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的序章从唐宋开始，进入元明时，中国历史告别了封建社会的最高峰，开始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波浪式发展道路。
最近因为在撰写明朝专栏，由时间线引申对元朝特别是忽必烈之后的元朝历史进行了大量阅读，由此产生心得并结合各种史料和研究汇聚成文。
一家之言，题目较大，个人学识浅薄，不当率尔操觚，浅陋愚妄处，望师友指正。
一：中国文化的分野线400mm等雨量线
于中国历史而言，跟随400mm等雨量线，将中国大地分裂成了两个传统文明区域，也因此中原王朝历朝历代都沿着这条线建立了守护自己的边境线，那就是长城！
长城的建立，是对于南北中国不同文化融合前，一段过往的真实体现，那么这文明的组成又有何不同？
简而言之，沿400mm等雨量线，以北就是塞外中原文明衍生地栖息场所。也因此，才有中原王朝在民族大融合之前，那持续数千年南北交汇的历史出现。
中国之边患，至古以来都来自于北方！
从最开始的北戎，到后来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女真。
你方唱罢我登场，承接起了无数北方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及其文化！
最后在不断冲突和交合之中，形成现在的中原文化！
面对这种不断冲突和交合，在史学界一直有一种观点就是，
“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这个观点出自伟大的马克思！
表达的观点是，在民族融合中，北方各民族对于汉文化及民族融合的态度以北方民族的被汉化为主题，但是这句话却在放大北方民族汉化的同时，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南方汉族的胡化！
因为文明和文化的交融高级融合低级文明，虽然是历史的趋势，可是并不尽是如此！
于是才有了一个论调的出现那就是“征服王朝论”
二：融合的趋势不过是互相抗争的产物“征服王朝论”
“征服王朝论”最早出现于美国史学家魏特夫和中国学者冯家升和著的《中国社会史：辽》一书，主要论述的观点是：北方各民族在和中原文化融合时期，对融合的不同态度还有不同结果！
大体而言，可以分两类方式，
第一种：“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这类典范是进入中原但是未有完成大一统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代表朝代为前秦，北魏，十六国时期各个少数民族政权。
第二种：“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这类典范是指进入中原，并和中原文化有广泛交融，最后将自己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统治相对稳固的朝代，代表朝代是，辽、金、元、清。
那么这两个观点的区别在哪里，无非是第一种“渗透王朝”有选择的对汉文化进行融合，而征服王朝的本质则是，抵制和吸收相结合，并强化自己民族的文化属性。
那么于这个理论而论？
高级文明对于低级文明的融合，总是占据优势，貌似也站不住脚！
如蒙古人融合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事就是如此，蒙古族是以武力征服整个中国的第一个少数民族，也是建立正统政权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汉化和有选择的汉化，当然是必然，也因此才有元朝时期那些看上去自相矛盾的无数政策出现。
汉化后的元朝虽然其统治中心设置在今北京（元大都）但是他们却从未将统治的核心区域从蒙古大草原，这民族龙兴的基本盘移开，而是在不断武力征服之后，以羁縻统治的方式，统治广大的汉文化地区，而这也许就是他们文化的高傲，或者说短命的根源吧。
三：为何元朝能成为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
