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之初，承蒙元之弊，国家残破不堪。明初政府为了恢复生产，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明朝初年的大规模恢复生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洪武朝把华北当作未开发地进行开发，移民人数达到全国总人口的1/6；水利兴修规模之大，空前绝后。经过近百年的经营，明朝的经济水平逐渐恢复并超过了宋代的水平。明朝物价平稳，皇帝与内阁还通过减轻国用以减少百姓负担，例如万历时商税降到1.5%。小生意、小商小贩、年营业额在40两白银也就是在营业额少于26432元以下的免税。每个县都有免费的养济院。西方传教士记载明朝中后期的江南没有乞丐。
明朝中后期的市民消费惊人。如山东博平县嘉靖中叶以后“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郓城县百姓“贫者亦捶牛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胥吏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仕宦。……”。南直隶通州，在万历时期，“乡里之人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菜肴十分丰盛，“稍贱则惧其渎客”。浙江桐乡县的青镇“其俗尚侈，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妻多好饰，夜必饮酒”。
明代的社会还兴起了“攒盒”，盒内分为不同形状的格子，将各种各种食物攒集为一盒，可携带外出游山玩水。“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仕宦用之，今年即仆妇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而答应官府，反称便矣”。明代的何良俊曾往嘉兴访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到万历时期，更加厉害“士庶之家，初登仕版，即犀玉酒器以华宾宴，……且以象筷玉杯为常，仕古奢淫之主所不敢轻用，而今寒素之士所不肯深惜也”。
在服饰方面，明人的消费习惯的变化也同样惊人。在弘正年间，礼科都给事中周玺就上疏说“首饰则滥用金宝，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技艺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著名文学家李梦阳（1473-1530）这样描绘明代商人的富裕程度“今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觳，……其富与王侯同也。”
扬州商人资本雄厚，更是“无不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饰舆马及诸摊钱之戏”。连山东博平县这样的小城也是“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湘鞋纱裙细绔”。南通州在万历时期，“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廉，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绔袜亦皆纯采。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庸流贱品，亦带方头巾，莫知厉禁。其俳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上道者锺相接，而人不以为异”。
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不丝帛不衣，不金线不巾，不云头不履”的现象。在南直隶松江，“奴隶争尚华丽”“女装皆锺娼妓”“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与仕宦漫无分别”。在河南内丘“门快舆皂无非云履，医卜星相莫非方巾”。在福建福安“方巾盈路，士大夫名器为村富所窃，而屠贩奴隶亦着云履而白领缘”。杭州居民“服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毋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
甚至连清操自命的寒士也要赶时髦“布袍乃儒家常服，迩年鄙为寒酸，贫者必用稠娟色衣，谓之薄华丽，……上海生员，冬必服绒道袍，暑必用琮巾绿伞，虽贫如思丹亦不能免。”（明代范濂的《云间据目抄》）
“不衣文采而赴乡人之会，则乡人窃笑之，不置之上座”（万历《通州志》）。
明末遭遇特大天灾，繁华的经济突然崩溃。利用一系列巧取毫夺，满洲人成功进入了中国。康熙二十年，三藩起义被镇压，康熙二十二年台湾沦陷，满清才最终霸占了中国。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后，满清经济开始恢复，到乾隆朝达到顶峰。但在人均粮产方面，满清却一直没有超过明朝的水平。甚至比起唐朝、宋朝都远远不如。乾隆中期以后经济越趋下降，亩产也开始下降。
明清之际天灾不已，又战乱频繁，直到康熙二十二年，国内战争才基本结束。农业经济一度遭到严重的破坏。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恢复，到了乾隆中前期，满清经济达到最高水平。但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满清人均粮食占有量仍然不及晚明。据张显清研究，现在的一般看法是：满清初期农业经济的人均水平较之明代是下降的。具体数字上，吴慧认为满清初期367市斤/市亩，人均占有粮食628市斤。郑正，王兴平同意吴慧的亩产数字，但对满清的人均田亩数则认为吴慧估计过低，按郑正，王兴平的修正数据，计算得到满清前期的人均占有粮食是1541市斤。在这里，我们取平均值即1085市斤。而满清后期的腐败和倒退则是众所共见的。满清后期到民国的一百多年来，人均粮食占有量一直徘徊在700市斤上下。这个数字更是无法与晚明相比了。
可以看出，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自汉代以来，一直到明代，一直是在上升的，直到满清时代才开始下降，到满清后期，下降到最低点。即使是在所谓“康雍乾盛世”，从康熙到乾隆，地方上年年都有饥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满清初期思想家唐甄是这么描写所谓康熙盛世的：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乾隆时期又如何呢？
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时期的出使日记中说当时的中国：“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可以认为，从汉代一直到明代，我国国民的生活水平是在逐渐上升的，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至明朝中晚期发展到最高水平。其间虽有魏晋南北朝、残唐五代和蒙元时期的短暂停顿，乃至一度的倒退，但总体上看，国民的生活水平还是在曲折中前进，呈现出螺旋形的上升式发展。这反映了近2000年科技水平的进步，以及物质财富的积累。传统的中国社会发展到晚明，不论科技、文化还是物质生活水平，都已经达到了最高峰。可以这样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人民最富裕的时期，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人民生活最幸福的国家。明代以后，由于满清政府扼杀技术和思想革新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已经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了，生活水平比明朝大幅度下降。也就是说，传统中国社会发展到明代，已经是极限了，再往后要发展，就必须突破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明代出现了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政治上也大不同于以往各代，也许这些就是转型的希望。如明朝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超过当时欧洲诸国总和。至明朝中后期，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明朝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到了1840年，满清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无法与明朝相比。总之，在17世纪危机到来时，满洲鞑靼霸占下的中国扼杀了宋明以来的转型的萌芽，中国日趋退出了世界强国的舞台。
参考资料：[转贴]中国近代衰落之总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