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语具有底层性、隐密性、反正统性、非通用性、非规范性、平行性、能产性这几个特征。
一、底层性
流行语的创造者主要是市民阶层，有的还来源于行话黑话，所以流行语反映的主要是下层文化。比如北京和上海的流行语就反映了京沪两地五行八作的人和事：在社会上混的“玩主”、冒充顾客帮助卖主销售的“托儿”（北京），对什么事都爱打听或插手的“百搭”、一哄而上赴日本打工赚钱的“黄蜂”（上海）。
一些流行语反映了两地市民不同的性格特征：北京人疏懒自大，把“干活、干事情”叫作“玩活儿”、把“从事某项工作或活动”叫作“练”，如“练摊儿”，上海人待人接物非常精明，从“拎得清”“校路子”“轧苗头”等词语中可见一斑。
流行语的褒贬色彩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趣味和价值观：比如北京话带有亲切羡慕色彩的“星哥星姐”“的哥的姐”，带有鄙夷嘲弄色彩的“柴禾妞儿”“醋溜小生”；上海话对不谙熟人情世故的人和事有许多带有鄙夷色彩的词语，如“冲头”“大路怪子”等。
也有不少流行语表现了老百姓的风趣幽默，如“一脸旧社会”“憋镜头”（北京），“快刀手”“学习五十四号文件”（上海）等。
二、隐密性
流行语很多来源于行话、切口甚至流氓团伙的黑话，因此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反映了某种团体的利益和价值观念。
三、反正统性
流行语反映的社会价值观常常与国家倡导的信仰道德规范相悖甚至表现低级趣味、社会阴暗面，如“傍家儿”“嗅蜜”“托儿”（北京），“煤饼”“下三路”“斩冲头”（上海）。
四、非通用性
流行语使用的场合、社群、语体常常有一定的限制，一般只限于亲朋好友、地位身份相当的人日常交际使用，社会地位和文化层次高的人，特别是女性和中老年人，在使用流行语时有很大的选择性，一般只在开玩笑或故意幽默一下时才偶尔使用那些已经家喻户晓的词语，如“大款”“宰”“侃”等。
地域流行语由于具有浓厚的地方文化色彩，甲地的流行语在乙地很难被理解和认同。中央电视台播出过一些京广沪等地拍摄的市民生活题材影视作品，收看的观众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影视作品的播出，在京广沪当地大力传播了本地流行语，但异地之间除了少数词语相互吸收外（如上海话中来源于北京话的“斩”、“上档子”等，北京话来源于广东话的“的（士）”、“大哥大”等），某地的流行语很难在外地生根发芽。
五、非规范性
流行语的创造者大多文化程度较低，流行词语常常是不规范的，比如，词语的缩略和语素的结合不遵循一般规律，表现出极大的任意性。如北京话中“现眼”略为“现”、“没有商量的余地”略为“没商量”，上海话“脂粉气”略为“粉”，超出了一般的词语缩略和搭配规范。
再如，某些流行语的意义和形式都还不确定，比如北京流行语“歇菜”意为“歇着、停止做某事”，但也有人用“歇菜”表示“死”，如“刚才撞上一辆卡车，差点儿歇菜”。
很多流行语在书面上也表现出不定型性，比如表示“关系好”有“瓷”和“磁”，表示“闲聊，吹牛”有“侃”和“砍”，表示“在社会上混的不安分的人”有“玩主儿”和“顽主儿”等形式。
六、平行性
流行语常常与一般词语处于重叠状态，有的像同义词或近义词，有的像同形词。比如北京话的“路子”和“办法”、“渣儿”和“毛病”，上海话的“拗”和“威胁”、“搭子”和“搭档”，这些成对的词意义都是相同或相似的。
而如北京话的“练”原指“练习”，现指“打架或干某项工作”，“掰”原指“用手把东西分开或折断”，现指“断绝友情”，上海话的“调”原指“调戏”，现指“戏弄”，“嫖”原指“玩弄妓女”，现指“戏弄、嘲弄”，则词形虽然相同，但意义却是完全不同了。
七、能产性
流行语由于使用频率高，会产生衍生现象。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构成新词，如北京话由“的”构成“打的”“面的”“摩的”“的哥”“的姐”等，上海话由“分”构成“搬分”、“宕分”、“畚分”、“好分”、“挺分”。
二是扩展词义。如北京话的“傍家儿”由“相互依靠的伙伴”引申出“相互依靠陪伴”，又特指“相好儿、情人”，上海话的“含金量”扩展出“质地”、“人的富裕程度”、“人的学识”、“黄色淫秽品的色情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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