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粥》 李渔
原文：
粥饭二物，为家常日用之需，其中机彀，无人不晓，焉用越俎者强为致词？然有吃紧二语，巧妇知之而不能言者，不妨代为喝破，使姑传之媳，母传之女，以两言代千百言，亦简便利人之事也。
先就粗者言之。饭之大病，在内生外熟，非烂即焦；粥之大病，在上清下淀，如糊如膏。此火候不均之故，惟最拙最笨者有之，稍能炊爨者，必无是事。然亦有刚柔合道，燥湿得宜，而令人咀之嚼之，有粥饭之美形，无饮食之至味者。
其病何在？曰：挹水无度，增减不常之为害也。其吃紧二语，则曰：“粥水忌增，饭水忌减。”米用几何，则水用几何，宜有一定之度数。如医人用药，水一盅或盅半，煎至七分或八分，皆有定数。若以意为增减，则非药味不出，即药性不存，而服之无效矣。不善执爨者，用水不均，煮粥常患其少，煮饭常苦其多。多则逼而去之，少则增而入之，不知米之*全在于水，逼去饭汤者，非去饭汤，去饭之*也。*去则饭为渣滓，食之尚有味乎？粥之既熟，水米成交，犹米之酿而为酒矣。虑其太厚而入之以水，非入水于粥，犹入水于酒也。水入而酒成糟粕，其味尚可咀乎？故善主中馈者①，挹水时必限以数，使其勺不能增，滴无可减，再加以火候调匀，则其为粥为饭，不求异而异乎人矣。
宴客者有时用饭，必较家常所食者稍精。精用何法？曰：使之有香而已矣。予尝授意小妇，预设花露一盏，俟饭之初熟而浇之，浇过稍闭，拌匀而后入碗。食者归功于谷米，诧为异种而讯之，不知其为寻常五谷也。此法秘之已久，今始告人。行此法者，不必满釜浇遍，遍则费露甚多，而此法不行于世矣。止以一盏浇一隅，足供佳客所需而止。露以蔷薇、香橼、桂花三种为上，勿用玫瑰，以玫瑰之香，食者易辨，知非谷性所有。蔷薇、香橼、桂花三种，与谷性之香者相若，使人难辨，故用之。
译文：
粥和饭这两样东西，是家庭平日生活的必需食物，做饭的原理谁都知道，还用我多费言辞吗？但是有要紧的两句话，巧媳妇虽然知道却说不出来，我不妨代她们讲出来，将来婆婆教给媳妇，母亲传给女儿，以两句话替代千言万语，也是一件简便利人的好事情。
第一句话先从粗略的方面来讲：煮饭的大毛病是内生外熟，不是煮得太烂就是烧焦了。煮粥的大问题，在于米沉在下面，上面只有清汤，像糨糊一样。这是火候不均匀引起的，只有最笨拙的人才会弄成这样，稍会做饭的人，一定不会这样。但也有煮的饭软硬合宜，粥干湿适中，看着好看，吃起来却没有味道的。问题出在哪里？在于没有节制地用水，增减没有根据规律。
要紧的第二句话就是：煮粥的水忌加，煮饭的水忌减。米用多少，水就相应用多少，这是有一定比例标准的。就像医生煎药，一盅水还是一盅半，煎到七分还是八分，都有一定比例的，要是照自己的意愿增减，不是药的味道没煎出来，就是煎太过，失去药性了，服用也没有效果。不善于做饭的人，用水没有标准，煮粥就担心水太少，煮饭担心水太多，多就舀掉，少就添水。不知道米的精华都在米汤里面，沥掉饭汤，等于把米的精华也都沥掉了。精华去掉，饭就成了渣滓，吃起来怎么会有味道？粥煮熟后，水和米混合得很好，就像米酿成了酒一样，担心太稠又加上一些水，就像在酒里掺水一样。加了水，酒也就成了糟粕，那味道还能喝吗？所以善于做饭的人，加水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分寸，做到恰到好处，再加上火候均匀，那么做粥做饭，不求出众也能与众不同。
宴请客人有时要用饭，一定比家常吃的饭要精美一些，怎么使它精美些呢？让它有香味就可以了。我曾经给媳妇出主意，预先准备一盏花露，在饭刚熟的时候浇上去。浇过后盖上盖子闷一会，拌匀以后盛到碗里，吃的人都以为是米好，以为是什么奇特的品种，不知道只是寻常的米。这办法我珍藏很久，今天才跟人说。用这种方法时，不一定要整锅浇遍，那样很费花露，这办法就不能普及了。只用一盏浇一角，够客人吃的就好了。花露以蔷薇、香橼、桂花做的最好，不能用玫瑰，因为玫瑰的香气客人容易辨别出来，知道不是谷物本身所有的。蔷薇、香橼、桂花三种花的香气和谷物的香气比较像，令人难以分辨，所以适宜采用。
《韩非子·有度》韩非子
原文：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燕救赵，取地河东；攻韩拔管，胜于淇下；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庄、齐桓，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则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此亡之本也。若是，则群臣废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数至能人之门，不一至主之廷；百虑私家之便，不一图主之国。属数虽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所以任国也。故臣曰：亡国之廷无人焉。廷无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务相益，不务厚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断于法，而信下为之也。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辨而易治，故主仇法则可也。
