化、光化学氧化、微生物氧化、沉降，形成沥青球，以及沿着食物链转移等过程。石油也是各种烃类化合物的混合物，它具有烃类化合物的毒性，汽油中的芳香烃类污染物是公认的有毒致癌物质。
此次漏油事故，预计受到影响最快、危害最大的应是莱州湾产卵场，它将影响到渤海海域乃至部分黄海海域的鱼类洄游产卵；接踵而来的就是渤海湾和辽东湾，同样会殃及大批海水养殖场，会影响到几年内的产量。更令人担忧的是海产品质量，其中一些难降解有毒物将进入食物链，随时可能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
漏油事件对周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比较容易估算，漏油应急清理也并不困难，但其间接性生态危害将要持续多年，危害范围会蔓延很宽。
参考墨西哥湾等地的漏油污染教训，渤海海域即将发生的生态问题将可能会表现以下几个方面：渤海海域内的鸟类、鱼虾类动植物大量死亡，大部分海水养殖场将会相继减产，海产品滞销，部分将会倒闭破产；渤海海域内的一些物种可能会加速灭绝，尤其是珍稀濒危物种，植被退化，渔业品种将会更加单一；食物链将承受一笔“污染遗产”,各类污染物进入食物链后，直接影响到周边生活的民众的健康；渤海海洋功能明显减弱，包括海水养殖，海洋生物保护区，旅游，渡假娱乐，海水浴场，滨海食品加工、晒盐、海水淡化等，鱼虾类产卵场、索饵场……如继续恶化，生态系统将会严重失去平衡，病毒变异类疫病将会随时出现。
应当指出，此次漏油事故是美国康菲公司违规作业造成的，康菲应负全部责任，所造成的生态损失是巨大的，也是无法弥补的。参考墨西哥湾漏油事故的做法，此次索赔也应该是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