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时期，政权由士族集团控制，在立法上标榜儒家思想，维护士族集团的等级特权，儒家礼教与封建法律进一步融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都曾进行过大规模法典的编纂，但在很大程度上仅仅作为正统的标志。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逐渐趋于完备，在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律学进一步发展。
一、立法指导思想
（一）厉行“法治”、“一赏”、“一刑”
我国古代“刑罚世轻世重”的传统法制思想在三国时期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三国乘汉末之弊，战乱不止，统治者亟需以刑法安定社会秩序，树立自己的权威。因此，三国统治者在肯定礼治对法制具有指导作用的同时，格外强调法律在治理乱世，拨乱反正中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
曹操认为，治理太平盛世，统治者应致力于礼乐教化，以淳朴风俗；而治理乱世，统治者应首先树立法律的权威，以安定社会。这就是：“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拔乱之政，以刑为先”。曹操不但积极提倡，而且认真身体力行，其“割发代首”实践了其人人守法、违法必罚的主张。蜀国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推行者
诸葛亮，也认为治理国家应当礼法并用、德威并用，主张审时立法、厉行法治。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并且一再规劝
蜀后主不别亲疏、不分贵贱，依法奖励和处罚。统治者的这些行为都明确地体现了法家的“一刑”、“一赏”的主张。东吴君主
孙权也是一个重刑主义者。汉代早已废除的族诛之刑在东吴屡见不鲜。孙权为重刑辩护说：“但不得已而为之耳”。三国时期的统治者大都建立了完备的法律制度，主张执法从严，依法行赏罚，使老百姓相信令必行，禁必止。
（二）立法和司法应“理直”、文约例直、宽严适中、轻重得当、罪刑相符
建立晋朝的司马氏集团，系东汉末年发展起来的世家大族，他们以精通儒学而在社会中占有特殊地位。掌握最高政治权力后，司马氏集团格外注意以法律反映、确立和保护士族的特殊利益。因此，“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儒家礼治思想成为晋代法制的指导思想。汉代所开启的礼律融合的事业在晋朝有了长足的发展。
晋代统治者认为“礼治”是法制的灵魂。张斐认为法制必须“理直刑正”。所谓“理直”，即法律必须明确体现儒家的纲常明教，以儒家所提倡的精神和原则立法和司法。张斐在总结晋律体例时，认为晋律体现了“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的原则。所谓“王政布于上”，即君主有最高的立法权，在立法上应处居高临下之势；“诸侯奉于下”，即诸侯贵族必须遵守君主之法而统治百姓；“礼乐抚其中”，即所有的立法和执法都必须体现礼乐的精神，以礼为指导原则。晋代统治者认为立法与执法社会效果的优劣，完全系于“礼”。礼是律产生与执行的依据。统治者认为，断狱不能呆板地遵用教条，而应该用礼的原则去裁判是与非，罪与非罪。所谓“刑正”，即立法和适用法律应该做到宽严适中、轻重得当、罪刑相符，应当明确界定和规定各种犯罪的概念。其时，得到官方承认的律学家杜预认为，立法时应当做到“文约例直、听省禁简”，即法律条文简约、法例明白易懂，这样老百姓就知道怎样守法而不触犯刑律。
晋代统治者在立法实践中“纳礼入律”，使礼律合一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晋朝统治者将维护士族礼仪的礼大量入于律中，使礼直接成为法律条款，“礼律合一”不再是一种主张而是一种现实。西晋制定的《泰始律》，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
（三）积极变法、重视法制、引礼入刑
南朝统治者的法制指导思想多因袭魏晋时期的主张，因而没有什么建树。北朝统治者系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充满了兴趣。他们非常喜欢汉文化，在法制方面多有建树。同时他们本身开放和豁达的民族文化特点，也为汉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所以，南北朝时期“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
北朝统治者建立政权后，积极进行变法，虚心采用和学习汉民族创立的先进的封建经济体制、政治法律制度和以儒家礼制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非常重视礼对其政权法制建设的指导作用，注重礼与刑的统一。北魏孝文帝提出恤刑、慎刑等法制主张并积极实践。如其时，统治者认为在执行刑罚时，犯人裸体受刑，有伤风化，违背礼仪，因而下令更改此制。另外根据礼治“恶恶止其身”的原则，统治者修改了一人犯罪，满门抄斩的“门房之诛”。只要不是谋反罪，由一人承当。北齐统治者设置“重罪十条”对违背礼制的行为进行重罚。