作为第一个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蒙古帝国的成功必然有他的成功根源！
那么蒙古为何会成功？就值得研究了！
于历史认知而言，北方民族南下建立的政权数不胜数，但是能稳定统治的并不多，能成功的也仅仅蒙古族和满族两列。比如北宋时期，占据北方大地强横一时的契丹族政权辽国就是如此，他们也曾入主中原，进驻开封，最后为何会失败？
原因不过是契丹族和蒙古族先决条件不同而已，而这不同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契丹不是一个纯粹的游牧民族政权，契丹兴起之后就和北方汉族融合过程中，学会了耕种，为了保留自己民族的纯粹性，他们在后来设置了特殊的两元制统治，以南北院分治的方式管理契丹族于汉族，最后胡化不彻底，汉化也不彻底，虽然于统治稳定而言有帮助，却成了一个四不像，而蒙古族更坚持传统，对汉化的抵制一直持续很久，直到忽必烈时期才有松动，而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统一。
第二：契丹并没有稳定自己在北方草原地区的基本盘，契丹也是北方游牧民族出生，可是在强大之后却渐渐放弃了对于北方的绝对统治权，而将统治中心，迁移到了契丹和汉文化交汇的地区，最后因为大后方的失控，而亡于新兴起的女真族。而蒙古则不同，他们无论任何时候对于自己的基本盘，蒙古大草原都有着绝对的掌控权。
第三：契丹对于中原汉文化的入侵止步于开封，最后也因为无力维护统治，而退回自己的领土，而蒙古则大阔步的占领了整个汉文化聚居地区。
两个强横的少数民族政权，一个止步半壁江山，一个席卷天下，最关键的核心点就是在完成统一之前对汉文化的态度，还有对于自己统治区域控制力不同！
无数北方民族前辈中，只有蒙元帝国是这样做的，而在蒙元之后，满族建立的清朝也是这样做的，清朝入主中原后，被没有放弃大后方的东北黑土地，而是派八旗子弟驻守，还禁绝其他民族进入，他们的汉化进程也是在建立起全国政权之后才开始，而他们更长寿的根源不过是，他们有历史经验可以吸取，这经验就来自元朝。
不过对于汉化，清朝相对更主动一点，而元朝则很顽固，这从元朝在已基本平定中原，建国后还有蒙古贵族提出
“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样的主张就可以看出！
四：蒙古帝国的奇葩属性
在之前，阐述了蒙古为何能成为入主中原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而其中的关键点就是蒙古族从未放弃过自己本民族的核心统治区，那就是草原。
而这就造成了蒙古族政权的奇葩属性，持续太久的草原本位思想，深深的影响了之后元朝的政治格局，虽然在入主中原之后他们将统治中心南迁入大都，但是草原他们从未放弃，甚至想将中原变成草原，在这样根深蒂固的草原思维主导下。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成功了，他们一统中原，但是也失败了，他们命不长。
因为这种思维影响，作为统治者的蒙古人，完全无法以农耕文明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这是农耕和游牧的本质冲突。
但是这不完全是坏事，因为它促成了蒙古族即使入主中原后，也能牢牢控制草原，并建立起一种新的游牧民族政权形式。
于历史研究而论，其实游牧民族文化在西方被定义为
“停滞的文明”
字面很好理解，就是没有发展，仅仅是简单的重复，比如之前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虽然政权更迭频繁，但是本质不过是民族交替，政权形式都是部落联盟制国家而已。就算强盛无比，也不过是传统奴隶制下氏族制与部族共同体联盟制结合而已。
政权结构，几乎毫无变化，那么这一切的根源，不过是一个部落的强大，却没有彻底将整个草原民族融合在一起而已！
而蒙古却不一样，蒙古帝国的开创者，成吉思汗，确实有自己的远见！
