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是今日中国的热点，也是各种社会问题汇聚的焦点。有人期待它启动新一轮的投资，吸收流动性，消化过剩产能，继续成为未来保增长的发动机；有人则认为它只能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果。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背景下，我们不禁要问，市场的活力在哪里？怎么才能充分调动起来，市场发展的内在需求如何满足？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市场新动力到底在哪里？
作为从事城市与区域发展战略研究逾二十年的民间智库，王志纲工作室为众多城市和区域完成了发展战略策划，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中国经营报》记者就新型城镇化有关热点话题对王志纲工作室战略智库创始人、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与参与者王志纲先生进行了专访。
“市长”Vs“市场”
《中国经营报》：作为改革开放全过程的报道者和参与者，三十年前你曾做过《百万移民下珠江》的报道，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化面临的矛盾现实。当前新型城镇化和三十年前的城镇化有何不同？“新”在哪里？
王志纲：城镇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相伴相生的过程，它从来就不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而是政治、经济、社会、国际格局、发展阶段等诸多问题的交汇点。百万移民下珠江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城市化、工业化一个最典型的缩影。
今天我们批评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很多方面，包括血汗工厂、环境污染等很多问题，但当时只能这么走。三十年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出口驱动，决定了只能出卖劳动力，也就决定了百万移民要背井离乡；这个过程在随后的三十年中被复制到长三角、中西部甚至偏远山区。
直到今天这个市场规律都没有变，但是形势发生了变化。三十年后的中国已经从世界工厂变成最大的消费地，国人已经从注重数量到了注重质量，这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还将继续，但是从模式和路径上要发生深刻的变化。
三十年前以生产为核心，两头在外；三十年后以消费为驱动，市场在国内。人的流向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几亿农民工从乡村涌入城市，涌入沿海，追逐工作；现在是城里人向往农村，追逐清风明月。
外因和内因上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未来新的城镇化一定要和过去的城镇化有区别。如果现在各方还是按照原来的惯性考虑和操作，结果一定是刻舟求剑，南辕北辙。
《中国经营报》：你从事城市战略研究这么多年，有一个城市经营的观点传得很广，就是城市的成功需要“市长和市场跳双人舞”。这个论断在新型城镇化中是否依然有效？
王志纲：十年前我们提出：城市经营的主体不只是政府，市长必须学会与市场跳双人舞，借助市场化的运营方式来达到城市增值的宏观目标。凡是城市经营搞得好的城市，一定是最充分地实践了市场经济规律的地方。
如今这个观念不仅不过时，反而应该更加强调。因为市场的力量比起十年前要更加丰富，也更有活力。如果说十年前还只是一些先知先觉的企业扮演着启动市场重要角色的话，那么今天已经有更多的普通消费者、创业者、中小企业主都开始扮演启动市场的角色。如何更充分调动市场的活力，如何满足市场发展的内在需求，这对我们的市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谁是市场化力量
《中国经营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未来有哪些市场力量将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新动力”？
王志纲：现在都在说人的城镇化，但是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活生生的人。
我们经常说过去几十年使中国有了丰富的积累，这个积累远不只是资本上的，还有人的积累。人的互动将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力量。城市反哺农村不只是转移支付，不只是资本下乡，更重要的是一批人带着新的眼光、新的技能从城市回到农村，这会掀起一场新的变革。
我们在全国各地走，看到很多有意思的现象，总结起来有这么五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返乡农民、返乡创业者、本土企业、都市小资、地产商。他们当中有些似乎还不强大，但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未来的作用不可小觑。
《中国经营报》：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产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目前有很多农民返乡就业，有的还回乡进行创业。他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成为当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市场力量？
王志纲：是的。我举两个非常有典型性的例子。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贵州。几年前当地投资修了几十万平方米的厂房搞工业园，所有人都不看好。因为从沿海到内地成本上升一倍，支撑不了。但是没有想到，这次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发生了——以前是劳动力追着工作走，现在是工作追着劳动力走。
当地政府发现在沿海的熟练纺织制衣工人有七八千人，于是过年的时候挨家挨户去动员，说我们县里也要搞制衣厂，沿海你拿三千五，这里给你三千元。抬腿就能回家，县里还准备盖廉租房，不买的话五百块一个月，买的话两千块一平方米。这样一来没有人愿意再去沿海了。政府再去跟企业谈，原来谈了很久也不来的企业现在都愿意来了。
四川、贵州、河南很多地方都是这种情况。这说明形势变了：原来的中国没有办法，只能出卖劳动力，竞争优势就是成本，所以沿海最有优势，所有人都往沿海跑，上亿人大迁徙，抛妻弃子，背井离乡，农村凋敝。家里是留守老人和儿童，外面是分居的夫妻，农民为了获得一点收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现在的中国不一样，不只是劳动力在这里，消费市场也在这里，一个难得的契机出现了。
第二个故事发生湖南。2008年我到湖南娄底出差，去做足疗的时候跟捏脚的姑娘聊天。我说：你是哪里人？她说：是旁边农村的。我说：你是在哪里学的捏脚？她说：在广东。我说：为什么现在不去广东了？她说：在广东家管不了。回到家乡以后，一可以回去照顾孩子老公，其乐融融；二来这里收入也不比广东低多少。我问她：那还回不回广东？她说：坚决不回去了。