二、法律形式和立法概况
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和立法概况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基本的法律形式仍然是作为成文法典的律，但同时也创立了一些新的法律形式，如格、式等，令的含义也逐渐发生了改变。为隋唐时期封建法制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律的演变与发展
作为法律的基本表现形式，律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体例不断完善，内容逐渐丰富和充实，概念和术语逐渐科学。三国初期，大都沿用汉律。公元229年，曹魏政权制定了《新律》。267年，西晋制定和颁布了《泰始律》。南朝也进行了许多立法活动，如南朝梁制定了《梁律》，陈朝制定了《陈律》。但其立法成就并没有超过晋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晋律的完全继承。北朝在律方面的立法成就比较多。北魏制定了《北魏律》，北齐制定了《北齐律》、北周制定了《大律》等。其中以《北齐律》最为著名，立法成就最高。现以曹魏、西晋、北齐和北魏的律典为例介绍律的发展成就。
1.《新律》的制定及其特点
魏明帝即位后，令陈群、刘劭等在吸收汉代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新律》，共18篇。《新律》早已失传。根据现有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其内容较为丰富，体例较为科学，结构更加严密。与汉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首先，正式将律作为定型化的法典，一经制定即不再有单行法规编入。这开启了后代法典的基本形式。其次，增加了篇目，由汉律九篇增加为18篇，弥补了以往法典“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的缺陷。再次，规范了律典的编纂体例。将《九章律》中的《具律》改为《刑名》，列于律首，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法典的体例更加合理和科学。再次，改革了刑罚，使刑罚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和文明化。魏律取消了汉律中的宫刑，减轻了对某些罪的处罚，将刑制定为死刑、髡刑、完刑、作刑、赎刑、罚金和杂抵等七种，为奴隶制五刑向封建制五刑的过渡创造了条件，推进了刑法文明的发展。第四，《新律》将刑名与刑期联系在一起，使法律更加直观。此外，“八议”入律，使礼律进一步融合，开辟了礼律融合的新途径。
2.《泰始律》的制定及其特点
《泰始律》是司马昭命贾充、羊祜、杜预等十四人参考汉魏之律典而制定的，共20篇，620条。泰始三年（268年）完成，次年颁布实施。 与汉、魏律相比，《晋律》在许多方面具有较大的发展和自己的特色。
首先，法律概念更加规范、准确。由于律学的发达，晋代统治者对法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们首次区分了律与令的性质，将律确定为定罪量刑的法典，将令确定为规定国家各项制度的法典。《泰始律》颁布后，张斐和杜预为之作注，经朝廷批准，颁行天下，与《泰始律》一样具有法律效力，称为
《张杜律》。张斐不仅对法律的字义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而且对晋律中一些相似而又容易混淆的罪名作了区分。
其次，体例设置更加合理。《泰始律》将《新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与《法例》两篇，置于律首，完善了我国古代刑法总则，有利于人们正确理解法律的含义和律典中的其他各篇。
再次，礼律进一步融合。纳礼入律，礼律并重。如为了维护士族的利益，晋代统治者将礼入于律中，设立了“杂抵罪”，确立了 “准五服以治罪”的原则，强调父在子不得分家异财，允许被杀者之功亲为之复仇；晋代甚至直接把儒家礼教的精神和原则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第四，在省减的条文中，主要减少的是重罪的条文。如缩小了妇女缘坐的范围，废除了“捕亡没为官奴婢之制”等规定。
3. 《北魏律》的制定及其特点
北魏为鲜卑拓拔贵族所建立的王朝，是北朝的第一个王朝。统治者进入中原之前，既无文字，也无法律。进入中原之后，积极变法改革，学习汉民族法制建设经验。北魏孝文帝亲自主持修律，在参酌汉、曹魏、晋和南朝律令的基础上于太和十九年（495年）撰成《北魏律》20篇。北魏律综合吸收各地的儒学文化和西晋以来律学的重要成就，在礼律融合方面颇有创新，具有较高的立法成就。如，北魏法律创制了存留养亲之法，即对于犯有死罪之人，如果家中父母、祖父母年老而又没有成人的孙子，旁边也没有近亲属来抚养老人，法律规定罪犯可以减轻处罚，留在家中抚养老人。存留养亲之法一直适用至清末。
4. 《北齐律》的制定及其特点