在他统治之下，蒙古各部族，是以万户千户百户这样的单位存在而不是以部族方式存在，并在长期的强盛期不断强化这种概念，最后万千百户取代了原本的部族观念，成为了新的国家组成单位，被瓦解的部落氏族消退，最后成为历史的尘埃。
蒙古族渐渐融合统一，就算后世也有分裂，但是也共同称呼为蒙古族。
根源不过是大蒙古帝国建立后，征服中原后， 没有将统治中心南移，没有选择深度汉化，最后丢失自己的传统而已。他们的坚持本民族特色，并不断开疆扩土，给了这个新融合民族统一的契机，那就是财富，也给了这个新融合民族时间，那就是征服周期。
蒙古的不断征伐就是财富，征伐所需要的时间，就是融合的时间。
最后在这个基础上，蒙古人的民族自信建立起来，并成为信仰，供无数本民族人崇拜。
这也是为何元朝灭亡之后，蒙古族依然统一，并没有被其他种族代替的根源。如果不是这样，估计草原上会有新的民族出现。
四：蒙古帝国的权利组成变化，成了元朝动荡的原因
在稳定了蒙古族领地的基本盘之后，进化而成的新的游牧民族政权体制，虽然避免了后续草原的不断更迭，可是游牧民族文化对于国家的理解，还是深入蒙古帝国统治思维中。
这是一个和汉族政权截然不同的理解，宋朝时有说法叫“皇族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蒙古族对于国家的理解则是“家产制国家”
这其实是所有游牧民族政权的共性，也是游牧民族分封制的特点决定的，当一个部落首领，要开疆扩土的时候，最天然的分封者就是他们的儿子们，于是蒙古才有诸子分家，幼子守灶的规矩出现。
这就是基于草原文化认同之后的必然观念，也是蒙古帝国后来为何会分出四大汗国的根源所在，可是在入主中原之后，这样的情况也出现了变化，因为不断的分割领土，必然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和国家的强大。
于是蒙古帝国强盛之后，这样的制度就开始起了变化！
由均等划分，变成了保证君主大部分权利之下的少数利益划分，分割的权益，不再触动君主的核心利益。
《史集》载成吉思汗时蒙古军共129 000人，分封给子弟仅28 000人，剩下101 000人皆由自己直辖。
可是这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君主的掌控力有限，但是给儿子又不合适，怎么办？
于是蒙古新兴了一个二级权利组织，权贵阶层，目的除了扩大统治阶级之外也是为了帝国的稳固！
成吉思汗建国后，设大断事官处理行政、司法，并扩建护卫军——怯薛组织，给予了一大批蒙古宗室、外戚、亲信家臣以特权，让他们可以参与诸王大会，决定立汗、征伐等大事。
而且随着蒙古帝国的不断扩张，这样的权贵阶层越来越多，渐渐冲淡了蒙古皇族的势力。
为了克制这权利淡化的问题，才有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施行汉化，将色目人还有汉人纳入权利构成的事件发生，权贵阶层被削弱，但是新的权贵阶层却觉醒。
每一个新兴阶级的觉醒都需要代言人，于是无数“大臣权重”事件产生，元朝皇权开始越来越势微，各个权利集团不断斗争，直到元朝灭亡，这个问题依然延续。
五：随蒙古帝国和元朝权利构成变化而来的汉化时断时续问题
元朝历史不长也不短，广义上看从成吉思汗1206年建立蒙古帝国到1368年灭亡，不过163年，狭义上看，从忽必烈1260年建立元朝，到1368年灭亡不过109年。
那么元朝灭亡的根源是哪些，于外忧而论，元朝几乎没有，除了和兄弟汗国察合台、窝阔台的短暂战争，元朝对外战争在忽必烈之后几乎平息。
所以元朝亡于内患是肯定的，比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残暴“之类。貌似已成历史公论，不过这难免泛泛而谈，其实这一切的表象，不过是文化差异根源的体现而已。
而文化差异，就来自于他们的坚持传统，和汉化“迟滞”。
一个”坚持“一个“迟滞”就是矛盾的二个方面，游牧民族政权进入中原，汉化是大势所趋，但是傲娇的蒙古却因为根深蒂固的草原本位政策，决定了他们的统治方式是以间接统治为主，重搜刮轻治理，是他们对待汉文化区的常态。
直到忽必烈继位之后，利用绝对权威推行汉化，改变统治核心，才有了一点汉化苗头。
但是这个苗头也并不明显，不彻底，仅仅停留在政权设置与仪文礼制这两个面子工程上。
