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瞒和骗”的文学传统的抨击时从国民性入手的。中国人为什么不敢正视社会、人生？此种性格弱点是怎么造成的？他认为这首先是“孔孟之道”长久精神统治的结果。中国是一个有漫长
君主专制历史的国家，一代一代的“圣君”“贤相”都把封建礼教作为制驭民众的手段，“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早已成为国人共同的
心理机制。这也就是
胡风先生所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一到旦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自然就要反映到文艺上来。鲁迅把“瞒和骗”的文艺与“瞒和骗”的国民性结合起来考察，十分精辟的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运动规律，说明“瞒和骗”的文艺源于“瞒和骗”的国民性，反过来又推动“瞒和骗”的国民性进一步扩张，以致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个分析告诉我们，“瞒和骗”的国民性与“瞒和骗”的文艺都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下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