北齐取代东魏后，便着手制定律令，由高颕等人编纂，经过十四年的努力，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年）终于制成《北齐律》，共12篇，949条。与晋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首先，精简律文，将律典从《泰始律》的20篇减为12篇。其12篇的篇目是：名例、禁卫、户婚、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其次，确立了“重罪十条”，这是后世“十恶”的前身。再次，确立了死、流、徒、杖、鞭五刑，为隋唐笞、杖、徒、流、死封建五刑体系奠定了基础。总之，它是一部上承汉、魏律之精神，下开隋、唐律之先河的法典，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令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形式方面变化最大的是“令”。这一时期“令”不再与皇帝的诏令发生直接关系，成为定型化的、与律对称的国家法典。令逐渐演变为积极性的、正面性的法律规范，用于规定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制度。
曹魏时期已经开始制订定型化的令。史籍记载，曹魏制定有《郡令》、《尚书官令》、《军中令》、《邮驿》等法律，总篇目达到了一百八十多篇。
西晋立法的原则是将一些“太平当除”的临时性法规，以及“施行制度、以此设教”的积极性、正面性的法规编入令典。268年，与《泰始律》同时颁布的还有《晋令》40卷，2306条，分为32篇。篇目为户、学、贡士、官品、吏员、服制、祠、户调、佃、复除、关市、捕亡、狱官、鞭杖、医药疾病、丧葬、杂、门下散骑中书、尚书、三台秘书、王公候、军吏员、选将、选吏、选杂士、宫卫、赎、军战、军水战、军法、杂法等。其体例显然是按照官府行政事项以及职官机构两个方面来编制的。
南朝时期的南梁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令典的编撰。503年，与《梁律》同时公布的还有《梁令》，共有30卷，28篇。其篇目为户、学、贡士赠官、官品、吏员、服制、祠、户调、公田公用仪迎、医药疾病、复除、关市、劫贼水火、捕亡、狱官、鞭杖、丧葬、杂、宫卫、门下散骑中书、尚书、三台秘书、王公候、选吏、选将、选杂士、军吏、军赏等。南陈编有《陈令》，也是30卷。
自西晋以后，律令并列已成为习惯。北魏时期曾多次立法，律令常常没有同时制定。因此，遭到许多人的批评。大臣孙绍说，如果只有律而没有令，大臣就不知道按照什么来行事。可见令已经成为政府机构必备的制度性的法律规范。
北魏也制定有令典。据《太平御览》记载，其令典有《太和职员令》21卷。北齐在564年制定了篇幅达40卷之多的令典，其编制方法与晋以来的惯例不同，完全按照朝廷的尚书24曹机构名称来进行编制。篇目为：吏部、考功、主爵、殿中、仪曹、三公、驾部、主客、虞曹、屯田、起部、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都兵、二千石、比部、水部、膳部、度支、仓部、左户、右户等。北周也制定了自己的令典。
（三）科和格的变化
科是三国初期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是汉魏之际起支配作用的具有独立地位的临时性法规，后来发展成为三国的基本法典。它给予当时的政权建设以直接的重大的推动和促进，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魏、蜀、吴三国建立之初，都承袭汉制，沿用汉代法律。但汉律经过四百多年的实施，到汉魏之际，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此，三国各政权往往采用“科”的形式。曹操比较重视法制建设，在吸收借鉴汉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科”和“甲子科”，使科成为曹魏政权初期的一种临时的主要的法律形式。蜀国在刘备定都成都以后，也由诸葛亮、伊籍等人制定了《蜀科》。晋朝在立法时取消了“科”这种法律形式，但是南朝时期又恢复。南朝梁有《梁科》30卷，陈朝有《陈科》30卷。东魏政权编纂了《麟趾格》，颁行天下，首创了“格”，并作为其主要的法律形式。
（四）故事和式
故事，即司法判案的成例。作为一种法律形式，开始于东汉初期，但是其时还没有编撰系统的法典。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故事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并且出现了成文法典。晋朝在颁布律、令的同时，还颁布了《故事》30卷，将律令以外的皇帝诏旨之类的法律文件汇编在一起，作为国家各级政府机关的规章和办事细则。南朝将“故事”改为“科”。另一种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的法律形式是“式”。“式”是这一时期有关政府具体办事细则的法律规范。据记载，晋代有“户调之式”。西魏在大统十年（544）颁布了《大统式》5卷，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以“式”为主要法律形式的法典。所以，这一时期“式”的内容还不太确定。但是毫无疑问，“式”已经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