一般面子工程都是表象，而内部不改变，就是伪命题，可是忽必烈开的头并没有人承接。
于是停滞，还有一会前进，一会倒退就是常态。
顽疾就来自于，蒙古帝国那特有的贵族特权阶级，他们可以称呼为守旧派，守护的不过是蒙古族权贵，还有新兴势力集团色目人的利益，在他们看来，扩张是为了利益，统治是为了敛财。
具体到汉化“迟滞”的根源，也有几个重要原因
第一：中高层权贵没兴趣，反而推行蒙古文化
蒙古建立了元朝，可是对于汉文化那一套其实是不屑于的，这从他们推崇藏传佛教就可以看出来，皇帝都是佛教徒，儒学是什么？他们不知啊！
除了少数皇帝如元仁宗、元英宗熟悉儒学之外，几乎都不涉猎儒学！
失去了来自最上层的兴趣，中层又不积极推进，反而在下层不断教育基层官员和平民，学习蒙古文化。
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汉文、畏兀儿文等）附之。
这不是汉化，这是蒙古化。
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文化态度如此，其统治效果可想而知啊。
第二：政权无制度，二元色彩明显
无制度的意思按照史学家孟森所言就是：“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
而二元色彩明显的意思则是
“既行汉法，又存国俗”。
这二段话如何解释，不过是和汉族王朝传统制度相悖，说是正统，其实名不副实，还是没有逃脱游牧帝国那一套，却又生硬的加入汉族政治元素在里面，是一个“蒙汉杂糅”在一起的混血儿。
中央虽然是汉朝中央集权统治体系，地方确是蒙古旧有政权体系。
这就让中央和地方产生人为割裂，结局当然可想而知！
也因此才有了科举制度在元朝的时断时续，因为科举都是儒家思维熏陶的官员才能参与考试，可是地方并不需要这样的人，他们自有自己的一套官员任职制度，这套制度类似于汉朝的举荐制，都是亲随举荐，最后大量举荐官员占据官场，和科举官员对立，互相看不顺眼。
由此可见，科举制在元朝虽有作用，但很多时候都是名存实亡，科举官员出仕之后，也不得不和元朝举荐官员配合，于是在吏治选官这块元朝内部也是斗争不断。
六：该如何评价元朝
元朝建立与草原游牧文化基本盘之上，他们即使入主中原还是坚持自己的文化基因，抵制汉化，这最后成了他们短命的根源。
元朝如果用一句话评价就是：中国封建制度的高峰源自民族大融合后的唐宋，中国封建制度的低谷也源自民族大融合之后的元明清，低谷的带来者就是元朝！
而这恰恰就是二次民族融合与冲击带给中国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融合虽过程残酷，但却给汉文化注入生机于活力。唐朝的强盛源自这种精神气质，宋朝的富裕也源自这种精神气质，可是第二次冲击之后的明朝和清朝则走向另一个异化，那就是专制中央集权的巅峰！
比如明朝施行的世袭军户匠户制、驱奴制、诸王分封制、都是元朝制度的延续，而元朝政治制度又是蒙古制度和金国制度的拼凑，都有草原游牧民族的基因在里面，而与之相对应被消灭的就是原本宋朝正统的汉族王朝政治制度。
但历史也是有惯性和反复的，虽然明朝早期将承接于元朝的专制制度保留下来，并基于此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可是在明朝前期两位政治强人去世之后，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是部分恢复了原本该有的样子。
宋朝时期主张：“皇族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才有文人士子地位的空前提高，明朝时期主张：“不得因言获罪”才有明朝中期开始的言官敢于言事。
而蒙元帝国则不同，他们在稳固草原基本盘的基础上，以抵制汉化为前提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扩张，建立了辽阔的帝国，汉化于他们而言是毒药也是蜜糖，最后他们的选择是做做表面功夫，然后在各种矛盾割裂还有权利失衡中灭亡，最后他们的制度延续，还让明初还有清朝的中央集权达到封建社会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