故曰：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谬，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民，退淫怠，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人主释法用私，则上下不别矣。
译文：
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强大，也不可能永远衰弱。君主依法办事，国家就强大；君主不依法办事，国家就衰弱。楚庄王曾并吞二十六个国家，开拓三千里疆域；楚庄王抛下国家死亡之后，楚国便随之衰弱。齐桓公吞并了三十个国家，开辟了三千里疆土；齐桓公死后，齐国因此衰弱。燕襄王以黄河作为国界，以蓟城为国都，攻破了齐国，消灭了中山国，得到燕国支持的国家威望就重，没有燕国支持的国家威望就轻；燕襄王死后，燕国也因此衰弱。魏安釐王攻打燕国救援赵国，夺回了河东魏国的故地；攻占了韩国的管地，又在淇水下游取胜；魏国的军队遍布天下，威风传遍中原文明的国家；魏安釐王死后，魏国随之衰弱。所以有了楚庄王、齐桓公，楚、齐就可以称霸；有了燕襄王、魏安釐王，燕、魏就可以强盛。如今这些国家都衰败了，是因为群臣官吏都去干那些使国家动荡而不是使国家安定的事情。这些国家本已经混乱衰弱了，他们的群臣又都丢掉国法而营私舞弊，这好比背着干柴去救火，国家会更加混乱和衰弱。
现在这个时代，一个国家能够除掉奸邪谋私之行而遵循国家法令的，老百姓就能安宁并且国家就能安定；能杜绝图谋私利的行为而实行国家法令的，军队就会强大而敌人相对弱小。所以明察得失又有法度的规定，用来驾驭群臣，那么这样的君主就不可能被臣下欺诈；明察得失而又以法度作为标准以了解远方的事情，那么君主就不可能被天下轻重颠倒的事所欺骗。现在如果按声誉选用人才，那么臣下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面紧密勾结；如果根据朋党的关系来推荐官员，那么老百姓就会致力于结党勾结而不求依法办事。以虚假的名声为依据奖赏，以诽谤的流言作为依据施行处罚，那么喜欢奖赏而厌恶处罚的人，就会丢掉国家法定的职责，玩弄个人手段，互相包庇利用。因此忠臣无罪却遭遇危难而死，奸邪之臣没有功劳却坐享安乐利益。这是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如果像这样，群臣就会废弃法度而设法捞取个人权势，不把国家的法令当回事了。屡次进出奸臣的家门，一次也不到君主的朝廷去；天天想着自己的好处，一点也不考虑君主国家的利益。君主的下属官吏虽然很多，但都不是朝廷所需用来尊崇君主的；各种官员虽然一应俱全，但却不是君主所需用来承担国家大事的。所以下臣我说：衰亡的国家朝廷中没有人。朝廷里没有人，不是朝廷中的臣子少了；私家致力于互谋私利，不致力于富强国家；大臣们致力于相互推崇，不致力于尊崇君主；小臣们拿国家的俸禄去培养私交，不把官员职责当回事。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君主在上面不依法决断政事，而听凭下面的大臣胡作非为。所以圣明的君主用法制来选拔人才，不凭自己的意愿来用人；按法制来考核臣下的功绩，而不靠自己的主观来推测。有才能的人不被埋没，坏人坏事无从掩饰，徒有虚名的人不能进用，遭受诽谤的人不被免职，那么君主就能明辨臣下的功过是非而国家就容易治理，所以君主依法办事就可以了。
所以说：高明的木匠用肉眼测度木材也合乎绳墨的标准，但首先一定要用规和矩作为标准；智慧极高的人虽很快就把事情做得合乎要求，但必须用先王的法制作依据。所以用法令来治国，就是用法令作为标准衡量事物罢了。法令不偏袒权贵，绳墨不迁就曲木。法令该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敢争辩。惩罚罪过不避开大臣，奖赏善行不漏掉平民。所以矫正上面的过失，追究下面的奸邪，治理混乱而判断谬误，统一人们的行为使其合乎规范，没有比法令更好的了。整治官吏而威慑民众，遏止过于懈怠的行为，制止诈伪的发生，没有比刑罚更顶用的了。刑罚严厉，臣下就不敢凭地位高轻视地位低的人；法令严明，君主就能受到尊崇而不受侵犯。君主得到尊崇而不被侵犯，那么君主就会强势而掌握治国的要领，所以先王把法令看得很重并将它传下来。君主如果放弃法制而用私意办事，那君臣就没有区别了。