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作为这种诗体的专称，还是比较后起的。在唐五代时，这种新诗体原被称为曲子词。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它又有了诗馀，乐府、长短句等等别名。这些名称都代表着词体的某种特点。譬如： 词是曲子词的简称，就是歌词的意思(宋人也称词为歌词)。曲子词这个名称，最清楚地表明了词体的性质，表明了词与曲的关系。曲是指音乐的部分，词是指文辞的部分。在乐曲歌辞中，这二者原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不可分离的。清刘熙载《艺概》卷四说“词即曲之词，曲即词之曲”，清宋翔凤《乐府馀论》说“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这些话都对词曲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了正确的解释。所以曲子词，我们可以说是词体最确切的全称。
在唐五代及宋初，还很少把词体单称为词的，一般都根据它的歌词性质称之为曲、曲子、曲词或曲子词。例如：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宋张舜民《画墁录》：“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殊)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宋赵令峙《侯鲭录》卷七：“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唐末五代的文人词，又披称为诗客曲子词。例如西蜀欧阳炯的《花间集叙》说：‘今卫尉少卿字弘基，……广会众宾，时延佳论。因集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在曲子词上加上“诗客”两字，这是为了区别于民间的曲子词，表示是文人的作品。宋人又称词为今曲子，那是为了与古乐府相对而言，和称近体乐府是同样的意思。例如《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又如《碧鸡漫志》卷一；“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词调中有一些调名带有“子”字，如《十拍子》，《采莲子>，《破阵子》等，“子”就是曲子的省称。 诗馀的名称是晚出的，大约始于南宋。南宋初林淳的词集名《定斋诗馀》，廖行之的词集名《省斋诗馀》。如果说这些集名是后人所加，那末，至迟宋宁宗庆元间编定的《草堂诗馀》，已经表示诗馀这个名称的成立(元黄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记居土公乐府》文中，以为《草堂诗馀>乃胡仔所编，不可信)。
把词称为诗馀，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词是诗的下降，是诗的馀绪媵义。这是轻视词的看法。清毛先舒《填词名解》说：“填词不得名诗馀，犹曲自名曲，不得名词馀(元明散曲又称为词馀)。又诗有近体，不得名古诗馀，楚骚不得名经馀也。故填词本按实得名，名实恰合，何必名诗馀哉”清汪森《词综序》也说：“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镶并骋，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馀，殆非通论矣。”都是反对把词贬低称为诗馀。
另一种认为词是出于唐代的近体诗，是从律诗绝句中变化出来的；唐人是先用五、七言诗入乐，到了唐末五代，才改用长短句。如宋翔凤《乐府馀论》解释词之所以“谓之诗馀者，以词起于唐人绝句。如太白之《清平调》，即以被之乐府；太白《忆秦娥》、《菩萨蛮》，皆绝句之变格，为小令之权舆。旗亭画壁赌唱，皆七言断句。后至十国时，遂竞为长短句，自一字两字至七字，以抑扬高下其声，丽乐府之体一变。则词实诗之馀，遂名目诗馀”。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词的产生过程和唐代歌诗的实际情况。词的产生和创作本采是为了配合音乐，歌词必须适应乐曲，所以一开始就有长短句的采用，就是齐言和杂言两体同时并用。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知道隋唐之际已有合乐的长短句的词；它的产生可能犹在近体诗正式成立之前。唐代歌词，固然很多是用五、七言诗，但也有很多早用了长短句韵。终唐之世，不断传唱五、七言诗，也不断传唱长短句调。唐代诗与词的发达程度实有不同，这不是它们产生的时代各有先后。而且文人词虽然是后起，担民间词早已先 行。说长短句用作歌词是后于五，七言诗，词是由律诗绝句变化而出，这是不合事实的。
所以把词称之为诗馀，不仅包含有贬低词的意思，而且对词体的产生、形成过程也作了曲解。 乐府本是西汉武帝时所设立的一个音乐机关，后来用来作为一种诗体的名称。汉魏六朝入乐的歌诗，包括采自民间的和文人创作的，都称为乐府。唐宋词也是配合音乐可以歌唱的歌诗，从这意义上说，也可称它为一种乐府诗。宋人词集题为乐府的，有贺铸的《东山寓声乐府》、康与之的《顺庵乐府》等。
但以前把词称为乐府，有的还由于“词出于乐府”这样一种认识。如宋胡寅，近人王国维都认为词是从汉魏乐府或六朝乐府发展而来的。唐宋词和汉魏六朝乐府同是音乐文学，它们之间自然有着密切的继承关系，但唐宋词并不是直接渊源于汉魏六朝乐府，它所配合的音乐和合乐的方式跟前代的乐府诗都有很大、不同。唐宋词配合的音乐是燕乐，燕乐的主要成分是北周、隋以来从西域传入的西北各民族的音乐，乐器是以琵琶为主。这在当时是全新的、外来的东西，和前代的乐府诗所配合的雅乐、清乐是不同的系统。而且唐宋词的音乐性是全部定型的，都是“由乐以定词，非选词以配乐”，每个词调都固定的句格，韵位和字声，在形式及格律上和“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的前代乐府诗也完全不同。燕乐的传人最早虽可追溯到北魏，但它的盛行是在隋唐；词是配合燕乐而产生，因此说词的起源就不应该超过隋唐以前，说词出于乐府也就不合事实了。
宋人也有称词为“近体乐府”的，如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有词三卷(卷一百三十一--一百三十三)，题为“近体乐府”。在乐府上加上“近体”两字，这就表明了和古乐府的区别。 词和唐代近体诗在形式上最显著的差别，就是它打破了旧有诗歌五，七言的基本句式而采用长短句；所以后来也就把长短句作为词的别名。宋人词集题为长短句的，有秦观的《淮海居土长短句》，赵师侠的《坦庵长短句》等。
用长短句制作乐府歌词，从汉乐府到南北朝乐府都是如此。但把长短句填入词调完全是由于合乐的要求。句子的长短都须依照乐谱的节拍，有着一定的准度。在唐代，五、七言近体诗也有很多被采作歌词以告乐，和长短句并行的；但这种整齐划一的诗句和参差变化的乐谱总不能完全相适应。到了宋代，就再也没有用律诗绝句来配合乐曲的了，词的形式全是长短句了。虽有例外，那是极少数的。
长短句是词的形式特点之一。词和唐代近体诗的不同主要还在于它是作为歌词，在于它和音乐结合的关系上，并非由于句式的异同。所以把词称为长短句，并不能标举出它的主要特性。以前有人把词的起源一直溯源到《诗经》，以为《诗经》里的诗句已有很多是用长短句的，这就是错误地把长短句看作是词的全部特点的原故。
但是词和诗虽有区别，两者在本质上还是一致的。宋代有些词家主张严格划清诗词的界限，认为有些词虽然采用了长短句来写作，在内容与风格上却仍然是诗，不能算作词。例如苏轼的词，当时被人批评它只是“长短句中诗”，辛弃疾、刘过的词也被认为是“长短句之诗”，黄庭坚的词，被认为是“著腔子唱好诗”。这就把诗词之间可以适当承认的区别强调到了绝对化的程度，是囿于《花间集》以来文人词的传统风格的偏见。
除了上面捉到的这些名称外，词还有一些别名。如宋人词集还有称歌曲、琴趣、乐章、语业。称歌曲、乐章也能表明词的性质，乐章的意思也和曲子词相同；称琴趣，语业就和词的本义无多大关系，这里不一一再作解释了。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别称也有很多。华夏，中华，九州，海内，瓷国，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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