金融危机时候很多农民都回家了，回去的时候跟刚刚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第一至少会有几万块钱，第二掌握了一番本事和技能，第三见过世面，脑袋开窍了。回去以后开个足疗店，开个饭馆，甚至开个修车铺，就自己创业去了。他们回去以后带回外部世界的思想观念，使得羸弱不堪的乡村得到强化。
《中国经营报》：除此之外还有一股力量正在崛起，就是本土中小企业，原来是草根创业者，现在多多少少都有些积累，不仅有资本，还有一定的产业能力。
王志纲：以前地方发展是重女婿不重儿子，先瞄准外商、台商，后来瞄准国内巨头，给他们的条件比给本地的条件好得多。因为外来者会带来本地所没有的东西，无论资金、资源还是观念等。但是现在本地的企业家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升级，有些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资源整合能力。比如我们在任丘做战略，一个本地企业把欧洲最大航空服务企业整合过来，下一步任丘要做生态先锋，也在通过本地企业力量整合全球资源。
这些本地土豪“生于斯，长于斯”，如果说创业之初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那么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后也在思考人生追求的问题，也希望能够为家乡做一些事情。这些年我帮助过很多企业家，今天的巨富放回到二十年前也都是草根，还没有今天的土豪实力强，但成功者最终胜在眼界和格局上，有了长远的目标，才有了长远的动力。
我们现在在尝试通过企业家培训，与政府战略相结合给他们找到新的发展机会，通过金融创新的方式整合他们的力量，如果能够把这些土豪凝聚起来，会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中国经营报》：有一批人正在离开大都市，来到小城镇，来到农村，成为一股逆城市化的力量。这些人会不会也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市场力量？
王志纲：现在一种新“上山下乡”运动很值得关注：比如在大理双廊，比如丽江，还有徽州等一些风景秀丽、气候舒适又有文化传统的地方，成为都市小资向往的天堂。他们来到苍山下、洱海边，建客栈，租民宅，带着孩子，过一种不同于城市的生活。
他们有能力去追求文化，不光是乡村，还有很多古镇古城，都会得益于这股力量的推动。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成都锦里、宽窄巷子；现在我们在景德镇做老城复兴，把千年窑火的传承与现代的文化结合起来，给创意阶层提供空间，让他们在极富文化味道的空间中创作、生活。
新型城镇化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乡愁是什么，就是文化，给文化一个承载的空间！
《中国经营报》：地产商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在新型城镇化中会扮演什么角色呢？
王志纲：地产商拥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既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万达在长白山打造世界级的滑雪目的地，比如龙湖在烟台、抚仙湖也做得不错，比如万科良渚文化村与民居乡村邻里关系结合，返璞归真等。做得不好的就太多了。
市场会大浪淘沙。今天地产已经开始洗牌，只会盖房子的地产商必定要淘汰。多年前我说过，地产是载体，真正的价值是“1+X”。真正听懂并且做的人并不多。华夏幸福基业听懂了，成了区域运营专家。天府新谷听懂了，成为科技孵化器的翘楚。
那未来的方向是什么？现实是“一边捆着草，一边饿着牛”。什么叫捆着草，就是有很多资源，比如良好的空气、环境，有机食品，没有转化为资产，拥有这些资源的人比如农民并没有受益。另外一边是有消费力的人，愿意花十倍的钱去购买有机食品，去追逐清风明月。与其送货下乡，为什么不能送消费下乡呢？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拥有上万亿元的潜力。但这个市场怎么对接起来，是电商，还是旅游休闲，还是什么？这是现在所有人都想知道的，我们也在探索。
新型城镇化“三大法宝”
《中国经营报》：新一轮城镇化发展的大幕正在拉开，能否结合多年的实践经验，对当前正在进行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给予一些建议？
王志纲：我们作为一家民间智库，之所以能够参与到越来越多的城市战略、区域战略乃至国家战略之中，原因是把握市场发展的规律。对于新型城镇化，我觉得有这么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点，要从城市运营商转型到产业运营商。
十年前，我们提出城市运营商的概念。未来需要升级版的城市运营商，或叫产业运营商。“城市运营商”与“产业运营商”的核心区别在于，前者是以土地为核心，后者是以产业为核心，必须适应从土地运营到产业运营的转换。通过土地牟取暴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产业的培育需要长期的孵化，要靠运营，提供增值服务、投资等获得多重收益。
第二点，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要实现“三者合一”。
此前生产者不是消费者，因为消费不起。消费者难以直接成为投资者，因为门槛太高，现在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三者正在融合。
比如做休闲、做健康，不仅老板可以投资，普通消费者现在也有机会投资。比如做文化，生产者就是消费者，消费者也可以是生产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怎么理顺，怎么打通？打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能找到新的商业模式，这是未来想要做产业运营的人必须考虑的问题。
第三点，要实现“政府经营环境、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
政府经营环境是说政府需要宏观掌控，在战略上把一个城市按照科学、理性的原则规划得清清楚楚，将游戏规则定得明明白白，再选几个领头羊当火车头，有效撬动一个区域板块的发展。企业经营市场就是说让企业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参与竞争，从而真正形成“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格局。民众经营文化是说在政府宏观控制和企业自由竞争的前提下，消费者、老百姓自然会有意无意地营造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因为文化是无形的，但却是可以感知的一种氛围。
总的来说我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一场真正的考验，是硬骨头，只有这时候人们才真正背水一战，转型升级才有可能。我们在过历史的三峡，只有依靠科学的方法，艰辛的探索，过了这个坎儿，才有可能一马平川，风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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